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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留美幼童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1872年，抵达旧金山的部分留学幼童合影。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

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想看更多精彩内幕文章请加美女小编微信号：MZyuying1206  朋友圈每天更新。

1872年，出国前夕梁如浩（左）与唐绍仪（右）的合影。梁如浩回国后分配到海关，后任京沈铁路董事、营口、上海海关道台等职，后退居天津。唐绍仪回国后分配于海关，曾任袁世凯秘书，天津海关道台、奉天巡抚、北洋政府总理、国民政府高级顾问等职，1938年在上海被暗杀。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这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