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呦呦鹿鸣
@每天一千字第3季 Day6打卡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领导就开启腹黑模式，给我讲了一个段子：
几位上海男人进了一家酒店，其中一位用斩钉截铁、视死如归的语气说道：
“老板！来一-瓶-啤-酒。喝-死-算-了。”
这个自嘲背后，有没有感觉到一点上海男人节制的生活态度？太多酒局，上演“自杀性表忠”敬酒。太多饭局，上演各色人等失控后的啼笑皆非。每每看到这些，我总觉得这个段子透着那么一点可爱。
我对上海男人印象特别好，他们几乎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一切：尊契约、守规则、工作职业、生活精致、善待女同胞，特别是上海话说的——“拎得清”。一个机构，交给一个上海男人打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当有女性朋友谈起时，我都很确定地说：嫁人要嫁上海男人。
虽然我自己并不是。
龙应台在《啊，上海男人！》中写道：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
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
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
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原来他们在上海。
沙叶新在《海派丈夫变奏曲》的主题歌里写道：
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
小李拎菜篮，老王买煤球。
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
工资奖金全上缴，残羹剩饭归己所有。
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
……
民族若无阳刚气，
民族怎能去奋斗？
丈夫若无阳刚气，
我的妻儿，你说是喜还是可忧？
龙应台和沙叶新，两位大咖，一个恨不能嫁，一个忧不为国争光。
“上海男人”是如何诞生的呢？为什么上海男人被定义成“小男人”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一直很困惑。
办公室里的一位上海人朋友，施老师，给我解释说，有三个原因：
一、上海曾经是租界，引入了欧美的价值逻辑，欧风美俗。
二、上海在南方，在江南，南方更有规则意识，更有男女平权观念，仓廪足而知礼节。
三、上海更早城市化、工业化，女同胞也更容易获得经济地位，话语权自然提高。
我的一位有很有洞见的前领导谈了一个特别的观点：
为什么上海人生了女儿高兴呢？因为上海当年最为国际化，有很多老外，一个女儿嫁到海外，可以瞬间提升整个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所以，女同胞可以在弄堂里天天打麻将……是务实，是身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让上海社会形成了共识。
邓文迪虽然不是上海人，但她的婚姻以及最近搞定川普家族纵横捭阖的故事，成了一个经典传说
当然，最令我感到茅塞顿开的，是我的前同事，赵玮雯老师。
赵老师在美国的时候，访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高教授的一大研究方向，就是“上海小男人为什么做饭？”（哈哈，美国人民操心中国的事可真不少）
以下，是我抄来的访问记录：
“上海男人原来是不做饭的。”上海男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普通餐馆吃上一顿不错的饭，大概需要花费28个铜钱。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日薪为210个铜钱——即便一个男人每天三餐都在餐馆里吃，花在食物上的费用也不到其薪资的40%，所以下厨做饭，对于当时的上海男人来说，并不必要。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工作。高峥教授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国内找不到）说：1949年，上海约有200万女性居民，其中仅1.7万为工厂女工，家庭妇女的数量则占120万。随后3年，走上工作岗位的女性多了4万多人。到1958年，在职女性人数已经达到约25万。另外，大约50万曾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工厂劳动，如成为针织厂女工等。截至1960年，已有77.58%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上海的妇女就业率为全国最高。
对于女性来说，这并不是一种解放。77.58%的数据，意味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压力。于是，丈夫们开始踏入厨房，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真正的变化是从195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开始禁止食品自由贸易，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用于购买商品的各类票证，包括大米和油。 “上海的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收入低、劳动繁重、粮食短缺、购物困难，等等。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丈夫加入到妻子的购物和下厨中来，是非常合理的。”
身在美国，操心着“上海男人为什么做饭”的高峥教授正在讲课
食品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但是上海的食品应更多，体系也更为复杂。“上海当时的食品票证系统非常复杂，多达二十余种，必须要夫妻俩配合默契才可以买到合适的东西，”他在讲座中说，"这也就迫使男人参与到了家务中来。“当时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票、二号票。”
“凭一号票可能会买到比较新鲜的食品，如鳗鱼、比目鱼。但是如果你去晚了，可能就只能买到胡萝卜了。”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的男人就要去。”
在当时，拿粮票的上海男人有两种选择：用粮票去食堂吃；在家里自己做。但在食堂往往换不到与粮票数量相符的食物，于是很多年轻的上海男人在结婚以前就开始了自炊生活。高峥把它叫做“烹饪训练”。
所以，结论就是：
复杂的粮票体系迫使上海男人进入厨房。
时间节点是1955年。
但是，粮票制度全国都是，为什么偏偏在上海如此突出？
“北方冬天只供应大白菜，那你做饭就简单了，”他说，“但是上海可能供应的蔬菜就有二十多种，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突出。”
另一个原因是公共厨房的出现。
1950年代，很多上海的国有单位，如学校、工厂，都盖起了员工宿舍。这些条件简陋的员工宿舍无法给每个家庭提供独立厨房，几家人只能共用一个厨房甚至走廊来做饭。大家一起在厨房和走廊做饭聊天，“公共厨房就变成一种文化了”。由于上海的住房紧缺，能有这样的住宿条件已属不易。“在当时，男人越来越多地为妻子分担家务。这不仅仅是响应男女平'的号召，更多的是从宿舍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
“男性参与家务程度的增加是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
丈夫和妻子希望能够通过共同的努力，以有限的食品供应，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陷入饥荒的中国。”
——高峥
这个话题问到了这里，已经非常接近答案了。
感谢施老师，感谢玮雯老师。最后，和大家再大家分享两个段子，是蒋老师刚刚给我讲的：
1、
——老板，这菜多少钱一斤？
——8毛。
——七毛五吧？
——（半晌之后）好吧，就七毛五。
——老板你真爽快，给我来半斤。
一些文：
喂，妖妖灵吗？我遇到了一个假的“朗读者”
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坐的椅子都是辣鸡
马屁界的诺贝尔奖 | 原典1.27
这个目标管理工具有意思 | 每天一千字第3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孔子的一生，都在和阳虎对决 | 原典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