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耀彤，男，
1975
年
10
月生人，汉族，聊城市东昌府区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四级高级检察官，厦门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题记：谨以此文，献给《送法下乡》初版二十周年。
那天就在他的惊叹声中结束了。其实我知道，哪有这么神奇，还不是拿出半辈子陪他。他这起要求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只不过是蹭了我以前化解他另外一起案件的功夫而已。老权这辈子也够倒霉的，摊上两起大事，一起我以前化解过，他那时候也心疼我，说不能俩事都找赵院长，跟我提过一句这事，没让我管，我也没问。但就那一起案子，我跟他成了哥们。我请他出去练摊，陪他散步聊天，听他叨唠他这辈子各种委屈，听他吹嘘各种神奇。我们检察院西边有条林荫道，到这我还大中午头里时不时陪他在那里转悠多半小时。我就是他的情绪垃圾桶。他自己说过多次，自己花钱
“雇”的律师听他说话十分钟后就不耐烦的说“就这些事，我听清了”，远不如我这样听他叨叨他家里各种乱七八糟烦心的事情。我很理解他这种寻求倾诉的心理，他失败的人生我拯救不了，但我当个倾听者、当个垃圾桶总是可以的。他很信任我。所以当他实在憋不住给我提起这个要求公安立案侦查的事情时，我给他讲了人家公安局没做错，说了理由，他立刻就接受了我说的话。
看着神奇，其实是因为这里面有我们上百小时的直接接触。而且，我没有因为岗位变化就不再搭理以前的老上访户，我继续把新电话号码给他，听他叨叨陪他解闷，所以在他提出跟我现在工作有关的事项时我才能刀劈斧凿如汤沃雪展示超人般的神奇。
是这个人生非常失败、家庭也失败的老男人有多大魅力吸引我跟他聊天吗？不是，当然不是。还是前边过的那些道理，责任让我产生尊重、责任让我产生喜欢。有了这种尊重和喜欢，才能让自己的随时随地可以找到的付出不那么痛苦，而且你见到他之后也会自然而然从脸上洋溢出幸福和喜悦来，这种微表情能很好的感化到人。
这就是今天想跟朋友们交流的另外一个接访方法
“抱定终生，不求速结”。一句话直指人心，马上就说服对方，谁不想?但那只是个美好愿望，在复杂的接访工作面前，我们要有长期付出的准备。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但同时也有重要的技术意义，因为我们只要是表现出急于结案的态度，对方的诉求就会紧接着水涨船高。我们开展工作，要对工作对象的基本特点有个大体的把握，长期信访户和反复缠访户看起来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特性就是时间成本极低，他们相对于我们似乎是有无限的时间。基层干部本来就已经是把周末都用来加班了，正式工作还忙的昏天黑地，时间成本极高。聊天两个小时，对我们和信访户来说意义完全不同。他们啥事没有，就想尽量多耗我们的时间在他们身上，而我们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处理、还有更多当事人老百姓等着我们去服务。所以想尽快结束谈话是不但是我们本能冲动，甚至都可以说是我们的道义要求
——我们要把时间用到刀刃上，在单位时间内尽量提高我们的有效产出。这是双方在时间成本面前的优劣所在，但既然我们承担这项任务，那就要超越抱怨和牢骚，同时还要尽量合理分配工作时间。
接访时一定要克服住心里的厌倦甚至厌烦，要舍得把自己大量的工作和业余时间拿出来听他们讲，陪他们聊。这样才能吸附进而化解，而且，不要想着见上三五回这个事情就了啦，不能抱怨
“这事啥时候是个头”、“咋还没完没了啦”，因为这事就没个头，就得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豁出去才行。有次在中国社科院讲课，课后同学提问，有同学问“赵老师，上访户反悔怎么办，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又反悔了怎么办？”。我说上访户反悔太正常不过了，反悔就反悔呗，接着陪他聊，得豁出自己下半辈子啊！要想到化解这个人既然是我们单位的信访责任，既然我负责这项工作，那我这辈子就陪您了。而我们真正有了这种豁出一辈子陪您聊的劲头，而不是上推下卸、相互甩锅，反倒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对方主动要求息访的电话。让我在聊城信访界声誉鹊起的老贾和张某夫妇都是这样突然告诉我他们接受息诉罢访方案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让我高兴的蹦了半天——真是蹦了半天。
我们是承担着国家基层治理责任的一线干部，不像很多信访管理者一样只是对别人提要求。信访管理者和信访治理者对信访难度的感知完全不同。前不久我在网上参与一次北大组织的学术讨论，某五院高校的一位教授在严肃批评另外一名五院高校副教授时说到自己曾经在最高法院见习接访，由于他有高超的说服能力，所以三五天内处理完十几起信访案件。本来没准备发言，听他这么说就忍不住回应了他一下，我说您根本不可能在几天内化解完这十几起案件，您做得只是将他们劝返，是把化解任务继续推给基层，是向基层甩锅而已；而且，从进京上访户的角度看，他们到了最高法院，进行了登记，拿到了最高层面
“依法处理、妥善处理”之类的批文，就已经达到了进京目的，他的诉求在基层干部面前已经获得了巨大加持，他可以满意的拿着登记或批文愈发“强悍”地来到基层干部面前提更高要求。回应之后，他没有说话。尽管我不指望教授在五天内就了解信访工作，就了解上访户的心理，但我还是对他表现出的基于管理者的官僚态度感到震惊。管理是从科层体制内部说的，是对下级提要求；而治理则要考虑科层体制的外部性，是切实解决科层系统面临的外部难题。向下级提要求压担子是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无可厚非，但假如丝毫不考虑治理的实际难度甚至如教授一般对这项工作的治理难度一无所知，就会成为严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这种官僚态度，是在基层涉诉信访治理中必须避免的。避免这种态度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案子就是我自己处理，而且这个案子我会搭上我的下半辈子。
跟不少老信访同志交流过，他们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信访没有啥好办法，就是把对方糊弄回家就行。我则总是跟对方提醒，这个说法恐怕不妥当，更好的办法是：只要你这个人沾上我，你就永远走不了。我会用尽全身解术把你吸附在我身上。
10、
建立并运用口碑，把自己修炼成武器。这个问题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范畴，而应该属于接访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素质外溢之后，会有群众评价，而群众评价，就不是自己的大吹大擂，不是系统内部的先进表彰，而一定是和职能相关的社会圈子里面各色人等的口耳相传。上访户长期浸淫其中，很容易打听到接访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打听之后，就会对接访人产生强烈的信任。在接待上边这些老上访户过程中，我的口碑也不是没有发生作用，但由于他们心理诉求太大所以还不好看出效果，但他们大都在接触我之前打听过我。在其他我没有写入的非疑难复杂信访、闹事化解过程中，口碑的效果简直就是立杆见影。比如我接待的某村村民集体准备闹访案，那个案子的确是我们自己的法官工作不当激化的，我也给了那位法官严肃的批评。他对案情判断错误，做出不利于村集体的判断，大概对判断不是太有信心，还想着以判促调，给村民代表讲明如果判决结果会很不利，希望村民接受调解方案。这激怒了村民代表，跟法官争吵，法官也没有敢下发判决书。村民代表回村后积极组织大型集体访。该法官立即向我报告，我听完情况后就知道该法官思路错了，同样的事实应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我立刻电话联系村民代表，那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了。我向他表明身份，说这个案子要更换承办人，由我本人审理。他们大概正在喝酒，一大帮子人嘴里在那不干不净的骂，说你们当官的都不是东西，我们明天就去市委告你们，去一百人。我一听对方说的是酒话，也就委婉中断了谈话，赶紧准备第二天市委接访预案。没想到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打了回来，向我道歉，并且说相信我能给老百姓个公道，服从我的审判，绝对不会拉着老百姓集体闹访。我很奇怪，也不相信他咋就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慢慢问才知道，他亲表妹是我化解的另外一起涉房屋一房两卖问题的业主集体的群众代表，那个官司非常复杂，找了律师也没怎么说到点子上，最后彻底赢了官司，她对我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都是相当认同。他提到了他表妹，我就放下心来，这起突发集体访也就消弭于无形了。
口碑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你得真懂业务，也就是说得有专业口碑。尽管我在谈信访问题的时候很少讨论法条，很少采用法治话语，但我丝毫不认为涉法涉诉案件可以完全脱离规范法学的帮助。长期上访户由于常年跟法律缠斗，大都无师自通地学习了很多
“法律知识”，他们对法条采用偏义切割、偷换概念等方式穿凿附会，进行错误解释支持自己的不当诉求，这时候我们必须有点斗争精神，敢于把法的真谛拿出来。不过说实话，很多法官只能够跟同行交流，因为大家默认了许多知识前见并共享着相同思维模式，而这种不需要言说双方共同接受的缺省设置在上访户那里是没有的，于是就只能感觉对方说的是“歪理”，但又说不出哪里歪来。这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功力不足，如果功力扎实，自然就能够用我们的各种解释手段把道理说清楚，让对方不好意思在我们面前坚持他对法条的错误理解。真有这个能力以后，才能真有这个口碑，我们都是基层干部，圈子很小，大家水平几斤几两都门清，上访户不但会被他打听到的口碑影响到，而且能在与本人接触时感受到在法律知识方面强大的碾压感。坦率跟同志们说，好几个气势很足的闹访人都被我用“自己”碾压过，不少上访户之所以有执念，是来自于他们一次两次在北京、济南的法律咨询，也许他给人家律师的信息就不完整，人家也就给他说了个他想要的结果，他们就认为自己的看法有京城方面的加持因而很瞧不起鲁西乡野的小吏看法，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候我总是很不厚道的卖弄自己在北大讲课的经历在几所高校带研究生的事情，说你对法律问题这么有研究你咋不去北大讲课不去大学带学生？他就立刻没了气焰。但我接着还立刻接着哄一下。
第二就得是真干净。我写过不少文字谈论法官的干净问题，中心就是一个
“诚”字，毋自欺也。自己干净不干净，不是自己吹出来的，不是自己在演讲时挑出几次拒绝贿赂的经历，弄点感动自己的泪水就能骗的过去的。骗过自己之后，在面临贿赂时再找几个比如“这是友情啊、这不是索贿啊、不要回得罪人啊”之类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这是没有用的。你是否真干净，常年吃法律饭的从业者们都清楚。上访户们喜欢到处打听，假如他们从不同律师、法律工作者那里都得到一个“干净异常、畏而爱之”的口碑，那就足够动摇他自我打气时在心里对我们的妖魔化。有些人总以为别人给自己送了东西只有天知地知，没外人会知道，其实人家给你送了东西，哪里对你还心存尊重，他一定不会对自己科处保密义务，他一定会传出去。
第三就得是对老百姓和气、没架子，并且
“有真事”。“有真事”也是我们这里的土话，大概就是说话算数不忽悠人的意思，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反复提到了。如果自己真正把这些其实在不少人只是当成道德规范宣示给外人看的东西都做实到自己身上了，那就会由内而外洋溢出这种“负责任、敢担当、有真事、没架子”的气质，这种气质就会外化为口碑。
口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来源于主体的个人修为，但又不等同于个人修为。人们在传播过程中为了扩大传播效果，信息优势者为了在信息劣势者那里扩大信息优势，倾向于在传播过程中夸大事实至少是增加修辞，这也就是常说的
“钱过手少、话过口添”。口碑传播同样有个失真、极化的过程。无论坏口碑还是好口碑都是如此。干了点坏事，被人传出去就可能传成恶贯满盈；而干了些好事，也有可能被人锦上添花——后者我也已经多次遇到过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被锦上添花的口碑的力量。
对口碑问题的延伸讨论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问题。很多人试图在依法治国名义下抹去一切德性色彩，但这带来的必然是法治实现成本的飙升。让有德性的人去做司法者、执法者，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13、
激化同情，
“你的事情我很可能没法管了”。这个第十三条我本来不打算写，我深怕这个做法会影响到其他同志。这最后一条跟我作为基本经验的“揽到自己身上来”和“抱定终生、不求速结”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好像跟“以自己为方法”的主题相悖。但是，我觉得共产党员还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至少在三起案件里面采用了这种泼凉水的办法，大幅度降低了对方的心理诉求，成功形成了息诉罢访。就像治病一样，需要补泄兼施。我们对上访户们尊重怀柔，形成相互之间的情感信赖，但对方如果还是提的要求远远高于法律能够允许的程度，我们就应该适当泼一下冷水。而泼这个冷水的时候，同样要“以自己为方法”，要“揽到自己身上来”。和颜悦色地告诉对方“哥，法院这地方工作压力太大，你瞧瞧兄弟都熬成啥样子了，我准备去高校教书，只要组织批了就走”，或者说“老姐姐，我这一段身体很不好，可能有点大毛病，我准备请几个月长假去治病，就不能帮你了”。类似的话能够赢得对方的同情，并且让对方产生“赵院长走了谁管我的事情？”的焦虑，这就相当于一盆温和的冷水。让他在感动的同时想想我们两年来在缠访过程中我的付出，相互的沟通交流，他会在对比其他接访人员之后更加珍惜这最后的与我交流机会，会更容易接受合理的提议。
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手只有在前面所有的招法都一样不落的使用完毕后，而且双方已经有着高强度的吸附信任和情感依赖的前提下才能使用。不然只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一个官油子在耍滑头，根本不可能触发对方心底深处的柔软部分，不可能引发对方的同情，以及基于同情的焦虑。比如前边说的翁某，我就在一连串高强度时间加情感付出后示弱。说实话，也真不是装病，我自
2019年6月分管民事以来到本文写作时体重已经下降20斤，这20斤道理检察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那时候常常一天三顿饭吃不下去依旧肚子胀痛，脸色蜡黄，不是一个大夫建议我好好做个检查。我告诉她大姐，我可能有点大问题，要请几个月假好好查查。她突然就受不了，眼泪汪汪的劝我保重身体。她说这些年她接触了好多当官的，从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而且那些人见了她很快就提拔不管她的事了。就我一个人提不了但还认真管她的事。她说了一个多小时的感谢我的话，最后签了协议。协议之后，她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候晚上十点多也打，她不是反悔，她只是感谢我，关心我的查体的进展。搞得我都觉得采用这个招法，真是有些对不起她。
上访户是很烦，但他们同样还是我们的老百姓，心底还是有善的。
第二阶段工作的动力和支持系统
前边讨论的是笔者沉淀总结出的工作方法，打个比方来说，这些方法就是驾驶过程中的方向盘和导航系统，它引导我如何开展这些工作。但基层涉法涉诉治理者在这无休无止的难啃铁馒头
——用笔者本人这曾经的老文青不入流的白话诗来形容就是“一床又一床湿透了的厚棉被”——面前，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工作动力？如果我们真想把奉献精神体现在这样泥泞不堪、绵延不绝、没完没了的具体繁杂事务上，就一定要找到自我调节、自我打气、自我转换的具体策略。战场上好的指挥员对战士进行有效战斗动员前提就是他一定要从战士们不同的心理实际出发，要走到战士们的心灵里去。宏伟壮丽的大口号是一个方面，它能够产生作用，但不会持久，“不能期月守也”。想让自己在工作中产生持续的工作动力，也不能光指望自己对自己高喊口号。要自己走入自己的心灵，技术性地找到自我激励的途径，并不断反思自己保持积极态度的办法，从而能够让自己精神饱满的从事这份工作并且不至于沦陷在疲惫厌倦牢骚甚至抑郁的情绪中。工作中经常听到不少同志被老上访户或者繁杂的事务搞得抑郁寡欢，这就是缺少对抗他们身上负面情绪的积极能量导致。“我们凝视深渊，深渊也回报以凝视”，我们化解上访老户、吸附上访老户的同时，一定要有让自己保持高昂状态和工作动力的积极态度和技术路径，不然就会被他们身上无底洞似的暗黑能量给带到深渊里去。
1、
研究自己的工作。我在这里要报告的
“研究自己的工作”跟上面说的“琢磨人”是不一样的，内容也许有点交集，但主要作用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有明确的区分。上面说的“琢磨人”，是说要分析研究我们面临的工作对象，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它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工作的技术方法问题。这里说的研究自己工作，是把自己当成自己的观察对象，用“他者”的眼光分析自己面对的麻烦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分析自己的应对策略甚至自己的情绪反应。一句话，在作为基层涉诉治理者的赵耀彤之外再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创建一个作为研究者的赵耀彤，用后者研究前者的工作。作为基层治理者的赵耀彤，是有外部性的，他的工作必须对工作对象、对同事、对组织负责；而作为研究者、观察者的赵耀彤，则更多的属于自我。后者当然不完全是个自我满足好奇心的事物，他同样能够对作为治理者的前者在方法方面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或者指引，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反思复盘的过程。但后者最主要的目的是用来满足自己心灵深处的好奇心，而当一个事物主要是用于自我满足时，它就不会给主体带来压迫感，不会让主体在某种纪律、制度要求下“被迫”从事工作，他就会自己做引导自己产生工作的不竭动力。
中央要求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要走进社会运行的客观实践中；而搞社会科学的学者必须进行的基本功课就是田野调查，但无论是干部下去还是学者搞田野调查要受到许多限制。首先是时间、经费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其次还有调查者本人的经验质感是否建立、被调查者是否诚实等主观方面的限制；以及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用语言传递信息时无法避免的添附或衰减。由于这好多方面的限制，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很多社科调研的失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之类的优秀作品之所以少见，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作者得天独厚的调研条件。应星老师同时具有作为基层治理者的挂职身份和作为研究者的学术身份，又有机会在
“平县”呆了很长时间，所以才有这种经典传世。我们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当成田野调查，则几乎就没有什么成本，如果我们再加上一点传统君子的“正心诚意”，自己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不要自我拔高和欺骗，那么我们就是平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真实学术资源。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回报以凝视”。我们面对无休无止、此起彼伏的各种上访、闹访等事情，不得不接受他们身上暗黑粘滞的负面能量——化解信访的第一步就是吸附。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把这些负面能量转化排解，那我们自己也很容易被带入到郁郁寡欢甚至牢骚抱怨的情绪中去。我们一旦开始研究自己的工作，就能够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构建起另外一重人格，而且能在内心世界里让作为思考者的我处于作为治理者的我之上的更高层面，这样作为治理者的我所承担的一切委屈压力都会变成作为思考者的我的丰富养料。表层的我失去了多少，更深层的我就会收获多少。借用佛教里面的一个词说就是“转识成智”，心理能量不但会保持平衡，而且还能够产生强烈而且不断的好奇：好奇作为治理者的我下一步的工作会成为啥样。
同志们，坦率说，我是以审判为业，但以接访成名的。虽然我没有什么体制内荣誉，但是我去北大、社科院等顶级高校讲课，都是让我讲接访。这还是我占了制度角色的便宜，我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变成田野从而让我得天独厚的获得了资源。但这个资源不少同志都有，但可能都作为不得不面对的负面资产被迫接受，而没有当成富矿。说实话，同志们，不少朋友建议我讲本文出书，我也想出。但就是觉得既然身在检察院，就应该补充点检察控审接访的实际案例，或者特殊经验在里边吧，但是等了一年多也没有像样难度的案例让我录入，我又不想把那几个三五个小时处理掉的案件充数，这就让本书拖了下来。期待对青海的同志们有启发，让大家都研究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当成田野。关于田野和思考的关系，同志们可以搜一下苏力老师讲述个人治学经验的《何为田野？创造田野！》，还有他老人家给我那本小册子写的序言《占了制度角色的便宜》。
用超我监督自我，超越本我，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老生常谈，不过这里的超我更多是德性意义上的，这个心理机制也主要是用来解释并建立各种道德自律。而笔者讨论的
“研究自己工作”，是指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面让“思想者”和“实践者”人格分离开来再相互对话，让“实践者”的在现实世界泥泞不堪中的痛苦坚持，转换成“思想者”在精神世界里持续不断的灵感来源，这是个动力机制，不仅是一个自控机制。当然，这里面也有自控，比如“思想者”通过分析“实践者”的得失告诉后者采取更好更恰当的行为表现（主要是德行表现）和更好的工作策略等等。但“研究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产生工作动力和兴趣。
我们在不少给基层干部写的先进事迹、宣传材料中都常常见到一个词：
“坚守”，用这个词来描述基层干部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说“坚守这个岗位多久多久”。而秉持社会科学的冷酷态度看，这个褒义修辞是有问题的，因为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其实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这一辈子只能在这个岗位工作，与其说他是带有主动选择意蕴的“坚守”，不如说他是没有选择机会的“不得不守”。基层干部，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想换个工作岗位，非常之难。既然很难更改自己的外部环境，就不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创造一种研究态度，生成一个思想人格，让这个思想者日益饱满强大，让他更靠近自己的心灵本质，并成为自己情绪的主宰。这样即便自己在工作中遭到误解、遭到奚落、遭到不公正待遇，也能够迅速超越出这个“治理者”的现实得失，转而能够从思想的角度获得更多启迪。
保持研究，保持思考，保持自己对自己的思考，这样才能让自己实现超越，找到动力和兴趣，对旁人看来繁杂的事务产生喜欢。这样我们才能在社会学家动员
“呼啸着奔向田野”时，会心一笑：“我这里就是田野”。
2、
喜欢文字。文字是人类获取超越意义的途径，正是一个又一个方块字的组合，才让我们获得了安措灵魂的栖息地，才让我们有了抒发情志的出气口
——那些在宗教语境中庄严不坏美好清净的天堂、净土、禅境，也无非是被文字创造出来的以文字为符号的象征。文字，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完成面临的具体工作，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文字，迅速实现对现实繁杂事务和情绪泥潭的超越，让我们能够在身子俯在尘埃里的同时，在灵魂里开出花来。前面一个问题说的是通过对工作、对工作中的自己抱有一种研究者的态度从而实现自己对自己的超越，但这个超越是一定要通过文字来进行。不但我们在脑海里让研究者和治理者两个自己对话时必须依靠文字进行，而且我们研究自己的结果也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以研究自己为方法的自我超越才算最终完成。一切苦难也罢、思考也罢，如果不最终变成文字，就不会有收获感。
不少朋友都是视文字为畏途的。他们说起话来也许嘟嘟噜噜、没完没了，可让他写个几百字的学习心得，甚至发个二百字的朋友圈都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当一个人对文字的把握还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喜欢文字，他会觉得文字对他来说不但不是个动力系统，甚至是个巨大的累赘。而一旦超越这个阶段，打破文字表达的樊笼束缚，就如同让大脑长出翅膀，文字就会极大的反哺我们的心灵。诚然，文字表达的确不是不学就会的东西，但并非不可跨越。基于笔者本人的亲身体验，我觉得从不喜欢文字表达到克服对文字表达的恐惧，到喜欢甚至依恋文字，是有些困难，但也不是有多么艰难，刻意坚持读书写作一段时间，就能够跨越这个坎。而一旦跨过这个坎，那就立刻能够体验到文字对自己包容、支撑、鼓动的作用，让我们能够在工作途径之外获得另外一种也是更靠近灵魂内核的自我实现。
科层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流动性差，被安排在基层岗位上的法官客观上上升通道非常狭窄，我们基层干部要冷酷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一点，而且我们要有扎根意识，要有螺丝钉精神，不能好高骛远，整天眼皮子朝上，一心想着往上爬，那样得平白在工作已经给我们的压力之上又增加了另外一种不能在仕途上自我实现的压力。我们把工作干好，干的非常好，但未必就一定能够得到在职务上晋升的机会，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自我实现通道，那就很容易陷入自暴自弃丧失工作动力的庸碌，甚至走到和光同尘从工作中谋取利益的反面。重视基层工作经验，选拔使用优秀的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在官僚主义仍然相当程度存在的当下，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政策就一定能落实在自己身上。而在基层干部燃烧生命的奉献付出被官僚主义者忽视、无视甚至羞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条不需要外物的自我实现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文字，它是成本最低而且收效最大的自我实现方式。也有的朋友选择在工作之外搞点文体活动来调节、放松情绪，但文体活动其实跟我们的工作是两张皮，它们不能相互助益。而文字则能够实现工作经验、体验、观察、思考的物化，可以把它们统统变成文章，变成能够与他人交流分享的东西，而且能够获得学术圈朋友们的接纳，这就等于是我们把工作中的烦恼苦痛都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养料。这样我们干的越多、也就能够写的越多，能够获得的学界认同也就越大，这也就能够让我们把自己基于工作体会的思考转换成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能够集结成册出书，能够到顶级高校里面讲座或学术交流，这就极大地满足了我们与生俱来自我实现的需要，能够化
“烦恼为菩提”。于是通过文字表达，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科层体制对自我实现的禁锢限制，让自己的影响力超越科层体制给予我们的成长空间，获得学术体制中顶尖学术群体的包容和接纳。而我们同样要冷酷的认识到，我们跟学者对话交流凭借仰仗的只能是我们对工作、对实践的丰富认知和敏锐把握，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对概念体系的掌握、对理论理解的深度与学者交流，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系统研读经典著作。我们当然要掌握基本的概念体系，那也是开展工作的必须，但我们毕竟不是专门搞学术的，我们要立足于我们在对话中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只能是我们呕心沥血付出的工作——正是这些呕心沥血的工作，让我们有了与学者对话时的底气。想到这些，我们就会感恩自己繁杂的工作面对，我们工作中强大粘湿的外部压力也就成了我们生动活泼的精神动力。
当然，我们的文字还不仅仅是描述、表达我们的工作，它没有这么功利。我们可以爱好诗歌，我们也可以涂抹诗歌。还有什么事物比诗歌更能走进我们自己呢？年龄一大，很多话都不好意思明说，能够触动我们的、能够抒发我们的，只能是那曾经触动过另外一个心灵的诗句。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啊！这种美好的成本又是多么的低廉！
常有朋友奇怪我为何这么忙还能写出一些东西，而且从我的写作里面也能够看出我还是有一定阅读量。这里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下班很晚，到家后不但累的要命，而且烦的要命，头也疼的要命，这种情况下读书写作都根本是不可能的。我的办法就是早早睡觉，我一般十点到十点半左右就已经睡着，然后在两三点的时候醒来，稍微活动一下就开始自己的阅读或者码字。这时候万籁俱寂，白天里所有的繁杂都离我十万八千里，我也根本不用担心手机会响，不会有任何事情打扰我。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琢磨什么就琢磨什么。我可以看法条，也可以看历史，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而看诗和小说。既然文艺能够愈合自己、鼓舞自己，又何必不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满足一下自己呢？白日里所有的委屈和伤害，都会在此时时刻消融在一行行隽永性灵的文字里。六点左右的时候就会疲惫，这时候睡上半小时回笼觉，然后精神饱满的再次回到工作中去。
喜欢文字，在文字中找到安慰，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实现，这是处于科层体制最底层的我们愈合自己、并找到动力的最有效率的路径。
3、
下班就回家。在不少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都会有人说自己如何如何加班忙工作，然后几个月没见过孩子等等。听到这我常常会心一笑；然后在我们省院系统上查一查他到底承办了多少案件，接着再会心一笑。我知道人很难在自我陈述的时候不夸大自己的奉献，特别在这种言说对象只有内部人时，不需要担心公众的质疑审核，更是喜欢找一些老生常用的桥段来完成这表演式宣传
——这种宣传其实已经不是宣传本来应该具有的“用话语争取支持”的含义，而只是借助已经有的权力体制强行去推广话语。我对这样的大话一向是持怀疑甚至鄙夷态度的，奉献了多少就是奉献了多少，没有必要把自己说的那么惨。我不是有意对自己的同行刻薄恶毒，而是基于我自己对基层工作量的感知：你承办的案件就那些，你还有两名辅助人员，你又没有为手下兄弟把所有疑难复杂案件和信访揽过来，你连半篇像样的调研文章都没有——你的工作量绝对会大大低于我，你怎么可能那么忙呢？天天回家这么晚，加班还是跑出去喝酒了？
说实话，我很奇怪这么多同行咋有这么多重要的推辞不掉的酒局需要应付。以自己为方法，反躬自问一下我自己：我们法院是山东省收案数前十的大法院，我分管我们单位一多半员额法官、全部民事、商事案件，咋就没有什么酒局需要应付呢？这不是一篇讨论廉洁自律的文章，也就不继续这么诛心。简单说几句就是，人都避免不了自己有亲戚、同学、哥们需要一年吃上几次饭，但你天天有酒局需要应付，那一定就是用权力来交换的。想想你自己为你参加的酒局有没有付过账就能接受我这个道理，平等的跟自己哥们吃饭，是需要轮流掏钱的，常年白吃白喝，那一定就是在吃请，是用权力在交换被请的机会。
继续回到找寻工作动力的主题，下班就回家，减少那些毫无必要的交游或者干脆说拒绝以各种名义进行的请吃交易，是恢复精力、保持动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工作占用我们的时间不止每天八个小时，而且在目前这种案件压力下，想干好而不只是应付工作，每天八个小时是根本不够的，我们就说每天十个小时吧。在工作时间，我们身心俱疲，不会有认真
“研究自己的工作”和“诉诸文字”的机会，想完成这两项自我提升，只有把它放在“十小时”以外。下班后赶紧回家，在自己的情感港湾里与自己最亲爱的人打闹嬉笑，是最能够放松自己的神经、让自己从紧绷、焦虑中走出来的事情。工作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交面向了，各行各业的人我们都得应付，何必再用休息时间去扩大无聊的交际，增加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而且，即便在酒桌上多认识几个人能够扩大点知识面，那效率又有多么低？在山东酒局上，主要时间就是喝酒，哪里有什么交流的时间？而在如此便捷发达的信息时代，我们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可以用一个中国最底层小官吏的身份，跟学术圈最顶尖的大咖成为好朋友，跟他们聊天，看他们聊天，就跟当面赐教没有什么区别。这收获比起在外边喝酒吹牛要丰富的多，他们给予的智识启迪，简直就是醍醐灌顶，能够省去我们大量思考分析的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交游，节省有限脑力，才能在工作中分配更多动力。
4、用党性激励自己前行。用党性来激励自己真不是一个新话题，它是任何一名共产党员的必修功课。任何机关单位都有机关党委（或机关党支部）这样党建工作的专职部门，党建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党建带队建”、“党建引领工作”，从而把党员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外部化为具体工作中的奉献付出。也就是说，“用党性产生工作动力”本身就是我党党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这样的话语我们也时常在各种工作报告、宣传报道中看到。没有人怀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撸起袖子加油干”本身就是党性的重要体现。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把这个口号变成自己不竭的内生动力？以致于我们在偶尔懈怠懒惰的时候、在彷徨犹疑的时候，反观自己的“党性”，就立刻被它耀眼夺目的光芒刺痛、蜇醒，从而再次奋发起来。
用党性来激励自己，让党性成为自己内生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不仅仅让党性两个字停留在我们写作的学习心得和工作汇报中。我们要把党性在实践中历练，在
“事上勘磨”。党性不是独立个体在自己内心世界里、在概念天国里高来高去的自我对话、甚至谈玄说秒，不是在先进事迹报告上的自我标榜、粉饰和涂抹。它既然是以改造世界为任务的共产党员基本素质，那么它就必然具有外部性——或者换句话，我们必然要从外部视角来理解党性。
党性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它内涵丰富深厚，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笔者只讨论它在激励自己工作动力时展示出的几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党员要忠于自己的誓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忘我的奉献精神；其次是这种奉献精神是不求回报的，尽最大努力取消掉付出里面的功利色彩；再者这种奉献是干净的，要在工作的同时展示自己的良好德性；第四就是一定要有组织观念。
组织观念，不少同志把它偏义化为听组织话、服从工作安排。这当然是组织观念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但是组织观念又远远不止于此。它至少要求我们，哪怕是身在最底层的共产党员，也要有全局视角。我们要想到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要想到共产党是怎样深刻改变了中国当代史又会引导中国向哪里去，想到党是怎样进行国家治理
——这种国家治理需要我们这样的基层党员做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让自己的行动符合这种宏大潮流？我们具体而微的工作如何融入历史？这才是组织观念对党员的真正要求，它不仅是一种外在于党员个体的约束力量，它更是动员于每名党员心灵深处的能量宝库。
我们说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高自己内心深处对一切美好德性的追求。借由党性这个载体，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养性通约，我们有了这个平台，就完全可以再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己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并且可以随时把自己理解到的高尚人格拿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来校验、来磨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幸运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再找其他机会去实现自己对高尚的追求，我们可以就用这个身份去让自己和一切伟大操行融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给了最高尚的人追求最高尚情操的机会。
党性首先是一种组织要求，但假如真的把这种外在要求通过长期的自我砥砺磨炼出来，它就会成为自己度险过关的重大法宝。内心滚烫、光明炙热，它不但可以在自己懈怠牢骚时刺痛引领自己，它更可以让自己面临一切内外压力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它能够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洋溢出党员气质，用荀子的话说就是
“美七尺之躯”。自己的德性修养日益醇厚，也就愈加自我珍惜，它会成为自己起心动念的巨大成本，让自己不忍心背离、背叛。外物不能撄，心内有光明。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党性的引领下，把对外所有的奉献付出都转化为强大的内心收获，成为自己丰富的自我满足。我们会欣喜于自己人格历练的进一步提升，我们会骄傲于自己在无限思想入党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心生光明”，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再计较。而为了让心底更加光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投入繁杂的工作中。
对党性光明的追求很容易被在职场上的自我实现混同，我们对美德高尚的追求，很多时候不会有现实功利的回报。这时候就是考验党性最佳的时候。我们是功利性的对待、要求我们的工作回报，还是纯粹的、德性的看待我们的付出？被提拔重用可能能够激励干部干事创业，但没有被提拔重用甚至遭受委屈，是不是仍然保持高昂的奋斗状态？或者允许自己消沉上三天五天，重新用党性激励起自己再次斗志昂扬？和平年间，这就是考验自己党性最好的机会。这时候我们要当头棒喝，而且不仅是自己提醒自己，更要在事情上磨砺。自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主观世界的升华是一个不停向内持求的过程，它不应该被外界的漠视、忽视和不公平待遇所动摇，它的力量和光辉不应该与
“被认可”等同起来。我们当然知道组织本身对干部使用负有“用人导向”的外部性，但那对党员个体来说，毕竟也是一种外部力量，我们追求党性，还是要秉持初心，从心灵深处问自己为什么入党？是为了实现对人类最高尚情操的追求。这个追求，不但能抵御体制外的利益诱惑，同时由于“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各级组织用人导向未必都正确，仍然有不少窃居高位的蠹虫封官许愿、卖官鬻爵，我们也同样要有强大的党性对抗这种内部压力或者说吸引力。要用党性化解掉权力对自己的吸附，不参与其中，不对之人身依附，更不与之团团伙伙甚至进行贿赂。坦率说，后者更难，但正因为难，才更可贵。因为剥离出职务晋升动力之后，党员内心的动力才是纯粹的德性动力，党性才成为纯粹的光明，这才算是达到“心生光明、夫复何言”的阳明境界。否则，党性只会在组织性原则下沦落到“满足上级就有好果子吃”的庸俗境界，那就太可惜了。共产党的伟大斗争体现在党员身上就是要有斗争精神，这个斗争精神不仅包括在外的方面，还要有内的方面，要跟夹杂在党性中的“求仕途进步”等庸俗念头斗争，那都是党性不纯的体现。
光明的追求，要从组织要求成为党员内心主动的自我实现，而一旦这种内心转化完成，它也就不但会给我们光明的指引，还会给我们持续的力量。人也会变得元气饱满，精神振奋，我们自己眼下的细微工作就能够融入党的伟大奋斗中去，我们也就能够毫无愧怍的分享党的伟大荣誉，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入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它不是给了我们去实现其他追求的平台，它本身就是我们自我实现的最大机会。
而且，一名真正有党性的共产党员释放出的治理能力很可能要远远大于相互推诿扯皮的官僚体制，就算不推诿扯皮，尽量相互配合，只要没有这种把麻烦都揽在自己身上的革命精神，也很难说有多大治理效果。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化解李雪莲信访的各级官员组织不可谓不用心，我前边说过的那些案子在经我手之前各级组织也都是想尽千方百计要把他们吸附化解掉，毕竟考核指标在哪，谁也不想有这么个重大负面指标。但为啥没有化解掉呢？我不是要对同志们做党性批判，说他们觉悟水平不高云云，我只是想说，党性绝对不是虚头巴脑只能在选树的内部先进事迹报告会（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在于
“选”和“内部”，选就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者的意志和审美趣味，内部则不需要考虑外部质疑）上感动自己的大词，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理能力。它是我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引领社会基本使命在每一名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
一名真正修炼出党性并能够让党性对外绽放出光明的共产党员，尽管没有任何体制内荣誉加持，但他身上表现出的治理能力，要远远大于法统体系赋予他的职权所蕴含的治理能力。这也是我把如果出版本书将会用
“以自己为方法”作为题目的初心所在。进一步说，以自己为方法，就是以自己的党性为方法。在面对这种无从下手、在实证法上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治理难题时，跳出实证法给予自己的治理角色定位，承担起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义务，让这种道德担当，成为治理难题的解决方案。卑之无甚高论，我这种体验大概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事先做人”。只不过，很少有人真把这句话当回事，经常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只是拿自己在“做事”上的成功来粉饰自己“做人”方面的不足。大家都不怀疑这句话，谁也不愿意冒了被指责为“缺德”的风险去怀疑这句话，因而都心照不宣的把这句话当成演绎推理的前提。而笔者则致力于对这个道理的躬行，并已经能够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之予以归纳证成。
第二阶段就要结束了，大家可能是不是突然会觉得走错了教室？怎么讲着讲着信访突然成了党课，是的同志们，中国所有的问题最终的责任承担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终极治理责任决定了他不会通过法治手段减轻降低她对国家民族的终极责任的，想一想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党和西方政府完全不同的表现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共产党是把国家民族背在身上刻在心上的伟大组织，而这种巨大的道德义务需要我们用内心的光明去将它一点点具体实现。
结束前给大家分享一个同样是属于接访人心灵构建的小妙招，就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情绪。常有接访的同志跟我交流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做到不生气？我的回答是怎么能不让自己生气呢？肯定要生气啊！本来就被对方的不讲道理气的七窍生烟，我们怎么又非得苛责自己不产生情绪呢？这样是不能疏导自己的。我们得有些办法让自己疏导开。我们心里生气，但不能表现出来。慢慢的自己的愤怒阈值就会大幅度提高，就根本不把对方的不恭敬、发火甚至辱骂当回事了。我还常给朋友们打比方，就是我们如今的公厕都非常干净，是因为有保洁员打扫，你觉得保洁员不嫌脏吗？不恶心吗？他们开始肯定都是恶心的，只不过慢慢习惯提高了恶心阈值而已。我们不能强迫自己上来就不生气，我们可以让自己慢慢提高生气阈值，逐渐就见怪不怪，古佛笃定了。
第三阶段必要的结论和初步的理论思考
涉法涉诉信访能不能法治化解决？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为立场选择。在法治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中国，所有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似乎都要归结到法治解决上面，法治已然成为一种当然正确的政治立场，这种态度显然是有问题的。它放弃了对法治主体、法治对象的事实讨论，放弃了对法治过程中
“人”的角色和作用的具体观察，径行把它抽象为一种概念，是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将法治与社会割裂开来，是对法治的虚化和捧杀。而更合适的态度是把法治作为执政主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法治应该属于治国的技术层面也只能属于技术层面，它本身不是目标，不能为了法治而法治。
就我们政法机关看，我们的治理任务就是表现为各种案件。有些是非常典型的规范案件，比如大量的酒驾案件；还有就是疑难复杂的司法案件，比如复杂的洗钱犯罪案件；再有就是不接受司法处理结果的信访案件。第一类案件当然也是国家治理的范围和成效，但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压力的是后边两类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