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桌子的生活观

桌子：一个用文字疗伤的病人，著有：《你只是假装很努力》、《我们终将与美好的一切相遇》等书。

故事：16岁女生的“顶级焦虑”：陪奶奶等待死亡

桌子的生活观 · 公众号 · · 2024-07-10 12:09

正文

文丨陈澄

来源丨知音真实故事

2016年8月，我16岁，正处在高一最无忧无虑的暑假中，奶奶却开始频繁腿痛。

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她风湿的老毛病，没有放在心上。奶奶自己也这么认为，只去看了中医，抓些中药煎着吃。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腿还是不见好转，反而越发疼痛。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拍全身X光，显示肺部有阴影。医生说是肿瘤，建议我们转去专门的医院再做详细的检查。

9月，家人带着奶奶去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奶奶确诊肺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到身体各处，所以她的腿才会这么痛。

医生建议奶奶做基因检测，看看能否使用靶向药治疗。但很可惜，结果事与愿违。

雪上加霜的是，奶奶更无法进行手术，她的肿瘤就长在肺动脉附近3.5毫米处，手术风险太高，医生直接否决了这一方案。

爸爸和医生沟通后，决定给奶奶做一个疗程的化疗，可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她的骨头变得松软，无法站立行走，只能坐轮椅。

癌细胞转移到她脖子，她支撑不起头部的重量，一向爱美的她只能被迫带上颈托，像一个被折叠的大头娃娃。

身体的疼痛与对疾病的惶恐让奶奶离不了家人，她信不过护工，同时觉得请护工费用昂贵，只让几位子女陪床。

大家拧不过奶奶，商量后由做自由职业的大姑长期陪护，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在治疗费用方面多出一份。到12月，大姑已日夜看护近两月，身体难以支撑。

爷爷要照顾一岁多的堂弟，大伯和小姑都有各自事务，不能长时间陪护，爸爸也为事业在深圳和湖南两地奔波。

家里不剩空闲的大人，只剩我这个半大不小的高中学生，陪床的重任落在了放寒假的我身上。

周末回家时，爸爸告知我奶奶的真实病情，并且希望我能替家庭分忧，去医院陪护奶奶。

我是传统大家庭中的长女，一旦家庭聚会，大人们就会把照顾弟弟妹妹责任放到我身上。

但我终究是个小孩，真要独自照顾一个成年病人，我是头一回，心里完全没底。

家里需要我，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期末考试后，我匆忙带上几套换洗衣物，跟随小姑前往医院。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医院里到处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人人都紧皱眉头快步行走，空气里糊着一层看不见的焦灼感。

奶奶所在的病房是三人间，她在最里面那张病床。我们到的时候，奶奶正好醒来喊着要喝水，惊醒了靠在床头柜上小憩的大姑。

大姑的眼睛都未完全睁开，却能熟练地倒出开水瓶里的热水，混着另一个瓶子里的冷水，调成可入口的温水，用吸管送到奶奶嘴边。

小姑低头嘱咐我，“现在就要好好看着你大姑怎么照顾的，记下来，这段时间你奶奶就靠你了。”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姑眼下青黑一片，比起两个月前，至少老了好几岁。

小姑缴完奶奶住院所需的费用后，拜托一个带路的护工带我熟悉医院环境，又和奶奶的责任护士交代，以后就由我留在医院看护。

手上忙个不停的护士抬眼看我，“还在上学吧，能行吗？”

小姑信心满满地捏了捏我的肩膀，“放心吧，我们家这闺女做事很稳妥的！”

姑姑们临走前又对我叮嘱了许多，大姑给我示范如何给奶奶按摩放松肌肉，如何将奶奶抱到轮椅上，小姑教我如何保存单据以及两人的重要证件，更嘱咐我有新情况就打电话通知她们。

我冲她们一个劲地点头，承诺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奶奶，背地里却用力地将手心里的汗擦在裤缝。

晚上我躺在逼仄的折叠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冷光发呆，毫无睡意。

病房的门是敞开的，时常会有人从门前经过，隔壁房的病人总是咳得喘不上气，喉咙里的痰一卡一吸，像徘徊在生死关头。

隔壁床阿姨的心电监护仪偶尔会滴滴叫上两声，起初我以为是很紧急的情况，紧张地四处张望。

陪护阿姨的是她的妈妈，她也没睡，冲我笑笑，告诉我，“只是仪器偶尔接触不良，没事的。”

我这才安心躺下。合眼没多久，奶奶醒了要起夜。

她那时入睡没有困难，只是睡不长、夜里总醒，平均每晚醒两次，多的时候四五次。

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多少力气，要人托着她的头和背才能坐起来。起来后我要用胳膊穿过她的腋下，将她撑起搀扶着去洗手间。

说是搀扶，其实也相当于我半抱着她，她只需要用双腿拖着走两步。

我那时体重才八十多斤，手臂细如麻杆，每一次抱奶奶起床，都要咬紧牙关用上浑身的力气。

好在当时医院的厕所是马桶，奶奶能够自主如厕，我省下一次力气。

上午我要推着奶奶去做放疗。头一次没经验，我忘记做放疗都是有排号的。

我们早早等在门外，可在我们后面来的人却比我们先进去了。

因为奶奶喊痛，我自告奋勇地去和放疗室的医生“谈判”，让他不要给后面来的人插队，我奶奶年纪大了，等不了那么久。

医生忙得没空看我，跟我说：“你推着轮椅等在门口，才是挡了真正排在前面的患者的路。”

我的脸唰一下红了，他继续问我，“你家大人呢，怎么是你一个小孩在这？护士没和你们说清楚吗？”

我这才想起来，责任护士的确和我们说过要排号，但奶奶一催我就给忘了，只想让她快点做完放疗回病房休息。

我低着头和医生说不好意思，解释家里大人太忙，只能由我来陪护。

医生诧异了一瞬，只让我以后看准时间再来。

“这里每一个排队的病人都是身患重病，不是你年纪大就能让你先做的。”

“谈判”失败，我尴尬地退回奶奶身边，和她解释排号还得再等等。奶奶好像听懂了，但没过多久，她又开始让我去催医生。

我沉浸在刚才的面红耳赤中，有些不耐烦地把音量拔高了几分，“肯定会轮到你的，你不要老是催嘛！”

奶奶看着我，愣了两秒才把眼睛低下去，很轻地说了句，“唉，痛啊……”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对自己的无能和暴躁感到羞愧，慢慢学着想办法让奶奶舒服点。

奶奶爱干净，我每天都要给她换一块新护垫，这也是我认为最费劲的事。

奶奶毕竟是一个成年人，身体的重量是客观存在的。

我无法像大姑和责任护士一样，麻利地撑着奶奶的身体抽走护垫再换上，只能先让奶奶先侧躺，或让她用手揽着我的脖子借力撑起身子，再将护垫一点点叠起抽走、铺平。

奶奶见我做得吃力，只要自己稍微有点力气，就会抓着病床的栏杆暗自使劲，想减轻我的负担。

两三次尝试后，她的上肢力量竟然恢复一些了，她自己是最高兴的。

奶奶一向是个积极的人，日常生活里的一点正向反馈，就能让她对病情更加乐观。

我们是湖南人，医院的食堂是广东清淡的口味，奶奶吃了嘴里没味。

医生没有特别让我们忌口，午餐和晚餐我就趁奶奶小睡的时间，往返三公里去医院附近的湘味小炒店买。

我不能离开太久，一趟最多半小时，基本都是小跑着去的。

时间长了店老板也认识我了，还会送点自己做的剁辣椒给我们下饭。医院附近的小店收费不算高，我们两人一餐40元左右就能吃很好。

奶奶常点的菜是“一碗香”，但总说没有自己做的好吃。她自己有一套做菜秘方，养大了爸爸兄弟姐妹四个，又养叼了我的胃口。

她笑眯眯地说，她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了，以后再给我做拿手菜吃。

“病了一场腿脚应该是没有之前利索了，到时候去看你堂弟，你爷爷抱他，我还能在边上给他冲个奶粉，帮把手什么的......”

可奶奶对未来的规划越细致，我的心里就越揪成一团。她还不知道她得了癌症，大家都说她只是长了一个良性肿瘤，住院治疗就能好起来。

通过药物的控制，奶奶的疼痛能被短暂抑制，白天的规律生活，也给她一种真要好起来的错觉。

可每到夜晚，癌细胞把她折磨得痛醒，一夜睡不了个囫囵觉。

她实在痛得受不了才会叫醒我，我用手托着她的后颈和背部，轻轻地上下按摩，不过十多分钟，奶奶就又能睡下去了。

我也知道，很多时候奶奶独自醒了都没有叫醒我。她是心疼我，想让我多睡一会。

许多个夜晚，她都忍着疼痛熬着睡去了。

对我而言，安抚奶奶睡下后的那段时光是最难熬的。

我的意识已经清醒，暂时无法入睡，只能在凌晨百无聊赖地翻看朋友圈，同学们在分享轻松的寒假生活，我默默地送上一个红心。

有朋友找我聊天，我总是不能及时回复消息，只能在深夜逐个回复。

她们有的会给我发消息分享日常，也有的朋友不理解，为何大人要安排我去照顾癌症病人，给我发来生物练习题，告诉我学生的主业是学习。

而我看着习题册上的细胞癌变，脑海中浮现的，全是肿瘤科外墙上的科普照片。

在来医院陪护前，我是一个话少、反应还比较慢的人。

但医院内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我去适应，耽误了时间，痛苦的只会是奶奶。

奶奶有时要输液，我不能离开太久，打印了报告还需要去交单据，一着急我就想跑两步。

但很快我就会被医护人员叫住，“这是医院，不能乱跑。”

无法替家人承受病痛，我只能想办法让家人在医院舒服一点。

奶奶有时会觉得输液很痛，责任护士告诉我可能是因为药液太凉，教我用手捂着输液管暖一暖，果然奶奶感觉好多了。

在晚间时分，陪护者都会涌进茶水室，争先恐后接开水为家人泡脚驱寒。

我就曾经在茶水室里落了下风，有患者家属直接插在我前面，理所当然认为，我这个孩子提不动灌满的暖水壶，“善意”地让我等人少的时候再去打水。

我的外形瘦弱，为自己辩驳显得苍白无力，所幸奶奶的责任护士路过，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我这才得以顺利提着暖水壶脱身。

因为年纪小，我在医院的确或多或少被看轻过，但有时我也从这些患者家属身上得到过能量。

新入院的患者家属在医院里找不准科室，我给他们指过路。

对方并没有看我年纪小就轻视我，不仅听从了我的建议，还夸我方向感好、表述准确，让我有种被肯定的喜悦感。

回病房后，我立刻将这个小插曲分享给奶奶，奶奶也夸我做得很好。

在疲惫又紧张的陪护时光中，这件偶然发生小事足够我高兴许久。

又是一天夜里，隔床阿姨的心电监护仪再次滴滴地响了起来，这回响得很急促。

她得了乳腺癌，发现得比较晚，前不久才去做了手术，据说恢复得不错。

手术前她本不怎么爱说话，手术后倒是话多了些，叫我以后有气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然就会像她一样被气到得乳腺癌。

“割掉了一边胸，换回一条命，也不算亏。”她靠在床上，感慨着说。

可就在这天夜里，她被紧急推出了病房。

她那满头白发的妈妈跟在后边，步履蹒跚，一只干瘦的手急切地向前伸，想攀上活动病床的栏杆，却始终跟不上。

那晚过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了。病房内有关她们的物品都被收走，倒是有一些水果留给了我和奶奶。

奶奶曾问过护士隔壁床的人去哪了，护士们为了不给奶奶制造焦虑，统一说治好出院了。

我不知道奶奶信不信，但她不再追问了，只日复一日地看着病房里播放的连续剧。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肿瘤科的危机感。

原来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有时也真的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是生命的警钟。

我在医院陪护的最后几天，奶奶腿疼的频率越来越高，夜里被痛醒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有一回我昏昏沉沉地爬起来，和往常一样托着她的头要将她抱起，可一个手滑，她的头就软绵绵地从我手上脱落，掉在枕头上一声闷响。

我的心跳随着奶奶喊痛的声音一起漏拍，瞬间睡意全无。

奶奶痛得无法入睡，止痛药已经无法缓解。

她躺在床上，眼神是涣散的，眼泪不断从她眼中淌出，出气多进气少地叫我去喊护士，给她再输几瓶液。

在老人的观念里，只要打上点滴就代表医院在治疗她，她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我只好去护士站找人，值班的正好是奶奶的责任护士。

在奶奶的不断请求下，她向上级请示后给奶奶输了一瓶营养液，并告诉奶奶这瓶是止痛的。

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奶奶看着输液管内滴下来的水珠，终于渐渐平静。

我听着她平缓的呼吸声，也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责任护士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背，说：“没事了妹妹，回去睡觉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感激地冲她点点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轻松。

可熄了灯后，我却蜷缩在折叠床上无声地哭泣，手在被子下不停颤抖，奶奶的头从我手中脱落的触感，始终难以消散。

我害怕奶奶会有意外，肺癌晚期这四个字，意味着她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

第二天，巡房医生面色凝重，给爸爸打去电话，劝爸爸接奶奶回家度过最后的日子。

2017年春节前，爸爸终于将奶奶接回了家。

随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驱车回到湖南。这个年过得异常热闹，许多亲戚都赶来看望奶奶，好几位老人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他们在床前紧攥着奶奶的手，没说两句就老泪纵横。

奶奶从这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里，察觉到自己真的得了大病，她的精神愈发萎靡。

不管爸爸和姑姑们再怎么哄她这只是小病，她都不再相信了。

从前她吃两颗吗啡就能撑过一天，现在要吃四颗、六颗，仍嫌不够。

发展到后来，奶奶一天能吃上十几颗吗啡，但每次吃下去几个小时，就又开始喊痛。

年后，爸爸无法对奶奶的疼痛坐视不理，再次带着奶奶前往湖南省肿瘤医院求医。

这一回，医生只看了从前拍的片和奶奶的状态，直接宣判奶奶已经治无可治，让爸爸不要再折腾老人家了。

4月，奶奶彻底瘫痪在床，浑身的肌肉萎缩，连最基本的抬手都无法做到。

爷爷、大姑和爸爸留守在老家，每天轮流换班照顾奶奶。爷爷和大姑守白天，爸爸守晚上。

到了末期，奶奶每晚睡不到两个小时就要被痛醒，爸爸要起来给奶奶翻身、拍背、揉腿、擦汗、喂药。

那段时间，他从140多斤瘦到了110斤左右。

7月，我放暑假了，独自带着还在念小学的妹妹坐火车回到老家。

奶奶消瘦得不成样子，精神萎靡、眼眶凹陷，露在衣服外的两根锁骨像两根腐木。

一看到我，她就哭了，说终于见到我最后一面。

我的鼻子瞬间酸了，只能和她讲点高兴的事情。糟糕的是，奶奶的耳朵也听不清了。

湖南的七月天很炎热，哪怕我们坚持每一个小时就给奶奶翻一次身，但奶奶的尾椎骨处还是长了褥疮。

我们每日都上药换药，却无法阻止那个小小的褥疮越变越大，最后溃烂到都能见到骨头。

我回去后白天能帮大姑搭把手，她能松快一些。

“你回来就好一点。你奶奶一痛，就要叫人去给她揉一揉，没什么用，但有个人在，她就好过一点。平常就我一个人守着，有时候真的是顶不住。”

说着说着，她又顾忌我马上要步入高三，“唉，你还要念书，这些事情我也做惯了，你别太放在心上。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你奶奶才高兴呢。”

我看着摊在桌上的各科书本，只沉默地“嗯”了一声，不知道该如何平衡照顾奶奶和学习这两件事。

故事：16岁女生的“顶级焦虑”：陪奶奶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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