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天正在做电影节的观影指南，看到奥斯卡奖的影片《绿皮书》正好第二天上映立马买了电影票。这部电影几乎没什么观影门槛，人物塑造上中年绅士遇上泼皮混混人设给人物戏剧性添彩，公路片的简单类型加上喜剧效果，不得不说这部片子在策划上就赢了。
《绿皮书》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真人事件改编，讲述一位伟大的美国黑人音乐家Dr.Shirley与拥有强大解决纠纷能力的意裔白人混混司机Tony之间的故事。身为白宫上宾、身兼三个博士学位的黑人Dr.Shirley执意前往南方进行巡演，希望以此来改变美国南方对黑人的歧视观念，而Tony则被他雇佣充当巡演司机和生活助理，来解决他在路上极大可能因歧视造成的麻烦，保证他巡演的顺利，而黑人南行旅游攻略《绿皮书》就是他们避免与白人社会发生直接冲突的重要保障。
影片中Dr.Shirley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他身为白宫的坐上宾受到极高的尊重，但是南方白人庄园主合法奴役黑人的普遍社会氛围中，Dr.Shirley决定南下以促进这种社会进步观念的发展。在南下途中，黑人群体给两人所带来的景象是震撼的，Dr.Shirley从高高在上的帝王跌落成社会景观中的一个异类。这让我想起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他保持优雅得体的礼仪，拒绝吃炸鸡这种垃圾食品，住在黑人旅馆时候只一个人默默喝酒，不融入黑人社会、不听爵士，他在看到Tony不诚信的行为后予以指正，这种姿态使Tony感到十分不快；但Tony也在一路上看到了他族裔的卑下处境与帮助Dr.Shirley摆脱因歧视造成的侮辱与人身攻击，并为他的才华所折服。
他们俩在行事逻辑上有很大的不同。一向直来直往的Tony有很多不解：为什么Dr.Shirley总是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姿态？为什么他不用拳头反驳其他人的暴力行径？Dr.Shirley用行动回答了Tony，后天的努力挣来的名誉地位才可以真正获得别人的尊重。在风雪中，Tony爆发认为自己比Dr.Shirley更没有身份地位更“黑”的时候，
Dr.Shirley终于自怜身世，说出“自己演出供白人欢笑，但是自己的族裔又不接纳自己，那我是什么东西”这种的宿命。但Tony的话给了他契机，让他放下身段深入黑人社区，是真正把他当做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另外两名音乐家，把他的敏感小心翼翼的安放。在圣诞节演出嘉宾Dr.Shirley没有在席间吃饭的资格，但是他在黑人小酒馆表演JAZZ却赢得了黑人们的欢呼。
有意思的第一个地方是：这部电影被认为是“黑白一家亲”，是奥斯卡政治正确的选择，被指责其内核是“白人救赎”。但是我觉得被视为白左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Tony对Dr.Shirley的改变和最后黑白一家亲的结尾，少数族裔的镜头和Dr.Shirley在浴室被认为是同性恋被抓的情节和艺术性并不违抗。许多人认为，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了符合“libtard”将人设强行与LGBT\黑人\弱势群体关联，从而挤压了其他少数族裔的空间是对其他族裔的一种歧视。确实如此。在《尖峰时刻》里客串过一位女杀手的章子怡曾经在访谈里谈到：好莱坞给到“亚裔”的角色太简单了，往往会给很表面化的，但凡有一点内容，他们宁可给黑人演员，而且会给很低的薪劳，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挤破头都要这个机会。是的，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对于黑人/LGBT/弱势群体的优待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白人的特权心理是一种按压，对于其他少数族裔却也加重了不公。尤其是当面临职场时，这种直接冲突就明显很多，《绿皮书》镜头一闪而过的墨西哥裔仆人和亚裔酒保就是明证。这部片子所反映的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典型的意识形态和逻辑，把阶级矛盾转化成族裔矛盾，在国人利益角度这种“政治正确”无疑是治标不治本。但我们起码应该认可，这部电影在反歧视主题上所展现的巨大影响力。
《四重奏》里面有一个我认为很经典的场面：四个人在一起吃炸鸡，世吹雀和别府司在吃炸鸡，没有问过森谕高和卷真纪就加入了柠檬。于是森谕高提出来说：为什么不单独放柠檬汁，而是加在整盘炸鸡上，因为有的人喜欢加柠檬，有的人不喜欢。两人觉得他小题大做。森谕高继续说，这里有两种文化。为了举例，森谕高让别府司问自己——“要加柠檬吗”，再自己回答“嗯”。他继续说，这样是“理所当然地问”，并不解决问题，别人只能回答“嗯”，事实上被迫顺从没有选择。别府司奇怪要怎么问，卷真纪于是问森谕高——“有柠檬吧”，森谕高回答“有”。森谕高选择去讨论这个现象，而不是放任它过去。
在中国这样明里暗里的歧视绝对不少见。所要强调的是，《绿皮书》中对于美国黑人60年代的境遇描写放在今天有极高的借鉴意义，与其讨论说美国的社会问题，或许世界范围内的有色人种族裔与所在国家之间都有着这样与那样的冲突，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我在豆瓣上看到这样一个信息：
下面的回复是这样的：
最后回应是套用模板的一次戏谑：
我不想上纲上线来描述这一个“戏谑”的行为中有多少是善意又有多少恶意，或是想达到某种反讽效果，但如果不是在豆瓣的社区里，是在微博或是其他环境，我想这个“戏谑”必然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正面与反面攻击与指责、意指与形变，这难道就只是美国的现实吗？
我认为这是奥斯卡作为一个学院奖的初衷，也是《绿皮书》里Dr.Shirley的初衷，一部电影能够流传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改变人们潜移默化的观念，比治标不治本的反抗更重要，因为观念直指引着人们的行为。讨论“政治正确”的合理性前，首要讨论的是这种存在的概率，在美国歧视一定会有，但是社会活动几乎很难看到明显鼓励歧视的行为，对比六十年代可谓进步了很多。六十年代的Dr.Shirley被庄园主人家介绍给宾客，却不能使用宾客的厕所，只能用黑奴的厕所；在圣诞节被邀请给饭店用餐的名流演奏，可是却不能在饭店用餐。这些人表面上极度尊敬不展现歧视，但潜意识里将黑人携带疾病或是有种族差异当做理所当然。南北问题是欧美殖民主义的原罪，在谴责欧美的种种“赎罪”行为对其他移民群体的不公外，我们也确实承认在中国本土，这种歧视不在少数。在中国对黑色人种的恐惧只会比表面迫于“政治正确”不显露的美国更疯狂。指责奥斯卡“白左”的人有两类，一种是亚裔或其他少数族裔，觉得黑人/LGBT/弱势群体就享有特权，造成了亚裔的整体地位受打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另一种是，明明换白人演也不影响艺术性的电影，为什么一定要要让黑人/LGBT/弱势群体来演？他们忽视了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问题。
再仔细想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白左黑人电影、同样奥斯卡出身的《被解救的探戈》，许多人认为昆汀本身就是佳作的代名词，毫不怀疑其艺术性。那么《绿皮书》的简约与佳构的喜剧氛围里，Tony和Dr.Shirley的故事就达不到这种艺术性了吗？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电影都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将精致的艺术回归平实，未必不是另一种艺术形式。历数近几年的奥斯卡入围佳片，《荒野猎人》、《为奴十二年》、《水形物语》、《聚焦》、《三块广告牌》等等，每年对于奥斯卡奉行“白左”政治正确的讨论十分激烈，Tony尚且在看到Dr.Shirley的处境后，指责他有钱和地位，而自怜自己比黑人更“黑”，那如果奥斯卡的提名影片都是黑人/LGBT/弱势群体电影，就一定要选不是这一类的电影作为最佳电影来打破所谓的“政治正确”？而这部《绿皮书》神奇地点出了奥斯卡处于这种争议中的困境。
在这里我想用到一个“自我指涉”或者叫“自指”的概念。这通常是一个语言学或者逻辑学上的概念，说的是一个句子描述这个句子本身的情形，比如“这个引号里有9个字”、“这不是英语”、“你在阅读这三个例子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趣味”。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反身性”，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起码有三种角度——自我反驳（Self-refutation）即悖论，自我反思（Self-reflecting）即理性的张扬，以及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即在人的各种活动中不同主体、对象之间的相互诠释和建构。这在很多学科领域中都能找到例子，比如数理逻辑学上有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1.我们永远不能发现一个万能的公理系统能够证明一切数学真理，而不能证明任何谬误2.如果一个公理系统可以用来证明它自身的相容性，那么它是不相容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设集合S是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即“S={x|x ∉ S}”。那么问题是：S包含于S是否成立？首先，若S包含于S，则不符合x∉S，则S不包含于S；其次，若S不包含于S，则符合x∉S，S包含于S）。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停机问题（假设有一万能算法God_algo输入任何二进制编程程序都可得出结果→程序可以结束True或者程序不可结束False，那把这个程序带入自身将会loop forever而无法得出结论）、曼德勃罗集（计算机计算非线性迭代公式Zn+1=Zn2+C再依点设色从而得到“上帝的指纹”图形）。艺术领域埃舍尔自我指涉的矛盾空间（视作“衔尾蛇”的《龙》）与巴赫精准对位法所作赋格复调音乐（“谢泼德调”与《哥德堡变奏曲》之卡农）、电影《云图》所展现的平行嵌套结构与《湮灭》中的生物自我重构组织现象。这的确是一个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不断复现的现象，而社会学家曼海姆就提出过“知识社会型”的理论模型，在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反对以涂尔干为首的法国理性主义社会学“站在对象外部研究对象”的方法论，从而使自己陷入格尔兹所谓的“曼海姆悖论”。
德国历史主义的相对传统认为认识事物要根据发生的具体指涉框架才能客观地把握之，曼海姆据此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建构起“知识社会型”理论雏形。曼海姆反对“否认一切真理”之激进相对主义，认为自己是“承认真理存在，视语境才可以理解真理”的关系主义，但这一温和的相对主义仍然难以规避“悖论”。从逻辑结构看，历史主义命题是一个全称判断，即命题说话者同时亦是命题指涉的对象，进入了“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循环，另外该命题又是一个否定性判断。二者共同作用，就使曼海姆的历史主义陷入自我反驳(self-refutation)的状态。具体来说，如果“任何思想都受到思想者目前生活情境的限制”的命题是真实的，那么，该命题本身也必然受到其说话者当时的社会情境限制，因此它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反之，如果这个命题是假的，那么则可以得到这个命题为真的结论。曼海姆认为，这种悖论的解决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研究者能否提供具有普遍性的指涉框架，强调社会历史多元化前提下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共同知识背景，使得人际沟通和理解成为可能，再者是研究者本人的独特知识背景、价值观能否被发觉，并且理清这些内容在过程与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
曼海姆提出解决之道，他认为凭借诠释学所张扬的整体和部分之间、语境与文本之间的“诠释学循环”，可以达成某种普遍性的理解；从反身性的自我指涉可以进入观察者的自我澄明和自知（self-awareness）以此来达到观察者做出客观解释。“关键不是要求个体的社会存在性消灭掉，保持一种‘价值无涉’姿态，而是利用这种社会存在性，为获得意义的客观性理解服务。”研究者本身的社会性存在问题并不是置之不理了，而是要承认文本理解中存在着研究者的社会性因素的前提下，寻求实现理解的客观性途径。这种自我考察和自我阐明在曼海姆看来是知识社会学的题中之意，是命题里“自我指涉”特性规定的。他还对知识社会学“自我反思”的特征做了阐述，“在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已经消解的社会中，各种集团运用意识形态武器来反对所有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方法已经变成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正是这种方法的扩张，使得一个观点和解释不再可能在攻击其他观点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使自己免于受同样地位的攻击。”所以在“一切知识都具有特定社会根源”的前提下，知识社会学必须把自己研究他者的方法和理论反身性地用于自身的研究，从而成为一条自我指涉性质的“反思”规范。这种自我反思有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运动，即改变位置不改变地位来研究“不同的人的不同思考”和通过社会地位上下变化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来获得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视角和能力。
“曼海姆悖论”的存在为后来自觉发展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留下了巨大的讨论空间，但是理论总难落实的实践中，许多人类学家都否证了曼海姆在跨文化理解方面的理论努力，但在我看来《绿皮书》却是能瞥见与其理论上许多相呼应之处。
在《绿皮书》这一由六十年代真实事件改编的人物轶事中，剧情在选择构建两个主要人物（即Dr.Shirley和Tony）的人物背景时，就是以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纵轴与横轴的构建来以小见大的。比如在Dr.Shirley这一人物建构中，从一个黑人小孩至成年人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待遇和地位不平等，以及通过求学成为钢琴师、习得语言学博士等三个博士学位的成长经历，使得Dr.Shirley这个人物的“自我”具有鲜明地“反身性”，非常符合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自我指涉性质的“反思”规范。
电影把南方黑人活动指南《绿皮书》作为线索，把Dr.Shirley设置于“自北向南进行音乐巡演需要依据《绿皮书》来安排食宿”和“黑人在南方活动危险”的社会语境之下，使Dr.Shirley成为普遍性社会语境下黑人群体中的一员，其外在地位呈现弱势；同时，电影在个性上将Dr.Shirley设置为伟大的音乐家、白宫的座上宾，描述了具有反差性的强势社会地位，呈现了人物自身矛盾的弧光，建构了人物的第一重自反性——“自我反驳（Self-refutation）”。
根据曼海姆对于“知识社会学”中“曼海姆悖论”的解构，“知识社会学”在自我指涉性质的“反思”规范下，要横向的“在具体指涉框架下”“改变位置不改变地位”来研究“不同的人的不同思考”。影片中Dr.Shirley实际地位并没有改变，而是相对改变，实际上是在南方与北方（黑人弱势地位/白人优势地位）的语境下通过与除Dr.Shirley以外的“他者”——司机Tony、同行白人音乐家、南方农场主与黑奴、黑人车童与白人招待等——对比出来的。这些次要人物都众星拱月般烘托着核心角色Dr.Shirley，并且构成了多组对照及回环式心理鄙视链。
影片中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影片中有这样一段镜头：Tony成为司机的第一天，需要将Dr.Shirley的行李摆放至汽车上，但是黑人车童却认为司机Tony应该将行李放上后备箱，但Tony不动声色，而两位白人音乐家则感觉Tony颇为奇特。关联起Tony面试时音乐厅高高在上的Dr.Shirley的形象和Tony在行前和行中与家人朋友们的对话，Tony对黑人并没有歧视，顶多是一些成见。这里建构的复杂语境中起码有这样几对人物关系：黑人车童对于职业同等地位Tony作为黑人Dr.Shirley司机的轻慢（种族歧视语境下无意识的自轻自慢）；Tony作为帮Dr.Shirley处理纠纷的司机（优秀音乐家的问题解决专家），对本应同等职业地位黑人车童心理上的居高临下；以及Dr.Shirley同事白人音乐家对Tony的忧虑与惊讶（出于对Dr.Shirley的尊重进而担忧Tony对黑人的态度，同时Tony解决纠纷的手段）。于是通过对环绕在Dr.Shirley身边的“他者”横向对比我们可以得到：北方语境下，Dr.Shirley＞白人音乐家＞白人司机Tony＞黑人车童，职业的社会地位决定待遇，种族因素属于隐性因素；而进入南方语境，Dr.Shirley的职业地位则无法决定待遇，显性种族歧视甚至使得他的职业受辱、人格被质疑（演奏厅的钢琴被丢置了许多垃圾、在浴室因同性恋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