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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至10日，由《天涯》杂志与南山书院共同主办的“朱雀涅槃——南方文化空间的历史与未来研讨会”在三亚举行。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南京大学教授高小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广州大学特聘教授陶东风、人文学院院长纪德君，著名学者张远山、余世存、刘刚李冬君夫妇、尔东强，著名作家刘齐、马陈兵，深圳大学教授徐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院研究员冷川、李思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陈恩维，青年学者戎琦，闽江学院教授练暑生，对外经贸大学赵运涛博士等岛外学者，以及海南省文联巡视员、《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孔见，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蔡葩，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王雁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隋丽娟、周泉根、张伟栋、陈鑫、王志强、舒志锋，海南大学副教授蒋磊、《天涯》杂志编辑部主任李宁等岛内学者与会研讨。
本期“南方文化双人谈”余世存和高小康两位的文章就是会议的成果之一，后续还将有其他相关文章的推送，敬请关注。
两种注视世界的目光
高小康
在一般的中国历史观念中，中国近代史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分期观念：没有沿用古代史以王朝断代的政治分期，而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通常认为这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这种表述从学术概念的严谨性方面存在可探讨之处，但更重要的是这里为历史划出了一个象征性的界线：鸦片战争和随后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与其说是赔偿白银和割让一个渔村，不如说是由战败和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而带来的屈辱感——西方侵略者的邪恶和中央王朝受到的屈辱构建了近代史以西方入侵为中心的景观特征。
高小康教授在会议现场。
近代的“西方”景观不是单纯客观意义上的史料和事件编年的组合，更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建构——就是说这一景观不仅与所感知的对象相关，而且首先在于感知意向的主体性：这一邪恶／屈辱的近代中西方关系图景是谁看到的？当然是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了解到鸦片战争的发生和结果——英国政府纵容商人贩卖鸦片祸害中国人民，继而发动战争，最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无疑会感到屈辱和愤怒。但今天通过历史叙述感知近代西方图景的中国人，不同于近代史现场感知邪恶与屈辱的中国主体——那主要是清王朝政府以及与朝廷认同的主流文化圈。不同的主体所构建的景观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1842年8月29日（
道光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
钦差大臣
耆英
、
伊里布
和大英代表砵甸乍在英军旗舰
汗华丽号
上正式签订《南京条
约》
。
今天学过鸦片战争史的中学生都知道《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伤害来自开放口岸、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割地赔款和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款。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看，这些条约尽管不平等，对清朝廷算不上太大的羞辱：清朝原本就开了粤、闽、江、浙四处海关，只是因为效益和治安问题而关闭了，所以开放口岸不过是重开而已；领事裁判权在今人看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过去在清朝与藩属及其他国家之间处理跨国犯罪问题往往也是遣送回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清朝官员看来与“诸夷平等”的习惯差不多，而且后来逐渐改成了互惠条约；赔款在中国历史上多有，而割让的香港当时只是一小岛渔村而已。真正令当时清朝主流社会感到屈辱的最主要原因是在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把英国女王与天朝皇帝并列大书特书才是奇耻大辱。一代名臣李星沅在日记中哀叹“千秋万世何以善后！”当时的文化精英感知到的屈辱是化外蛮夷仗着坚船利炮蔑视天朝的嚣张跋扈。
以“邪恶／屈辱”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景观是在晚清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态中生成的，从晚清影响到后来的中国，从朝廷和清朝士大夫主流文化影响到现代中国。西方侵略者的贪婪霸道和中国统治者的愚昧软弱就是近代西方景观的批判性意象内涵。
而从西方世界看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意象建构。萨义德《东方学》中对西方人的东方意象建构分析是人们熟知的“文化霸权”理论：
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是一种将“我们”欧洲人与“那些”非欧洲人区分开来的集体观念……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10页）
这种文化霸权体现于大航海以来西方对世界的殖民化进程，也是影响近代中国“邪恶／屈辱”西方景观构建的深层意涵。
但在更早时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中形成的相互认知与意象建构中，这种由“文化霸权”形成的歧视或歪曲并不突出。早期西方人对中国感知来自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等，他们的记述中有许多奇异的景观，但并非都是基于文化优越感的歧视意象。如在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看出早期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些认知。游记作者虽然对中国人信奉的宗教（统称为偶像崇拜）不赞同，但认为中国人的灵魂不灭观念引导人向善，赞赏人们彬彬有礼、有教养且清洁；他还把宋朝皇帝誉为和平、正义与公正的统治者。（《马可波罗游记》，李季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175-221页）十六世纪到中国传教且生活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的看法也类似，他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一大差别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作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官员间上下有序，融洽无间。”（《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59-60页）
《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许多方面——从宫廷社会到地方精英、从政治制度到伦理观念、从物质生活到宗教信仰等等——都表达了既生动具体而又具有概括性的见解。
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关于中国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西方人所构建的中国景观：从东方传说的奇异景象图绘到基于文化差异感知的意义建构。这种中国景观并不一定是歧视性的“文化霸权”表达，这和感知者的身份、经历和感知经验的深度有关。对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马可波罗是否真是游记中所展现的那个跟着父亲和叔父波罗兄弟历险的幸运儿，研究者是有争议的。但游记中记叙的故事尽管可能有错误乃至臆造，许多关于当时中国生活的细节和观念是难以伪造的。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利玛窦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精英的了解更为细致深入。因此他们所建构的中国景观对于我们从外部了解中国形象有很高价值。
与利玛窦同时且交往密切的中国士大夫徐光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精英的代表性人物，他通过和利玛窦的交往而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认知。徐光启通过利玛窦等人看到的西方是一个充满新异知识的另一个世界。他从加入天主教到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灵言蠡勺》等西方科技和学术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将科技知识应用于历法、农学、兵法等方面。虽然他没有亲身游历西方，但通过交往和学习已开始在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视域中认知西方了。《明史》中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列传）在现代中国人看来，徐光启已开始为国人建构起以基督教义和近代科技为内涵的西方文化景观。
当时朝廷对徐光启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列传）
从《明史》对徐光启的描述和评价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徐的评价还挺高。然而他对西方的认知对主流社会没有多少影响。除了历法误差太多需要参照西历修订外，其他诸方面知识很少引起朝廷和主流社会的关注。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存疑。当然，无论游记是他本人游历的记录还是道听途说，毕竟其中许多关于中国风物的描述不是凭空编造得出来的。因此，《马可波罗游记》通过仔细甄别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通过商人、冒险家、传教士等人的描述所建构的中国意象。反之，当时的中国人是否通过与这些西方来客的交流形成了某种关于西方的文化意象则不得而知。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华时虽然带来了西方的许多新鲜知识，但显然很少引起中国主流社会的注意。明代中国与海外交往的一个大事件就是郑和七下西洋。这么多次大规模远航的目的是什么呢？根据《明史》的说法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关于追踪建文帝的说法是否属实另说，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意图大体不错：
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大规模航海旅行的主要目的不是如哥伦布那样去寻求传说中的异方财富，而是通过发现、征服、馈赠、交往来炫耀中华强盛，确认传统的世界观念“中央／四夷”地理轴心关系中的自我想象。换句话说，出洋看到的不是他者的景观而是自我的镜像。
实际上中国古代在朝廷和主流社会之外还存在与海外的贸易交流活动，自宋代以来以闽广为主的海外贸易在民间社会中形成了关于海外的另外一种想象。明代凌濛初编的小说集《拍案惊奇》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苏州一个倒运的浪子生计无着，偶然随人上了一艘做海外生意的船，阴差阳错地转运成为巨富。这个小说改编自万历年间才子周玄暐《泾林续记》中一个起于闽广的传说：故事主人公叫苏和，因为没本钱，随人出海只带了几筐福橘。没想到在外国被视为珍奇水果而以高价一抢而空，因此挣了几千银钱。此后又在荒岛上捡得一龟壳，后被行家认出是内藏夜明珠的鼋龙甲，因此又赚巨万，从此“坐拟陶朱”成为巨富。故事中的海外充满异邦情调习俗和珍奇之物，出海做生意是令人艳羡的生财之道。这个故事的根据在于当时民间关于海外的“奇幻／财富”想象。故事开头即讲：“闽广奸商，惯习通番……往牟利恒百余倍。”可知这是中国南方社会生态环境中生成的海外想象。
自宋元以后中国和海外的交流渐增。但直到清代，在朝廷官方和社会主流的眼中，海外还是不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蛮夷。而在五岭之南的闽南、广东一带，随着海外贸易交流的发展而形成了不同于内地主流社会的文化群体，其中的主导就是“惯习通番”的“闽广奸商”——商业化、国际化的市民社会群体。在岭南形成了与朝廷和主流社会不同的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意向，也因此而开始构建以“奇幻／财富”为特征的异域意象。
自唐代一些名垂历史的文人、士大夫先后贬谪、流落南方开始，这片蛮烟瘴雨之地在中国文化中逐渐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韩愈被贬潮州，行至秦岭时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似到了故国尽头；柳宗元到柳州登楼所见“城上高楼接大荒”，一如海天之际。他们看到的岭南是瘴气弥漫、百越文身，与中土完全不同的风土民俗景象。
从地理大势来看，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形成从北向南倾斜的地势与中土的三级阶梯自西向东朝向不同，三江并流而不交汇的地势引出了穿越五岭通向南海和印度洋的走向。这一走向与中土地势成90度角，形成了面向海外的空间视域。这种地理形势成为岭南与内地疏离而与海外联系较多的地理环境要素，因此生成了自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岭南与海外交流的文化生态，这就是与中土主流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看世界意向的文化生态根据。两种不同的看世界的意向构建了中国古代关于“四夷”与海外的不同想象——中央王朝和主流社会的世界想象与南方地方社会基于海外贸易交流形成的关于海外世界的意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象。
会议间隙，与会专家学者留下书法作品。图为孔见社长在创作书法作品。
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央政府和上层社会不得不正视中央帝国之外的四夷世界。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然不是说林则徐是第一个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而是说他是第一个试图认真地“看”西方的中国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