3年前的春天，仇晴的女儿一岁半，工作和母职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胶着，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母亲。一通电话打过去，母职呼叫转移。
母亲汤晓红的拒绝干脆利落：“我不能帮你带孩子，我有我想做的事情。”彼时，汤晓红50岁，从未想过帮女儿带孩子，而是卯着劲发展苏扇文化。在一个退无可退的年纪，她守着底线不动摇。“我这个年纪，一旦回归家庭，就很难再出来了。”
对仇晴来说，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这就是她的母亲。
两个女人似乎坐在了跷跷板的两端，一头要往高处走，另一头就不得不落下去。在女性命运的窄处，答案似乎指向绑架与牺牲，但在这对母女身上，产生了另一种可能性。
“人家粉丝好奇提问，你为什么要板起脸来怼人家？！”
“我不是怼，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讲话的！”
“新品扇子的扇头圆的好看！”
“我觉得还是方的好看！”
……
自从3年前汤晓红和仇晴开始一起在抖音上直播卖苏扇，母女俩吵过的架比前30年加起来还要多。尽管彼此心中都绷着一根职场的弦，但创业伙伴之间的争执还是难免变成母女间的倒苦水。
仇晴的眼泪总是先掉下来：“我今天这么辛苦，还不是因为你想搞苏扇！”
汤晓红一口软糯的苏州口音，每个字又像是拍在桌面上的：“你妈妈的性格你知道，我不搞苏扇会死不瞑目，哪怕众叛亲离我也要做！”
距离那天的直播开始还有半小时，汤晓红努力绷着眼泪，她是直播间的出镜人，要顾忌仪容。仇晴是助播，她撂狠话不播了，汤晓红瞪圆了眼睛问：“你确定吗？！”仇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抹掉眼泪，调试直播设备，开播后把鼻音重解释成感冒，这一篇就算翻过去了。
下一次，她们还是会争吵，还是会翻篇，还是会跟这把扇子紧紧缠绕。
她们直播间里的扇子，是起源于苏州的折扇，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宋代起就是文人雅士的“怀袖雅物”。
拿起一把苏扇，汤晓红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姑苏风雅，而是人。做框的人、雕花的人、竹刻的人、画扇面的人……汤晓红的丈夫是开料的人，也就是用机器把木料劈成扇骨的雏形，和其他工序上的师傅一样，十七八岁进厂，心思全在手艺上。
但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小时候的仇晴对苏扇的印象却很稀薄。她对老扇厂的记忆停留在1998年，那年她5岁，跟着大人去办爸爸的下岗手续。懵懂的她并不清楚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直到很多年后，一位与父亲差不多时间下岗的师傅同她讲起当时的窘境：三十啷当岁，看着手里的一沓钱，不知道以后的路在哪里。
那之后，家庭的担子落在汤晓红的肩膀上。丈夫虽然在机械模具厂找到了新工作，但又受了工伤，需要手术。家庭开支骤然吃紧，女儿的补课费也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那时的她只比现在的仇晴大几岁。提起仇晴的三十几岁，汤晓红是羡慕的，“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年轻时，汤晓红被分配到丝绸厂工作。她曾想去新落成的苏州工业园区闯一闯，但被她的父亲极力反对。再后来，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完全盖过了她自身的需求和自由。
“我妈妈是很坚强的人，我从来没有听她抱怨过一句话。”取而代之的是对仇晴的全力托举。“读好书才有出路”几乎是那一代苏扇家庭的共识，他们不允许下一代继承手艺，迫切需要一种确定性。
仇晴从小擅长写作。读高中时，相关专业的老师看过她写的小说认为很有天分，可以发展。汤晓红托人打听，得知女儿或许可以参加艺考，考中戏的戏剧文学专业。
但对一个本就咬紧牙关生活的家庭来说，艺考意味着什么？
“艺考班一节课的费用等于我父母大半个月的工资。就算能考上，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太强了，我们没有试错的成本。”仇晴亲眼目睹过那种失去工作之后的人生失序。于是，按部就班地高考，从西班牙语系毕业，成为一名翻译，是她握紧命运的方式。
直到现在，这份惯性让仇晴在购物时仍倾向于选便宜的。而每到此时，汤晓红便会说，你就选你喜欢的。仇晴就像汤晓红的镜子，照见心底的缺口。
汤晓红真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已经45岁了。
2017年，走上管理层的她被丈夫当年所在的扇厂聘为负责人，一度担任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命运让这个家庭和苏扇再次相逢，汤晓红被激发出一种使命感：“仇晴爸爸当年没活干，在这里下岗，我去一定要把它做得蒸蒸日上。就这种想法。”行业的萧条依然在持续，且直观体现在工人的收入上。大多数扇厂工人的月薪只有1700块。微薄的工资撑不起因常年工作佝偻的背，越来越多工人像仇晴父亲一样选择转行。
自立门户的个体师傅也难逃行业衰败的阴影。曾经有一回，客人定制的扇子需要一种特殊工艺，汤晓红寻遍师傅后在一间保安室找到了会这门手艺的人。对他来说，当保安意味着每月2000元的收入，而做扇子可能几个月都没有订单。
若非迫于生计，手艺人鲜少会主动放下自己从少年时就拿起的刻刀，就像仇晴的父亲。在仇晴工作后不久，他便又回到了扇厂。“当时他工作的机械模具厂即将上市，经济前景很好，但他就是要回去做扇子。”
制扇师傅们的离去和归来让她备受触动。制扇是苦活，有的师傅因为严重的颈椎病，睡觉时要把头垂在床沿，几乎垂到地上。“如果不把扇子宣传出去，我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
她一直是个要强的人，年轻时在丝绸厂上班，总是车间里的第一名。她对“做事”的渴望一直都在，这一次，她绝不含糊，年龄、母职、金钱，都不能再阻碍她——从那以后，她带着扇子和师傅跑遍全国各地的展销会，希望找到一条与外界连接的路。
“扇子卖不出去，不是工人的错，是经营者的错，我不是想要伟大，我只是不想在苏扇的史书上，手艺断在了汤晓红的手里。”汤晓红说。
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出头，扎在展销会的人堆里，踮起脚尖、抻着胳膊，远远望过去，只能看到一把扇子被举在半空中，摇摇晃晃。
作为女性，汤晓红身上有传统的烙印。她曾经搁置自我价值，直到女儿长大成人，才重启自己的事业。她身上又有现代女性的一面，在即将退休的年纪成为扇厂的管理者，仿佛没有一般人在这个年纪对“躺平”的渴望。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标准是她那一代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也是苏扇的困境。
离开扇厂后，汤晓红曾与一位电商老板合作，对方提议在抖音直播推广苏扇。但很快，双方因价格策略的分歧而分道扬镳。
比如拿货价1000元的扇子，对方定2000元，但汤晓红对此不认同。“我认为1300元比较合适，价格太高，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她语气坚决，“作为苏州人，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苏扇，而不是用高价吓退他们。”
两人不欢而散，但汤晓红有了意外收获——她终于找到了那条让苏扇走出去的路。“求来的订单很难把手艺传下去，苏扇需要的不是被扶持，而是被看见。”
当汤晓红提出要自己做抖音时，做扇子的丈夫却头一个反对，担心她做不好会丢了面子。这一次，汤晓红决定一意孤行，但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的她很快陷入新的迷茫。3年前的这个时候，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苦恼和设想，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被卡住了。
仇晴看着母亲这副模样，于心不忍。她至今记得，当她决定陪汤晓红从头开始学做抖音时，汤晓红的眼睛就像是被什么点亮了。两代女性在此汇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她们的手中悄然展开。
当一个50岁的女性和29岁的女儿决定一起创业，付出和取舍都是彼此无法回避的隐痛。
仇晴的父亲本就不支持汤晓红创业，现下更是反对女儿的加入：“你让仇晴帮你，就是害了她。”
仇晴结婚后与丈夫生活在成都，回到苏州不仅意味着夫妻异地、骨肉分离，还要离开稳定且收入优渥的翻译岗位。
“我不知道这把扇子到底能走多远，我不想耽误仇晴。”汤晓红和仇晴订立了“半年之约”：用半年时间摸索账号运营、培养员工。半年后，仇晴还是要回到既定轨道当中去。可半年又半年，母女俩一直在往前走，谁也没有回过头。
期间也有大学同学问及仇晴的工作，仇晴回复在做扇子，对方打出一个问号。这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回答，圈子里的人都在做外贸或是翻译，社交平台上尽是大家在各国旅居的照片。每当刷到那些照片，仇晴脑袋里会有一秒钟的空白，“不是失落，也不是羡慕，有点复杂” 。
“到现在我都在想，如果仇晴不跟我做扇子，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这个念头一直横在汤晓红脑海中，但她不敢动摇仇晴，“没有仇晴，我就没有左右手了。”她只能在自我拉扯中，把事情做下去。
最初，由于经费紧张，她们没有租专门的工作室，第一个直播场地是仇晴的卧室。仇晴的床被拆了，只能打地铺，孩子跟着汤晓红夫妻睡在唯一的床上。
每天早上8点，仇晴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回来后准备11点半的早班直播，下午2点下播后开始发货，直到晚上6点，期间要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来。晚上8点晚班直播前，仇晴的父亲必须把孩子带出去，10点直播结束后才可以回家，不然孩子找妈妈的哭闹声会传到直播间里。
她们的第一场直播在2022年6月17日。苏州的夏天笼罩在闷热的暑气里，仇晴的父亲带着孩子躲进地铁，小小身影在大大的车厢里跑了整个夏天，直播间终于稍有起色。
“苏扇市场很难一下子火起来。”究其原因，价格和文化形成的门槛反倒是次要的，一些商家用机制冒充手工、单纯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市场乱象，要靠日复一日的正向宣导去修复。“这件事没有技巧。”汤晓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