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是文明的动力，土是文化的根据。”
接受学术交流的邀约，渠敬东造访了鲁迅先生的求学故地——仙台。在仙台，他参观自然风景、感受民俗风情，并深刻感悟日本学者和辻哲郎提出的“风土”与人之生死及人类文明的关系。
仙台行对于仙台，我所知甚少。小时候读过鲁迅的《藤野先生》，再就是从学后所知的青木正儿教授，他是大民俗学家，对中国影响很深。
藤野先生的形象和故事，留在鲁迅的字里行间，那是人过中年的文字，记忆里的痕迹最凿实：师生之间，仿佛分不清彼此，鲁迅的身上似乎总有藤野先生的影子，他回忆自己的先生，即是对自己的认知。不知怎的，每读此篇，不只为人间的故事感动，也觉得鲁迅笔下的风物有趣。比如，他作为清国留学生初到仙台，就有这样的体会：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记得有人说，鲁迅的此番比喻，讲的是弱国国民的心酸心理，他得到藤野先生的同情和帮助，却似乎有一种被施舍的感觉，还有人解释说，由此，他又再生出了自我戏谑或自我嘲弄的情绪。人的感情有多复杂，人的感情可以被解释得多复杂，我猜不透。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和物一样，原本很日常、不显眼，可换了地方，则会或贬低或夸大，或干脆变了模样。换言之，人与物都很具体，生在哪里，长在哪里，就有哪里的味道；无一时一地的人情风土，又哪来世间的风景和故事呢？由此看来，要认识“胶菜”，还得回到白菜的故乡，体会藤野先生和鲁迅的动人故事，一定要到仙台。
有此新知，需要机缘。正逢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通识教育交流项目，题为“文明与风土”，邀请我来，我确实有些迫不及待。于是，两校师生从东京羽田机场下了飞机，就坐上新干线，直奔仙台。能来仙台，有赖于东京大学张政远教授的起意，他虽是香港人，却留学于此地，恋爱于此地。他的妻子就是宫城县山里的人，他爱得深，便讲得勤，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火车还没到目的地，那里的山川和田园、人口和物产、风俗与景致，已宛在眼前了。
像北京和东京这些大城市里的人，既不知“风”，也不知“土”。风是气息，土是基质；风是流变的，土是稳固的；风是文明的动力，土是文化的根据。今天的社会，无论城市乡村，都是大都市现代文明养育成的，高楼阻挡了风，水泥遮盖了土，所谓知识，也纯是一般的、抽象的甚至教条的，所谓学问，亦脱不下这层坚固的外套，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常常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罢了。没有“风”的感染和激情，没有“土”的坚忍和耐心，只能落得个“有知无识”“有学无问”“有教无育”的结果。
仙台城不大不小，行人可走遍每个街道，恋人可驻足每个角落。在这里，历史的层累很鲜明，还有少许的战争留痕。城市的街巷河渠，与寺庙、神社以及公园绿地均交相穿插着，很散淡，不拥挤，处处是可让人熟络的空间。我们下榻的宾馆，出门就是朝市街，所以每天早上，我都去看卖鱼，各色各样的鱼，即便好些不认识，也能闻到大海的气味；每天傍晚，也都去商店里逛，不看国际大牌，只钻特色小店；再晚些，便受日本朋友的邀约，小饭馆“搓”一顿，再往小酒馆小酌几杯，家长里短、奇闻轶事“哐”地一下都摆上了桌面。
仙台早市（来源：thehiddenjapan.com）
和辻哲郎曾将风土
（fudo）
作“存在论”解，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很深。风土与他关心的人伦世界一样，亦是存在的“家”。他说：“我们是在风土中发现我们自身，在自我了解中完成自己的自由形成。而且，寒暑、暴风、洪水，不单是我们要共同防御的，我们的祖先亘古以来为之积累的智慧，也化作我们的力量。”
（和辻哲郎：《风土》）
这也是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所说的要从“活现的自然”中见人，即一门“人类精神的风土学”
（Klimatologie aller menschlichen Denk-und Empfindungskräte）
。在和辻哲郎看来，赫尔德和黑格尔之所以别出德国的先验论，强调风土的精神性，是因为世界的规定本来就不是纯一的，也不是现成的，需要在一时一地具体的历史层累中释放出人的活力，所以说，“世界史必须给不同风土的各国人民留出他们各自的位置”
（同上）
。
不管理论家们怎么说，概念总是灰色的，不如先谈谈仙台的吃食。这里的第一“名吃”，是牛舌。仙台地处日本东北，跟历史上中国的东北一样，是个开化不足的地方，与京都、奈良和东京相比，吃的喝的都不讲究，很淳朴，甚至有些粗陋。抵达仙台当晚，张教授就领着我们去一家百年老店。我们在大都会常见的百年老店，如今都是金字招牌，门口高悬金匾，装修富丽堂皇。可这里的百年老店，是一百年没变过的又旧又小的店，张教授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说小店的门脸、桌椅、灶台、挂画，甚至价签，几乎从未变过。师傅还是三十年前的师傅，他光着头，站立在柜台后面，双手拢着，气定神闲，伙计们都是新面孔，可忙来忙去的样子一如从前。
不一会儿的工夫，一盘盘的烤牛舌上桌了，厚厚的切片，整齐地码着，一时间让我想起了鲁迅戏说的“胶菜”。随后，一碗碗米饭也端了上来，这饭与日本人常吃的不同，颇像中国东北的二米饭，白米和糙米混杂一起，黄白相间。最后的搭配，便是牛尾汤了，一块牛尾骨煮得很烂，唯一的配菜，竟然是中国胶东的那种大葱，厚实地切了一坨，盖在上面。这套组合不禁让我想起了重庆挑夫的火锅、北京车夫的卤煮，还有每个东北人都爱吃的杀猪菜。这些底层劳动人民的最爱，中国与日本没什么两样。
饭菜看着粗陋，可吃起来却和谐。烤牛舌焦里透香，越嚼越有滋味，本没什么佐料，可靠着人舌搅拌，牛舌的香气就越发绵长。粗米饭也配合得好，谷粒的立体感与牛舌的筋道充分融合，会让触觉紧跟着味觉爆发出来。牛尾大葱汤本身也是一种搭配，牛舌与牛尾，这牛身上的一前一后、一头一尾，焦香与软香对比强烈，而葱丝随着汤汁送下，那特别的辛味强行平衡着肉味，让一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餐饭菜可算是一种风土的教育：牛舌和牛尾，本是上等人剩下的残食，就连糙米和大葱，怕也是最低贱的食物，在本乡本土，却配合得这样好。这些物产，从没有外来的金贵，与文雅也沾不上边，却生出了一种地方小调般的韵味，天作之合，成就了大俗之美。
在仙台，烤牛舌只是一道开胃菜，真正的大美在大海。松岛之游，我期盼已久。位于仙台海湾的众多列岛，据称是日本三景之一，星罗棋布，有“八百零八岛”之说。中国的黄山，有奇松、云海和怪石，日本的松岛，则有青松、碧海和白浪。有传闻说，松尾芭蕉云行各地后来到松岛，为这里的奇美景色所俘获，竟吟不出一句俳文来。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便是这心境的写照吧。
我们的船畅行在大海上，夏日阳光热烈，海水泛着光，耀眼灼人，船头激起的水浪瞬间化成咸湿的水汽，浸润了我们全身，随即又结成盐晶，让人觉得兴奋。不一会儿，眼前一座座的岛屿扑面压来，又匆匆划过，宛若密匝匝的军阵，列队相迎，又如天上的舞女，翩然消逝。松岛之所以称为松岛，是因在这些散落于大海的列岛上，唯有松树肆意生长。水中的礁岩，被海水风化、侵蚀、分割，如随形的雕塑，偃蹇多姿，错落成一首曲子。岩上的松树，在踔厉挺拔的同时，则依着海风的方向，伸展着枝干，交相掩映，化作条条绿舟，在碧海与白浪之间穿行。
的确，在海与天、水与石、松与浪之中，我们分不清是岛在穿行，浪在穿行，还是船在穿行。于是，我不免又想起了和辻哲郎的说法：东洋的季风型风土与西洋的牧场型风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季风带来的湿气与日光的作用关系，形成了雾霭和烟霞中的独特风物，湿润的大气给日光带来的丰富变化，造就了亚洲人更微妙的情感、心理和文化底蕴。不过，季风并不总是细腻、温润的，它也会带来暴风骤雨、洪水和干旱。在盎然的生机中，自然时刻蕴含着“死”的威胁。
是的，透过礁石和劲松，我们很容易辨析出自然强力的痕迹。松岛的群松，不仅与欧陆不同，亦与中国的泰山松和黄山松不同。中国大陆虽有季风影响，却不像日本这样直接而猛烈。泰山地处北方，那里生长的松树如泰山般雄浑凝重，刚健苍劲；而南方的黄山，则由水汽浸润，雾霭重重，端庄不失妩媚，摇曳而生俊美。而仙台的松则不同，不管是红松还是黑松，树干都折曲遒劲，拼命地攀长，松枝则四面展放，自由舒张，松针是密密匝匝的翠绿色，仿佛吸透了海风的营养。在中国山水的烟雾迷蒙中，松是晕染成的笔墨形象，黑白转化的虚实之间，世间的生灭造化其中；而在日本的海上，松是明朗的、鲜亮的，在薄雾的衬托下，一道道风景如一帧帧画面，层叠地展现，松是色彩的形状，与浮世绘的套色图景完全一样。中国的松，有君子之风，而日本的松，则装载了武士的精神。
我们的船绕行海上，靠了岸，就是著名的日本临济宗瑞岩禅寺了。山门外，海岸边，跨过虹桥，便是一座木制的佛堂——五大堂。小小的堂门紧闭，据说佛堂每三十三年才会开放一次，可几百年海风的刮蚀，木制建筑留下的苍老面容，迎面即可感知：是木纹还是皱纹，一时让人难以辨认，还有上面那些斑驳的盐晶，如古老的包浆，将所有的自然与历史融为一体。据石井刚教授说，这座佛堂之所以历经无数地震海啸而屹立不倒，不仅因为建筑的结构灵巧稳定，更因为有上百个岛屿的拦截和守护，即便是狂暴的海啸，到此也成了强弩之末，浪涛一波了。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一句：
虽然历史的情势、境况和涵义都不尽相同，但这足足的上百个海岛，就可以引起东西文明的共鸣吧。可这次仙台之行，留给我强烈震撼的，是二〇一一年日本大海啸灾区遗址的考察。那里的海、那里的风、那里的松，始终逼近在我眼前：在乌云的笼罩下，海是深灰色的，风也是深灰色的，巨浪翻卷，岸边遍处是断了脊、剥了皮的大树枝干，横卧沙滩。高高的松树散落在堤岸上，长长的树干孤悬天边，只有顶部的几丛针叶，透露出顽强的生的气息，而十米之下，皆为死的痕迹。
无法想象，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那天，十米高的巨浪瞬间倾灭一切，人的生命、松的生命、建筑的生命、文明的生命，沿东海岸线的大片区域，混着海水而骤然消失。死亡突然降临，没有喘息，没有闪念，和辻哲郎这样说过：“潮湿意味着自然的淫威。……势不可挡地袭向人们，其威力之大足以使人们放弃与之抗衡的念头。”是的，东亚的季风型风土，同时孕育着生与死，生是绵长的，死是短暂的；生是湿润的，是绿色的，是美；死是暴烈的，是灰色的，是不破的真理。如今，我们在灾后纪念碑上，可以辨认出一家一家人的离世，从特意留存的废墟上，可以辨认出建筑内饰华丽的瓷砖，甚至孩童的玩具，如花之飘零，一切皆成瞬间。
然而，和辻哲郎却接着讲道：
而潮湿的自然威力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威胁，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死”的威胁。死存在于人的一方，盎然的生机欲将人们内心潜在的死神赶走。人不可能凭借自身生存之力来对抗生命的源泉之力，在这里，忍受就是对生命的服从。
因此，这里的文明，不是由“死亡”构建而成的文明，而是在生与死的无限转化之中所形成的顺应自然的生命。服从死亡，事死如事生，从生命的代际延续中看待生死的传递和轮转，才是这种文明的真正生命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一切灾后重建的工作都在平静地进行，鲜有恐惧，没有怨愤，只有服从，服从自然周期性的暴行，及其无尽的孕育和滋生。
由此，大海堤岸上的那几棵孤零的长松，再次浮现在我眼前，身边的亲人和友伴早已被巨浪吞噬，但它们既然活了下来，就干脆成了活着的象征，让幸存或新生的人们去看，去发现，去继续迎接死的挑战，去继续保存生的平静。由此，我也猛地想起，我们曾拜访过的那间坐落于汤殿山的浪分神社。就是这间小小的神社，千年以来的历次海啸洪水，皆到此终止。它似乎告诉人们，人类虽无力抵抗自然，却要依托神的护佑，去发现自然的界线。这神圣的区域，就是阴阳两隔、生死相遇的水线，是恶魔施虐的临界，也是重获生命的起点。
我记得，王汎森讲刘咸炘的时候，曾引用龚自珍的《释风》一文：“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刘咸炘自己也说：“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若论上下之纵观，要重“时风”，若论左右之横观，要重“土风”。其实，法国启蒙家们，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所讲的 mœurs，即风俗或风尚，或译为民风与民情，亦多有此义于其中。照此来说，风与土如何可分呢？风为“气”，“土”为“质”，风有“气息”，土有“质量”，分析性或指标性的学问发展到今天，又如何能够理解写在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或一段历史身上的这种“气质”呢？风与土，才真正构造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存在之世界，不为形而上学的普遍预设所侵染，也不会将人与自然析分成无数细小的颗粒，而被降解。
于是，我坐在鲁迅先生曾经的教室里，讲台和桌椅满是一百多年前的气息，那位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先生仿佛就站在黑板前面。我们知道，就在这里，年轻的鲁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但那时候，鲁迅毕竟年轻，虽有改变自己的勇气，却还没有改变世界的勇气。民族的悲剧让他情伤而落魄，无力承受，他说：“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随着时间慢慢消逝，先生也“杳无消息了”。可是，先生的影子却有如仙台的风土，刻在他心里。
作者在藤野先生的教室里
我想，鲁迅由他的新生，直至他的生命熄灭之时，藤野先生都给出了一种原力：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重读鲁迅先生的这些句子，仙台海岸上的长松便会现在眼前：它虬曲地挣脱着，任凭风吹雨打，海啸吞蚀，仍会像一道闪电，发出光亮。风是有传播性的，土是扎根的地方，藤野先生如此，鲁迅先生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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