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响力日增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历史，了解中国曾经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又怎样失去了优势。麦迪逊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经济繁荣的朝代往往积极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鼓励发明创新，给予私人部门一定的发展空间，并保持贸易开放；僵化的官僚体制、闭关自守的经贸政策则与王朝的衰落具有某种关联。
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数十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很多人眼巴巴地瞧着东方寻找未来。不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要过好几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这场危机标志着西方开始退出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再度回到舞台中央。在并不很久远之前，中国失去了那个位子。
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曾经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又怎样从这个位子上摔了下来。作为真正的中国研究权威，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这方面的观点值得重视。麦迪逊不仅对中国经济史作出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经济史学的权威，通过他的估算，我们得以知道
10-15世纪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于欧洲（图1），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2003年中国GDP 占全球的比重为这个数字的一半，图2）。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迥异于宋、明、清等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以工业为主导，不再是农业社会；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见了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全球贸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与丝绸之路相比）；同样未曾有过的还有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然而徜徉历史，仍然发现惊人的相似时而跳跃于历史的画卷之上。
宋朝(960-1280年):
第一次经济转型
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个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却为宋朝时中国第一次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打下了基础。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统一中国而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但鉴于他焚书坑儒的暴行，我们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汉代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并且国家最终陷入分裂。隋朝时期，中国重新统一，经济政策方面，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土地政策（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贸易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统治者却将有限的税赋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商业（包括盐）在国家专卖制度下仍然鲜有发展，同时，随着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收来源消失了。
历史走进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时期。宋朝期间，经济在经历了千余年的缓慢发展后步入快车道，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一倍至接近1亿。1127年，宋朝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当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其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兴盛。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辟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宋人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陆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分别为19%和28%。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为0.73公顷，印度为0.19公顷（图3）。随着人口膨胀、耕地不足，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早期，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随后而来的是不断抛荒，这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用于畜牧的“共有”牧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深受土地匮乏的影响：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家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以及豆类和水塘鱼类。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军事征伐时用得上）、印制发放农事指导手册。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
宋朝涌现出很多发明创造。四川的商人中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角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临安成为十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生产和贸易，但给了民间工商业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工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农家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入仕，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活字印刷术引发了造纸业的繁荣，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增加了社会流动。
明朝(1368-1644年):
经济没有出现较大的繁荣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社会恢复了稳定，经济却没有出现较大繁荣，科技创新也比宋朝少了很多。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课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对其与士人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参与盐业的垄断经营。此后，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人的机会。
15世纪早期，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修建了紫禁城，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规模，200余艘南京制造的船舰载着郑和及其船队七下西洋，郑和在航海途中病逝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15世纪中叶，关于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将自己与世隔绝。
清朝(1644-1911年):
第二次经济转型及帝国衰落
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的最初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满族征服者融入华夏传统文化，跃下马背学习农耕，他们重视官僚体系的价值，自视为艺术和文化的护卫者。即便繁华如宋朝，粮食产量也多年稳步不前，而在1650-1750年的100年间，粮食产量获得极大提高（图4）。1700-1820年间，中国又一次迎来生育高峰，人口膨胀了一倍多，达到3.8亿。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欧洲的两倍，而人均收入增长仍保持了原有水平（图5）。
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也获得极大扩张，从1680年的600万平方公里膨胀到1820年的1200万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收复台湾，1720年西藏纳入版图，1757年新疆收入囊中。此时还引进了多种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农民负担低于以往任何时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重新提高税率）。福建的茶叶、景德镇的“官窑”和很多地方数不清的“私窑”烧制的瓷器远销海外，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白银滚滚流入。1820年，中国经济总值占全球GDP的整整1/3，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表1）。
然而，康乾盛世不会永远继续。清朝中后期，吏制腐败，民不聊生，大运河淤塞，黄河堤坝年久失修，从1820年一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时，农业生产率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清政府大搞沿海迁界，进一步闭关锁国。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 Lord McCartney）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贸易请求，而很少有人提到，随同马戛尔尼使团自英国而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种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朝开始衰落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