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折叠】《坠落的审判》——允许你做你，允许他做他

作者丨戴小蛮

责编丨李思佳

编辑丨段永琪

继2018年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之后，《坠楼死亡的分析》成为时隔6年再来到中国内地上映的一部获得金棕榈的影片，只是在国内公映时更名为《坠落的审判》。

而在2023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期间，《坠落的审判》便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媒体与观众的一致好评，此后狂揽多项大奖及提名，荣获第76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6项大奖和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等多项重量级奖项的影片。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也因此片成为世界影史上第二位获得法国凯撒奖最佳导演奖、第三位获得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的女性导演。

《坠落的审判》讲述了桑德拉·惠勒饰演的作家（也叫桑德拉）被指控谋杀了自己丈夫而有的一场审判——在电影开头，儿子外出回来时意外发现已坠楼而亡的父亲。导演并没有在此多停留渲染妻儿的震惊、悲痛，直接将故事集中在对丈夫死亡真相的悬而未决，对妻子桑德拉质疑的审判上。因此，影片发展至此时，导演干脆利落地略过一场死亡之后本应有的葬礼、悲痛、与生活中角色缺失产生的失落等情节，而将在以往电影中可能处于脆弱、无助、哀愁的妻子角色在这部影片中逆转为最大嫌疑人，开始了一场漫长又尖锐的审讯。

影片长达2个半小时，却丝毫不觉冗长乏味，这全凭叙事结构的精巧、戏剧情节浓缩且张力十足、细节微妙，对白精彩，而这些在影片最为核心的审判阶段都能一一呈现。

在片中这对夫妻间的性别结构并不常见，妻子和丈夫在状态呈现上似乎发生了性别反转，妻子桑德拉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作家，她的作品频出。电影开始时，她自信地在家中接受一个学生的采访，在没有被楼上丈夫播放的音乐打扰前，桑德拉与采访她的学生记者对话中，无不显示着她的言行和思维方式都非常像一个“男性”，理性、果断、主动出击。相比之下，丈夫的处境似乎有点艰难，尤其在两人唯一的儿子发生意外后，丈夫将重心都放在儿子身上，不仅选择在家教育儿子，承担家务，按照儿子和妻子的节奏来安排一切，自己的需求与计划则退至看不见，其实这也是现实中大部分的女性正在经历的婚姻生活。

与丈夫应对方式不同的是，在儿子创伤性事故发生后，桑德拉坚持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生活受害者的位置上，而是很有力量地“往前走”。在两人搬回丈夫的故乡，她也继续努力写作与翻译，甚至将丈夫没能成功写出的作品中创意使用在自己小说中，但这也成为丈夫后来在争吵中指责她剽窃自己的创意。

这对夫妻的矛盾远不止于此，在儿子事故发生后，丈夫拒绝与妻子有性生活，妻子桑德拉出于生理需求与婚姻之外的人发生了关系，她虽然坚持这种关系中不具有情感，自己最爱的人依然是丈夫，并将此坦诚告知了丈夫，但丈夫无法接受这样的伤害，以及在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庭责任后自己的一事无成。

夫妻关系中长期的错位与压力导致了丈夫心怀怨气，埋怨是桑德拉造成了自己如今的困境：写不出东西，承担太多家庭杂事，包括教育儿子。他指责妻子怎能在来到丈夫家乡后还在坚持说自己母语，怎能不对见到的每个人微笑？又怎能对丈夫的困境毫无歉意。桑德拉坚决不接受这份指责，她指出是丈夫主动选择的，他其实也可以写作，他其实可以不用为孩子牺牲掉一切。紧接着，她也因此为自己的强势再次被攻击、被质疑。恰如片中的辩护律师所说，“她唯一的罪过，是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太过成功。”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曾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任务是拷问夫妻间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意义，因此她做出改变和颠覆一些传统电影中惯常的夫妻关系形态，也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当婚姻关系中的性别反转后，故事就有了思考：这样夫妻之间的矛盾以及相互的指责，本应由夫妻之间协商或包容，但却因丈夫意外坠楼死亡而将两人的矛盾暴露法庭审判中，于是，一个在婚姻生活中“性别颠倒”的女人遭遇了一场的审判。

电影有一个任务是呈现我们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思考，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整部电影的核心就是那一场在法庭上对桑德拉的审判，导演充分展示了一个女性因为她的智慧、她的野心，或者说她坚韧的精神意志而受到了——审判。所有的力量都在法庭上审判她，反对她，因为她不是一个牺牲自己生活、职业的妻子、母亲，而是一个面对生活困境保持着理性与主动出击的人，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一位在婚姻关系中错位的人，她就被视为可能杀夫的嫌疑犯，她的生活、情感关系在此被逐一剖析，无一不在说明一种状况——她拥有自己，却使得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存在。

这里，影片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位女性内心强大时，她的外在是否一定要表现友善、慈悲以及关爱他人？否则，就会被视为自私或威胁，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因此，就发生了桑德拉之所以出现在法庭上，本是为自己没有杀夫辩解，但最终这场辩解却是她要为自己的性别、性取向，甚至为她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而辩解。其实，虽然这是社会大众内心的投射，并非她的自身问题，她无需要辩解却又不得不辩解。

在这场审判过程中，法庭上的每一个人，电影院中每一位观众可能会逐渐意识到，如果这对夫妻婚姻关系中没有性别反转，如果他们与寻常夫妻角色类似，那故事可能不会发生，而电影本身也将失去思考的吸引力。正因为发生了错位，我们才会意识到，丈夫的处境恰恰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女性正在经历的困境，因为社会早已对女性的付出习以为常，对女性身负的压力无视，甚至报以轻视态度，以往我们对此矛盾总是采取要求一方（通常是女性）隐忍，顺从，而非换位思考、尊重。

法庭上播放了一段丈夫生前偷录他们一次吵架的录音，这是夫妻之间错位与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影片高潮部分，这令桑德拉受到了全方位的强烈质疑——法官、丈夫的心理咨询师、到丈夫死亡现场出警的警员、喷溅分析专家等。似乎，下一秒她的罪犯身份就会被做实。

与她直面迎接生活中困境的姿态一样，在法庭上，桑德拉也没有因纠结、痛苦的情绪而产生了应对上的延缓，她表现出了极强的理性、逻辑思维能力、语言阐述能力。

这一次，她展现了自己曾在生活中跨越过因语言隔阂而产生的矛盾与障碍：她与丈夫分别是法国人与德国人，在儿子发生意外后，出于经济考虑，她随丈夫回到丈夫的法国老家生活，面对异国他乡，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他们通常以并不非常熟练的英语交流，多语言的交流中词不达意，或是转译过程意义的增减造成的冲突，都在造成障碍，激化矛盾。

桑德拉不只在婚姻生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在法庭审判中，她也需要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下有着极强侵略性。她不得不在法庭上一句一句以非母语的法语为自己进行辩驳，不能完全听懂法官与检察官等人的语言，这令她不复影片刚开始她在接受采访时的轻松与自信，她变得极度窘迫，从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面部肌肉微微的抽搐，紧绷着的身体，交织的双手都可以感受到她的疲惫与极力表达的渴望。

在以往的法庭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类似于上帝视角型拍摄方式，而这里因为故事情节的需求，以及法庭空间可能相对有限的局限性，导演就通过镜头不断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来呈现出不同人物的反应，营造出审判的节奏与氛围，这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令大部分观众在2个小时的时间中没有空挡感觉乏味，且有另一种象征意味，法庭上的每个人所讲的都是自己的一面之词。

而随着导演镜头的切换，电影也在两个复杂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中切换：一个来自于法庭，或者可以是代表社会大众的审判，对桑德拉生活姿态的审判；另一个则来自桑德拉本身，以英语、法语来回切换的证词表露出她希望法庭相信她是值得相信的——她只是在积极应对自己生活中的困境，从未想过要掠夺丈夫的“付出”。

要知道，这场婚姻关系中的错位与矛盾，乃至这场审判的源头都源于儿子在突发性车祸后几乎失明。丈夫因此自责，患上抑郁症，无法投入写作；为了减少开支，搬回丈夫法国家乡，这是令妻子陌生的国度；因为儿子的创伤性事件的发生，丈夫拒绝了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生理需求，妻子出轨……层层累积的矛盾与压力，因果式的悲剧，也恰好说明婚姻生活本身就具备的复杂性，没有一份婚姻关系经得起如此令人狼狈的审判，也不应该被如此审判。

事实上，哪有对与错呢？这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有牺牲、妥协与无法逃脱的家庭责任：在那段被暴露的争吵录音中，丈夫强调了自己的“付出“，她回应时一边犀利地指出丈夫的懦弱与自怜，一边依然有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让他放松下来。在丈夫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妻子指出那曾经是丈夫爱上她的特质。在桑德拉的对白里，我们得知，相较于丈夫将自己在夫妻关系中所作所为视为牺牲、没有回报、自己事业损失，桑德拉没有一再强调自己所担当的部分——在儿子受伤后她没有指责丈夫在此事件上的失职；在丈夫屡次放弃写作时，她时常鼓励丈夫继续；当丈夫要求搬回自己故乡——她并不熟悉的法国时，她选择接受并积极面对；除了写作，她还担任翻译，来贴补家庭开支。

这也是她内心强大的另一种呈现——一切承担得理所当然，并不刻意标榜。显然，她没有在婚姻关系中有过外人想象的冷漠与失职。

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代表着社会观点的法庭、法庭上的旁听者，或是电影院里的观众，其实无需被动接受这个社会惯常的概念与定义，而是要对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角色有自身思考与处理，比如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