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对古巴，犹太人抱有类似对上海一样的感激

文 | 云也退

卡斯特罗90岁寿终正寝，对这位革命领袖，拉丁美洲经典款枪杆子领导人，犹太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数据可以证明：1959年，古巴犹太人数量达到史上最高，共有15000人左右，绝大多数在哈瓦那，拥有五所犹太教堂，一所犹太中学，还有一间犹太洁食餐厅。但是卡斯特罗革命爆发后，九成以上的犹太人都选择了移民，“一哄而散”，不在这里玩了。

拉丁美洲的革命领袖跟犹太人水火不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时期，国内的犹太人社群缩水了一半以上。原因很简单，犹太人来到拉丁美洲，要的就是世界主义的气息，是这里高度混杂的血统形成的社会氛围。哪里有混杂，哪里就缺少占统治地位的族群，反犹主义就缺少土壤。然而，革命都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杀奔而来的，必须煽动仇外。卡斯特罗当政之后，一直视古巴为眼中钉的美国人收容了大量犹太移民，将他们安置在迈阿密。生活重新开始。

之后，美国犹太人就连前往近在咫尺的古巴旅游都受到了限制，直到冷战结束才渐渐恢复往来。不管世界分裂得多么厉害，犹太人始终扮演着一种“国界虚无者”的角色，他们是黏合剂，是串联人，上帝关上了门时他们打开了窗；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很乐意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国之间钻来钻去。

但是犹太人对古巴的感情仍然很深——不仅因为古巴当了他们去美国的跳板，更是因为这小小的岛国在二战时期收容了大量的犹太人。去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哈瓦那的塞法迪犹太人中心还举办过题为“永志不忘”的纪念展。对古巴人，犹太人抱有类似对上海人一样的感激，即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去那里定居。

▲ 哈瓦那的塞法迪犹太人中心

这里就要介绍一个人：彼得·盖伊（1923—2015），柏林一个犹太家庭的儿子，16岁随父母来到古巴，后来定居美国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他有一本回忆录《我的德国问题》，读此书，便可知古巴对于危在旦夕的德国犹太人来说，不亚于大船倾覆之际的一条救生艇。

那是1939年5月，老弗洛赫利希（盖伊家的德国姓氏，意思是“快乐”，到美国后改姓“Gay”，也是“快乐”之意而非男同）意识到再在德国待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就去找家族的老朋友帮忙。当时，从汉堡上船取道古巴前往美国的逃生通道已经开通，弗洛赫利希家赶快去办古巴签证，然后预定了一条移民船“圣路易斯号”。

弗洛赫利希家里很有点钱，“圣路易斯号”是一艘豪华轮船，预定5月13日出发前往哈瓦那。4月中旬的时候，盖伊家就拿到了护照。

但是，老弗洛赫利希是个慎重的人，在安排好所有事后，他仍然不放心，担心在登船前的两个月里会发生变故：纳粹会不会突然加强了迫害力度？会不会船还没开，他们全家就被先推进被送去不知什么地方的火车了？他又去看票，发现4月27日有一艘“伊比利亚号”，跟“圣路易斯号”属同一个航运公司，级别也相当。他当即决定改乘这艘船走。

然而，5月13日的船票已经拿到手了，要想改一艘船，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所余的时间不足。父亲决定冒险在船票上做手脚。船票是印有哥特字体的一张仿羊皮纸，有涂改的可能，但仍嫌不够厚实，动手必须非常小心。彼得·盖伊后来说，父亲用一把直刃剃刀轻轻地刮纸上的字，一点一点地，St. Louis和May 13的墨水字迹黯淡下去，纸张的褐色小碎屑在父亲的手指之间堆积起来。为了防止墨水在纸上化开或流动，他用拇指指甲盖轻抚刚刚刮毛了的纸张的表面，慢慢地按压，然后，他模仿原字的笔迹写下了新的航班信息，模仿得可以乱真。

船票被纳粹官员检查时，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要是那官员对船票有一点点怀疑，他们肯定没法活着出去。所幸一切顺利。然后，4月7日那天，他们要耗半天的时间在纳粹移民局里，官员要检查他们的护照，加盖一系列印章。排队等待检查的人很多，前边一慢，后边便催促起来，彼此推推搡搡，一个穿着褐衫的党卫队员不耐烦地朝着人群大吼大叫，所有人立刻缩了回去，唯唯诺诺不敢出声。

在队列中焦急等待时，盖伊的父亲突然犯了老毛病——肾结石，瘫倒在地动弹不得。母亲早有经验，赶紧将父亲搀扶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打吗啡针，这药剂也是一个药剂师冒险送他们的，纯粹是因为信任他父亲不会上瘾（否则早晚要败露）。父亲缓过来后，一家三口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重新回到移民局等待的队列里。护照在过最后一道关的时候，还有一件小插曲：父亲居然睡着了。太太和孩子把他轻轻弄醒，那之后，他一直与企图征服自己瞌睡搏斗，身体动不动就来一个打挺。

没有一个官员对他们产生怀疑。这一切结束后，弗洛赫利希一家变卖财产，将一些舍不得卖的东西装箱带着。4月27日，三口人在汉堡港像其他普通游客一样登上“伊比利亚号”，贪婪地喝着船上提供的肉汤，坐着躺椅沐浴在阳光下。彼得·盖伊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将船沿途停靠的地方——安特卫普、南安普敦、切尔堡、里斯本，每到一个地方就画上一面小红旗。他在哈瓦那画了一面大大的红旗，然后在美国那里写上了“目的地”一词，后边还加了个问号。

盖伊说，他始终保持警惕，这是他在德国磨练出的能力和习惯。在船上，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没有脱离德国的领土，必须神态自若，周围的人究竟是一般的旅客还是跟他们一样打算一去不返的人，他并不了解，所以更不能随意露出破绽。两个星期之后，他们抵达哈瓦那，住进了早已定好的一户人家家里，而这时，“圣路易斯号”才刚刚从汉堡出发。

5月27日，盖伊忘不了这一天：“圣路易斯号”按照预定时间来到港口，已先一步抵达哈瓦那的德国犹太人，还有本地的犹太居民，都去港口迎接。他们看到船了，却不见人下来。这船上的937个旅客中，只有30人是普通乘客，其余907个都是企图移民的犹太人，他们也都像弗洛赫利希一家一样持有（非法途径搞来的）古巴签证，但是，仅仅相差两周时间，纳粹的反犹令已经跨越大西洋来到加勒比。当政总统菲德里克·L.布鲁在压力之下，突然宣布所有签证无效。全船的人无法落地，只能坐等。有人去跟古巴政府谈判，船上有钱的犹太人则雇了小艇绕船游走，大声喊话，要船上人切勿泄气。

▲ 圣路易斯号客轮停泊在哈瓦那港口时船上的犹太难民

这艘船后来成了一桩有名的悲剧。船在古巴、波多黎各和美国之间转了一圈，包括美国在内，都拒绝接受船靠岸。“圣路易斯号”最后只得返航，船上的犹太人被分散到四个国家收容：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除了分流到英国去的二百多人外，其他人几乎没能活到战后。

而在哈瓦那，彼得·盖伊看到的是什么呢？

“幸运的是，哈瓦那能让我喜欢。城市里有很多建造年代不远的高层楼房，仍有老居民区的魅力。我走道路两边，路过但从未进去过那几幢豪华旅馆，它们主要是给美国游客或西班牙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人住的。我喜欢一次次在码头久久踱步，观察着随处可以遇到的迷人的混血人群。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中美洲印地安人、加勒比岛屿上的黑人和中国移民混居在一起，互相认识并融合，他们……向纳粹的‘纯种’神话呈上一个五彩斑斓的反驳。没错，古巴社会多少也有一些肤色等级制，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确信地说自己是血统纯正之人。”

哈瓦那人很穷，公交车司机穿着破衣烂衫，在大街上以碾死猫狗取乐；邮递员穷到监守自盗，感觉某封信里可能藏有值钱的东西就自己昧下。盖伊在古巴的日子是为移居美国做准备，他们也没什么钱，不能随便找工作，抢古巴当地人的饭碗，事事都要听从房东安排，不过最紧要的一点是哈瓦那可以提供的，那就是自由的感觉。混杂意味着自由，纯正则表示迫害。

盖伊说，他经常疑心自己所处的其实只是一个现实，在另一个平行的现实里，他是“圣路易斯号”上九百多人中的一员。他福大命大，搭上了加勒比海上的救生艇。“亏得我父亲，我才能站在哈瓦那港看着‘圣路易斯号’，而不是随船航行，要是我不幸上了那条船，我还能活下来吗？我还能成为美国公民，拥有一个美国家庭，成为一个美国教授吗？数字已说明了一切：几率很小。”

题图：彼得·盖伊

（本文原标题：《古巴，加勒比上的犹太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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