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有效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
文章基于201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大数据发展“政用指数”刻画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能通过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而抑制企业非生产性活动，这主要源于：第一，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看，数字政府建设打造的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能推动政务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打破政府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跨层级和跨部门的行政资源统筹使用和业务协同。第二，从政府行政监管的角度看，数字政府建设所形成的数字基础设施能高效收集、分析、整合经济社会运行信息，实现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精准智慧监管，避免不规范的行政监管给企业带来的行政负担。第三，从政府清廉度的视角看，数字政府建设中形成的政务信息平台能促进政务运行信息的开放共享，提升政务运行透明度；同时，政务信息平台能鼓励公众更多监督政府行为，降低腐败治理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企业寻租活动产生的非生产性支出。
数字政府建设能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弱化企业因应对政策不确定性而开展非生产性活动的动机。这是因为：第一，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促进政府权力规范透明运行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数字政府建设产生的上述效应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把握经济政策走向，稳定企业的宏观政策预期。第二，数字政府建设使得政府部门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海量经济运行信息，准确掌握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和潜在走向，通过数字技术构建双向的信息沟通机制，进行科学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整，把经济政策调整对企业运行带来的“政策冲击”降到最低。综上提出
假说1
：
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
。
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更强。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在获取政策性资源和政务服务时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支持。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享有更加顺畅的政企沟通机制。基于此，提出
假说2
：
相比于国有企业，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更强
。
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对政府管制行业而言更强。这是因为：从政务服务的角度看，身处政府管制行业的企业在市场准入和原材料采购等环节面临更多政府监管和干预；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看，身处政府管制行业的企业更容易面临政府行为不可预期性的困扰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说3
：
相比于非政府管制行业，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对政府管制行业而言更强
。
从微观层面看，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有更多机会享有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数字政府建设强调政府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有效融合，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更熟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各类政务平台和系统，更愿意运用数字政府平台和工具展开政企互动。从宏观视角分析，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能享有更加便捷的数字政府服务，并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便利开展经营活动，并能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应用展开政企互动，适应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的数字化转型，根据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营商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可见，良好的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能够增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抑制效应。据此，提出如下两个假说：
假说4
：
相对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更强
。假说5：
相对于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
。
文章以
2016—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基本信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
文章利用方程（
1
）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具体如下：
表1可以看出，
变量D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显著负相关，说明数字政府建设能显著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假说1得到证实。
包括：变换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测度指标（基于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提供的城市层面“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得分”刻画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变换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测度指标（使用企业员工总数对招待差旅费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企业人均招待差旅费）；考虑费用归类操纵的影响；控制年份和行业联合固定效应；控制年份和行业联合固定效应；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讨论（郝克曼（
Heckman
）两阶段法）。
（3）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缓解内生性偏误
使用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开埠通商历史
Openhis
作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DG
的工具变量。
先从实证上检验工具变量
Openhis
是否满足相关性检验，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表
4
报告的结果表明，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变量
Openhis
的系数保持显著为正，说明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的开埠通商历史越悠久，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证实了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讨论变量
Openhis
是否满足排他性要求。将变量
Openhis
添加到方程（
1
）展开实证估计，并观察系数的显著性。表
5
列（
1
）结果表明，尽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DG
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依然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变量
Openhis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省会城市开埠通商历史并未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产生直接影响。
表
5
列（
2
）和列（
3
）分别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
2SLS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也拒绝了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DG
外生性假说。
2SLS
第二阶段回归中，变量
DG
的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6列（1）和列（2）报告了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样本检验的结果。不难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降低非国有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但对国有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
，假说2得到证实。
表6列（3）和列（4）报告的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管制行业之中
，假说3得到证实。
使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特征词出现频数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赋值新变量FDT。该项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数字经济板块的“上市公司数字化”子库。将年报中未出现数字化转型表述的企业归为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样本，将年报中出现数字化转型表述的企业归为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样本。表7列（1）和列（2）的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之中
，假说4成立。
使用各省份单位行政区划面积的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刻画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根据各年度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较低两组。表7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存在于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
，假说5成立。
基于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受访企业对政务服务效能的满意度刻画各地区政务服务效能Gse。结果显示，
随着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会减弱
，说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
表8列（1）和列（2）的结果表明，
变量DG_webr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政府建设会改善企业对税收环境的主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