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05年到2016年，南方周末持续关注聂树斌案，共刊发报道16篇，评论4篇。12年来，多位编辑记者接力，完整记录了聂树斌案的全过程。
“无罪”宣判后，聂树斌父亲面对直播说：“我感谢你们媒体，尤其南方周末赵凌，十年前就非常关心这事。”
下面是其中三位曾参与报道聂案的记者的手记。点击这里，可以阅读南方周末对聂案12年来的追踪报道。
原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2005年至2009年参与报道聂案
《“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 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
我在办公室开着word文档，脑子里正盘旋着“青春”二字。这是我们正在准备的一个专题节目，蒋勋先生会来博雅小学堂解读青春版《红楼梦》。
朋友圈突然看到聂父号啕大哭的照片，“无罪”两字配着聂树斌青春的脸庞。大脑空洞。起身关上门，任眼泪流下来。
聂树斌的青春残酷地结束于21岁，他坟头的青草一枯一荣，到如今已是21载。而我也从一个激烈的年轻人步入中年，有了自己的孩子。
漫长的剧情安排在历史的此刻结尾，恰似一个致青春的集体告别。迟到的正义归还了聂树斌的声名，他终于能以清白之身告别青春。这11年也浓缩记录了我的青春与理想，最锐利的年华。我一直说，记者只是尽了本分，没有额外的功劳。
离开报社已经两年，如今我的工作和孩子有关，和曾经的记者同事一起给孩子们做些人文启蒙。我们也会给孩子们讲新闻。我想过要不要讲聂树斌，但很快就否定了，太残忍。
当时山东高院重审消息出来时，我曾说，信任已然耗尽，无力欣喜。和那些漫长绝望的沉重相比，翻案的欢愉过于轻柔。
过去一周，我体会到了巨大的能量，一些多年失联的同学朋友辗转找到我，向我了解案情表达敬意，还有几个已定居海外。我们博雅小学堂的好多个粉丝群都在讨论聂树斌事件，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接受过不同层次的教育。有妈妈给我发来红包，托我转交聂树斌的母亲。聂树斌出人意料变成了全民话题。
我对这个事件因而有了积极的理解，它来自这些普通人身上的正义之光。我觉得，聂案能翻，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如此之多普通人在惦念关注聂树斌，在私人场域发表观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想致敬每一个表达过自己正义的普通人。
聂案中，人们在批判之后，也在反思平庸之恶。即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聂案从抓捕到枪毙，这个链条中的每一个案件参与者都有过说“不”的机会和权力。
我想聂树斌仍然要讲给孩子们听，但不会讲残酷的真实。我会说，如果你的老师诬陷了你的同学，说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你会怎么做？你选择沉默，还是说不？
我想必须要给我们的孩子讲讲聂树斌。媒体人苏更生在看过美国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说，正义是一种教养。是的，正义是一种教养，我想重复一千遍。
原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2007年至2014年参与报道聂案
《聂树斌案，拖痛两个不幸家庭》
我介入聂树斌案报道的2007年，是中国刑事司法的标志性年份。那一年的1月1日，死刑复核权上收最高法院。虽然只是“收回”，没有惊天动地的突破，但它对整个刑事司法理念和程序的影响，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义。现在看来，说它是十年来中国法律界最重大的进步都不为过。
聂案恰好是在这一年重现生机。在这之前，聂家人从来没有收到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没有判决书，也是河北方面拒绝接收申诉材料的说辞之一。2007年4月，聂家人突然收到了判决书。他们拿着判决书到河北法院申诉，还是无功而返。但，这一次他们到了北京，最高法院接收了他们的申诉材料，而且有个回复，让他们跟河北高院联系。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公开明确介入聂案。
此前法律界也在呼吁，让更超脱的机关来复查此案，但最高法院的再审审查并不是法定动作。最高法院在聂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接收申诉材料的动作背后蕴含什么信息，是否意味着聂案翻案的可能性在增大？更关键的是，再审审查程序和再审程序本身都是不公开的，媒体和公众应该如何监督和参与？如果说之前两年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案件本身的疑点上，那么聂案下一步最该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启动再审和再审的程序。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法律学者向我引荐了一位体制内人士，我们三人在咖啡厅里聊了一个晚上，喝了十几瓶啤酒。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那么多酒，到最后已经快瘫倒了。这位人士对聂案很了解，也是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最高法一直在关注聂案。他还透露了一点，假如王书金案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在聂案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最高法院不会轻易核准王书金死刑。
后来那篇报道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是不实报道，因为报道出来之后聂树斌案再审就又没有任何动静了。在写稿时，我们也试图做一些印证。但大案要案，特别是聂树斌这种“重中之重”的案件，知道的人很少，能透露的就更少了。从报道技术上来讲确实有极大的风险。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公众对这个案件确实极为关切，是真的在审查还是不了了之，这样的怀疑会投射到对这个报道的反应中。
后来我和南方周末的报道更多地集中在再审审查程序上。2014年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进行复查，一定程度上也是媒体和法律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聂案平反，让人感到现世中的一丝安慰。也有很多人感慨正义终将实现。这话也没错。在形而上的世界中，正义多晚到来都不为晚。这正义晚来的几十年里，疑罪从无、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少杀慎杀等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理念，伴随着聂案的平反进程一步步一点点散播。作为法律记者，对这样能引起公众强烈参与的案件求之不得又不忍遇到。作为一个公民，我对晚来的正义感到深深的遗憾。
原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
2011年至2014年参与报道聂树斌案
《聂树斌案：河北复查十年，山东重来一遍》
至今，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这个长长的标题——《“真凶”上诉求增其罪，聂树斌案绝处逢生》，南方周末记者赵凌。2007年我上新闻系大三读到这篇报道时，震撼至极。
多年后查找资料，我读到2005年初河南商报的首发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记者范友峰、楚扬，时任该报顾问马云龙先生。他们是新闻界的骄傲。
悬案11年，几代记者前赴后继。2011年，我有幸加入了这支打捞真相的队伍，仿佛获得了某种使命。
这一年9月，六十多名律师和法学家齐聚石家庄，召开聂案研讨会。我在当时供职的财新网上发了一篇短稿。记得那一路细雨蒙蒙。短暂的喧嚣后，聂案再次沉寂。
不久，我加入南方周末。编辑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就是关注聂案的机会。聂案，从未在编辑部的选题单上消失。
2012年春节前，我得到一个令人错愕的消息：因为长期的曝光，受害者康某家人忍无可忍，状告聂母及律师名誉侵权。
节后，我和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打了个车，穿过石家庄城去了西郊的下聂庄。那会儿李律师的头发很多，也还没戴上那标志性的民国范儿的礼帽。
《聂树斌案，拖痛两个不幸家庭》一文，编者按如是总结：“聂树斌案，已成为司法的一道伤口，只要不愈合，两个不幸家庭的痛，就无法停止。”
2013年6月，当王书金案即将再次开庭时，我们都以为，最著名的聂树斌案也该有结果了。
赵凌把当年的采访资料，和殷殷嘱托，全部交给了我。火车上，我有些恍惚，似乎是在赶赴一场入行后的仪式。
6月25日上午，邯郸，骄阳似火。大部分赶来的记者未能获准旁听王书金案。庭审在上午11点即告结束。和以往一样，喧嚣之后，又是沉寂。
去邯郸之前，我找到了当年侦办王书金案的原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他对我的来访将信将疑。我们点燃烟卷，从最不相干的事情谈起，从傍晚6点一直谈到凌晨3点多。最后，这位老刑警在我房间仅有的一张床上沉沉睡去。
按照约定，对他的访谈2015年4月才刊发。2005年初，郑成月曾对友人说起心中愿望：翻案那天，他要到下聂庄那棵百年古槐下，和聂树斌的父母照一张相。
2012年2月，结束采访后，聂母不顾腿病执意送我到路口。车缓缓开出时，我看到了那棵古槐——合抱粗，枝干苍劲，挺立于北方的天空下。
2016年12月2日，当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告改判聂树斌无罪之时，我并不惊讶。我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
我知道，那位老警察终会有机会来照这张合影。
点击下方蓝字
订阅：2017年《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