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小红书写作

房间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钟，禾谷开始写字。

退休之后的前20年，她从未写过一个字。马上到70岁，写作这件事突然开始占据她的生活。

她走入卧室，坐在小梳妆台前。写字的纸是随手捡来的。写在儿媳不用的本子上，写在女儿备课本的背面。她想起什么，就用笔在纸上写个大概。写着写着，猫咪会蹓跶过来，侧头靠在她的稿纸上。旁边一个方方正正的铝盒是她的笔盒，和笔摆在一起的，还有四颗牙齿。两颗是女儿的，两颗是她自己的。

这场写作之途从去年开始，持续了七八个月。最后她写了足足28万字，这些句子被她一字一句录音，转成文字，又裁成笔记，发在小红书上。

老伴儿去世后，儿女在北京生活，生活里大部分时间，禾谷都独处，或是做点小买卖。除了做家务、照顾家里的三只小猫，剩余的活动便是看电视、听音频，或是出门走走。她笑自己「没有文学慧根」，卧室里没有书，但写东西时，文字就「出溜出溜」，一个接一个地顺着情感滚出来。

今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她想到和自己相伴35年的老伴儿。她想写身边匆匆忙忙、平平淡淡生活的人。她敲下了第一句话：「我的老伴儿是一个比普通更普通的人，没有资格作传，写写他的生平，以兹怀念。」

老伴儿在国企当过工人，后来开饭馆、卖古董，还是一名木匠。禾谷看到他这漫长一生的艰难和挣扎，更多的，是努力和豁达，「他用粗大的双手，勤劳地编织自己的人生。」她从老伴儿的童年开始写起，写他们第一次见面，「他172到174厘米的个头，稍胖，大手大脚，皮肤略显粗糙，模样算不上好看，却也周周正正。」写他结婚后仍然知冷知热，会在没有空调的面包车里，就把她的双脚贴在他的胸口。「那是一颗多么富有活力的心脏啊，一下一下砰砰跳个不停。」

她一直写到老伴儿的死亡。十年前的一个小年，老伴儿猝然离世。在墓地的池穴里，禾谷放了他用过的日用品，还有一只MP3，里面下载好了他生前爱听的《梁祝》、《葬花吟》。

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始终是禾谷难以跨越的坎。别人提起时，她都用简单的话概括，心脏病，急病，就没了，「回忆起来，就觉着不痛快。」但是写作让她无法扭过头去，她必须直面它，凝视它，有所交代。

最后，她写下了老伴儿去世时的细节，还记录下了当时那个坚持让他体面离开、倔强的自己。她重新感到疼痛——

当命运的手术刀进行强行切割，切过骨骼，切过血管，切过肌肉，切过神经，那样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表述的。更何况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麻醉剂。倏忽之间，老伴儿已经走了近10年，我还是低估了老伴儿离去的不适，低估了在漫长岁‍月里积累起来的召唤的力量。

对于禾谷，老伴儿走得不远。跟老伴儿的妹妹视频时，她从那张同样苍老的脸庞上看到了老伴儿的眉眼。儿子买房时，她也会在心里轻轻地念，老伴儿，你看儿子这个房子装这么好，130多平，你看看也一定挺高兴的。

现在，老伴儿是在她的字里行间「复活」了。《老伴儿的生平》前后写了三天，花了四天时间排版，算起来拢共14389个字，分散成了17篇小红书笔记。发布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三四点，当她抬起头，天色还是浓黑。

凌晨三四点，是民间信仰里阴阳交汇的时刻。她在这个时间发布内容，把它当作和老伴儿的重逢。

在小红书写作，对于她而言，是「自己哄着自己玩儿，感觉像是找个不太熟悉的老太太，聊个天儿，解个闷儿。」她写家里的事，写爸爸、妈妈，写老姨和哥哥姐姐们，「写你熟悉的，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去写」。她还学着年轻人，把阅读量的标志称作「小眼睛」，「小眼睛多了很高兴」。禾谷记得，有一篇笔记在小红书上的小眼睛高达7万多，点赞量就有1700。她觉着，自己还没有被这个社会遗弃。「这么老了，难得激动一把，振奋一把，期待一把。」

如果你和禾谷说，你写了这么多，是个作家啦，她一定会摇摇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她的写作是那么随意。写完，把心情交付，纸页便散到四处。她也不管，起身去厨房做饭。

「我不会放弃生活，也自然不会放弃写作。」禾谷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父母寿命的平均值算，她还能再活十年。只要不患上老年痴呆，她就写满这些时间。她已经置办好了自己的墓地，死亡于她而言，不是什么具有缺憾的事，「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足够了。」

初冬的时候，禾谷去墓地看望老伴儿，在碑前摆了一罐啤酒、一包烟，还有一些贡品。她仍然会常来和他聊天，相信那些写下的字终会流向那个世界。「不要着急，我慢慢说，你慢慢听。我慢慢写，你慢慢看，我慢慢走，你慢慢等。总有相见的那一天。」她在稿纸里对他说。

证据

那把不起眼的椅子是今年35岁的蜗牛栖居的天地。它见证了蜗牛指尖冒出的许多句子，其中一条是这样的：

「我替大家试过了，一个中年男人，没有高学历，不懂富婆的心，好像真的只有电话销售了。我就像一只不小心蹦出栏的猪，东张西望的又被屠夫一脚踹了进去。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木头长椅坐落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处街心公园，环绕它的，是三栋指向天际的庞大建筑。蜗牛工作的地方属于建筑群里一个不起眼的格子间。他是一名电话销售人员，每打完100通电话，可以换来一次下楼休息的时间。

「这个凳子就是属于我的地方。」蜗牛说，「来晚了还可能没有位子。」

即使椅子上只有他一个，他也会选择把自己缩在最边上。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他开始拿出手机，写下自己中年陷落的故事。

这里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躺着等单的外卖员，也有从豪车上下来的各界精英。和人群待在一起，蜗牛会对窘迫的生活感到释然，「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里有无数个我。」

与其说蜗牛在写作，不如说蜗牛是在呐喊。

30岁那年，为了照顾患癌的父母，蜗牛退掉了深圳的出租屋，和妻子回到老家。在父母身边的四年，蜗牛花光了积蓄，最后背上40万的债务，以及一段在简历上不可抹去的空白。

为了还债，他把妻子和女儿安顿在江西娘家，一个人去了广州打工。他进过厂，尝试过殡葬行业，也去皮鞋公司做过直播带货。有一回，他需要在镜头前宣传鞋子「不臭脚」。轮到他上镜时，他紧张得说不出话，在打光灯前憋了许久，爆发出来的那声「大家好」，把老板吓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那天晚上，他卖了5双鞋，提成50块钱。后来他得知，5双鞋都是老板买的。

去年二月，蜗牛正式进入电销行业，他们被塞进200多个窄小的格子间里。电销行业多劳多得，他们都希望在短时间内赚更多的钱。

「初次坐在这格子间里，眼神无助得像孩子一样。像呆站在非洲草原上，看狮群捕猎的羚羊。」蜗牛记得，打第一通电话前，他做心理斗争一直做到下午三点。大腿都掐肿了，他才按下拨出键。

干电销的第三个月，蜗牛收到了第一笔收入——140块钱。他足足磨了客户5天，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对方。客户终于松口的那一刻，他迫不及待地把2800元的付款截图发到公司群里，迎接鲜花和掌声。开了第一笔单，他觉得自己的心结被打开了，终于敢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动。那天他发现，只有100平的办公室，他竟然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

但热闹很快消散。他还要继续戴上耳麦，「打骚扰电话」。有时候，他觉得那个耳麦就像孙悟空的金箍儿，摘都摘不下来。

「好！好！非常好！yes！」

每天早会，他们要喊30多次口号，累计鼓掌50多次。每天通话120次，通话时长60分钟。结束白天电销的工作，蜗牛还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

父亲对他实施的是打压式教育。在那个限制情感表达的家里，蜗牛获得的经验是不要暴露脆弱。最难熬的时候，他只能选择沉默，跟家里人说这些，「会显得自己不够男人」。

心态崩塌的时候，蜗牛和同事去寺庙烧香磕头、研究玄学。最终他们得出结论，一定因为是他们的能量太弱、气场萎靡，老天不喜欢。他们约法三章，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低着头打骚扰电话。「我们要扬起脑袋大声地打。」他写，「和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躲不掉子弹的。」

有人鼓励他把经历录下来，报名脱口秀。他试过，但是看到镜头，就像推销「不臭脚的鞋」时那样紧张，不如还是藏在文字背后。「写作是我最真实的表达，现实生活中，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蜗牛说。

笔是蜗牛和生活作战的武器。现实世界里的他，永远走在普照的阳光之下，是一个平庸的正常人。但是只要开始写字，他就可以恣意地当「神经病」。「生活中很多破事，让你没办法幽默，只有在自己记录的时候，才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产生。」

上学的时候，他喜欢读《故事会》里有烟火气的故事。写平凡的故事，让他觉得内心平静。过去他从未想过这些文字会去向哪里，他只想说话，一直说话，记下「烦闷的生活」。 「我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我的励志故事。我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我留下来的证据。」

他这样写自己的一个朋友：

熙明曾经是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因为被合伙人坑了，背上了100万的债务。这和他北方人豪爽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即使他只有微信里的100多块钱，吃猪脚饭的时候，他也喜欢跟我抢着买单，跟自杀差不多。我们玩笑似的约定，如果他饿死了，我会像赵本山演的电影《落叶归根》一样，给他背回家。

写完这些句子，休息时间结束，他掐灭烟，走上楼去。「大家都很难。碰到坎的时候，可以想想；蜗牛不是还活着吗？」

折叠

从大厂辞职回到农村老家后，阿粽变成了「村子里的李佳琦」。

回老家之前，阿粽已经做好了和老一辈的陈旧思想作战的准备。但战役还没打响，她就被冠上了「败家孩们」的称号——每次她拉着小车去快递点拿快递时，一路上众多乡亲的眼睛滴溜滴溜地顺着小车移动。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你买的都是什么？

她向他们展示自己网购的日用品，比如承重力很好的小推车，方便收起来带上公交，再比如驱虫药，「最后做到了家里没虫，这在镇上简直是惊天大新闻，她们都习惯了夏天与虫共生了。」还有桶装水、奥尔良烤鸡、35块钱的雪平锅……听完介绍，他们惊叹不已，纷纷跟着阿粽买东西。这次破冰导致「只要我说『买它』，村里人就会跟着买。甚至有时候是什么都不问」。

阿粽发现，这些留守在乡下的老人，一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一边缺少桥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们大概率是被遗弃的，谁也不会为了他们专门去做什么事情」。在这以前，老人们的网购经历并不愉快。他们被短视频平台的AI视频欺骗过，以为买来的种子真的能种出那么奇异的花。买到手的家具，尺寸小得没法用。

其实，阿粽也被高速运转的生活甩了出来。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她患上了胸膜炎，必须到空气好的环境中休养。但在村子里的人看来，她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去外面闯荡，「不该出现在这里」。

一个年轻人就这样遇到了一群老人。阿粽在家里磨咖啡豆，村里的阿姨很是震惊，咖啡只能在店里出现呀，怎么在家也能做？在阿粽的帮助下，她学会了分辨什么是美式，什么是拿铁。

阿粽注意到，一位老奶奶在店铺里找可以夹在书桌上的风扇，是为了让暑假回家的孙子，打电脑时不那么热。热衷于报「百元旅行团」的他们，即使屡屡受骗，也坚持不懈地报名，是希望能和儿女有共同话题。他们的生活依然以后辈为支点。

「我给他们看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他了解了就会觉得，子女在这边嫌弃的东西，没有那么遥不可及，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了，下回子女回家的时候，他们就能聊起来。」

阿粽用诙谐的笔法在小红书上写她的回乡观察。她认为写作有这样的使命，「把普通人观察不到的现象、社会漠视掉了的东西，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到大众面前。」

如果说蜗牛在长椅上的写作打开了一道社会的折痕，那么阿粽的回乡记展示出，在这块被折叠的世界里还有着更多苦涩的笑容和琐碎的生计。过去，这些生活不曾被人注意，在算法浪潮中快速沉底。

折痕不仅在底层，也藏在看似光鲜的中产外壳下。

两年前，刚毕业不久的Toni收到一个奇怪的来电。那时她在英国兼职雅思口语老师，常常接触计划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这通电话来自其中一个学生的妈妈，她希望支付Toni2000块钱，让她去儿子的宿舍楼下转一圈就行。「如果碰到他，就假装是同校留学生，和他说说话。」

后来，这个妈妈多次提出支付金钱报酬，委托Toni以「妈妈朋友的女儿」的身份接触儿子，为他购置保温杯、预约注册、买药，甚至是回复教授的邮件、给学校请假、投诉小组成员等等。委托的频率越来越高，每周至少发生三次。

在对方发来的语音里，Toni听到了一位母亲在大洋彼岸的崩溃与焦虑。在她眼里，儿子缺乏生活能力，在异国无依无助，很可能会轻生，「老师，他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活了，请您去看看他吧！」

但Toni并未感觉到这个男生有了结生命的想法，她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对生命失去控制的无奈与愤怒。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自杀来威胁母亲，试图抢回主动权。

Toni在这场冲突看到了自己。某种程度上，她曾经也是代际之间潜在暴力的受害者。「我希望通过文字，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理解这种看似无形却极具压迫感的家庭关系，让人意识到那些『保护』、『关爱』的外衣下，可能暗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代价。」

她开始提笔写这个故事。每天早上起床，Toni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床头的小灯，拿出手机打字。起床后的两个小时是她一天中最安静的时间，家里的小狗还没有开始闹腾，当天的工作尚未到来。她会一口气写完印象最深刻的情节、场景，再做一次简单修改。写作的过程，像是把脑子里抽象的事物翻倒进现实世界，Toni终于可以看到它、摸到它。这让她感到欣喜。

「在父母的规划里，他一定要出国，读硕，镀金，回国要去坐在那张已经花了很多钱才安排好的办公椅。他不可以掉链子。除了生命，甚至连呼吸好像都不受他本人的控制。所以，是否要继续活着，成了他和母亲谈判的唯一筹码，让生死相关的剧情每天都在这间小小的、乱乱的宿舍里演绎着，再通过手机屏幕和听筒，传到地球的另一面。」

Toni试图还原那个孩子的感受，也涌现过拯救男孩的想法。但她无法成为传统故事里的英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出这个畸形的交易。

Toni写下了真实的结局，她想，会不会大家更期待一个和解的圆满收尾？

「真实的结局对我而言有种特殊的意义。那个「达成理解」的假设，只会把故事停留在表面，而我经历的复杂情绪、不停地考虑是否要去跨越边界的痛苦，就会被掩盖。我不想把这一部分的自己进行隐藏。」

奇怪的委托不只一例。Toni搬到法国后，还收到了另一对父母的委托，请求阿粽到儿子所在的城市，拆散他和现在的女友。

「陪读」需求的背后，是留学生活的B面——东亚家长的控制欲带来的代际创伤。它不会随着距离消失，甚至可能有更强烈的反弹。这种张力在疫情期间更加显著，当供养一个留学生变得比以往更为艰难，亲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紧绷、焦虑的情绪。Toni发现，很多家长甚至做不到给孩子五秒钟的时间来反应。

疫情期间，大片的实体企业被击垮，包括Toni的父母在内，很多留学生的家长只能一点一点地、像挤牙膏似的给他们汇去生活费。如果不是因为缺钱，Toni或许不会兼职，不会接下这些委托、看到这些多样复杂的亲子关系。这些机缘巧合引领着她，站在时代的夹角上，翻阅它、记录它。

被折叠起来的世界，只能靠身处其中的人，以第一视角的眼光打开它。「写作的精神性体验对我来说，就像在和生活的各种『正经面具』斗智斗勇，把一些我观察到的反常、假象和荒诞剥开，和它们摊牌——这个世界不缺少圆满的故事，缺少的是真实的结局。」

连接

人究竟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表达？

当这个问题被抛向执笔的人，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她们都提到了那个词，「连接」。

一天晚上，阿普听到一首名为《往事随风》的歌曲。她想起了妈妈——她这一辈子都在被安排，被计划，好用的时候就被拿来用，不好用的时候就被扔掉，直到她的人生变得破破烂烂，现在，她女儿长大了，她要「把她缝补起来，晒到阳光下面去」。

「对我妈来说很难，所以，自由的第一枪，就由我来打响。」

写了开头之后，阿普发现1000字并不够用。她一下子收到了1380条评论，许多人给她留言，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现状是什么样的。阿普在一个半夜，花了四个小时把故事写完了。这个对于她来说「很冲动的行为」，因为陌生人的关怀，被延续了下去。

文章发出之后，阿普收到许多求助的消息。其中一个女孩倾诉，她困在读研和工作的选择之间，家人不支持她读研，但是去工作的话，她避不开家里的催婚。

阿普建议她，在剩下的学年通过兼职攒到读研的钱，以此抗争。她帮助女孩列了一个家教计划表，为她分析可以找到哪几种家教，累积到毕业，大概能挣多少钱。后来，女孩找到了第一份家教，给阿普发了消息，「你看姐姐，我挣到钱了。」阿普回她，「真好，你也踏上你想要走的人生了。」

阿普没有想到，很多人把自己写下的故事当做人生的指引。有人给她留言，说自己在犹豫下决定的时刻，突然看到阿普的文章被推荐到了主页，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最开始，阿普只是想传播一分善意，但是网络让这些善意传达到了上百个人的手中，并得到理解。她觉得这是网络的力量。「小红书上的人会懂我为什么会在半夜想要写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社区里，遥远的网络友邻在共享生活的不同方案，也在共享勇气。人可以这么活着，也可以那样活着。

4岁那年，云溪女儿被确诊弱视，6岁那年痊愈后，10岁又被医生告知生长发育缓慢。云溪没有多少远大目标，她只希望女儿能多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快快乐乐长大。

她们从北京搬到了天津郊区，进入了一所普高率只有40%左右的初中，它被附近的居民形容为，一所「只会吹拉弹唱」的学校。但这座处在教育洼地的初中，就像脱口秀作品《北下关》里描绘的童年乌托邦，恰恰让女儿意外得到课本之外的生活体验。

每周，学校会组织两节劳动课，带学生们拔草、下秧、浇水。等毛豆和花生熟了，食堂师傅就会给大家加菜。美术课，老师带她们去池塘边写生，放学后，女儿会如常地总结，「今天真高兴。」

现实生活中，云溪很难找到同类。焦虑像疫症一样，会迅速在家长群体中传播开来。她时不时就听到「你还不搬家，孩子就要废了」的劝诫。鸡娃是最主流的路线，也是看起来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她想提供另一种答案，「每一种声音都应该被听见，如果它是一个小众的，就更有必要去把它放大。」

网友们和云溪聊起自己养育孩子的历程，或是自己小时候的故事。那些普通细碎的故事，也启发了云溪，让她继续写了下去。

她讲述女儿提前放学，去湖边喂鸭子，获得了快乐的45分钟。那条笔记吸引了很多评论。她们也在分享自己生命中的快乐时刻，比如说，老师突然宣布取消某一节课，她们那天晚上看月亮看得很开心。云溪的评论区成了茶话会，大家一起聊天，一起笑。

一位网友给她留言，「我也当过孩子，我想说如果是我做你的孩子，到了我这个年纪，会狠狠感谢你，感谢你在我小时候让我度过了真正快乐的时光，名校也好，成绩也罢，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你的孩子长大了一定会因为有小时候的这段时光而更容易的迈过生活中的坎儿。」

「假如只有一个人写，你可能会怀疑，这有意义吗？看到那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我也会觉得更有干劲。这样的表达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也继续写下去，」她说。

在小红书，云溪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写、在表达。就像人类学家奔向田野，她也在这片多样的田野里采风。她注意到一个名叫「东莞废品搬运工」的网友，在小红书上记录了自己作为厂二代日常，例如，去国外开厂、与欠款方极限推拉等等。这些都是云溪日常生活无法触及的人群和故事，因为这里的开放与包容，人们敢于慷慨地将它们表达出来，留下「活生生」、「热腾腾」的印迹。

在云溪想象的画面里，小红书不是一片稻田或一座葡萄园，而是一整个包罗万象的生态圈。它有「犀利的、抓眼球的、网感很强的内容」，但它不会让朴素的内容被淹没。

这个社区同时存在两种河流，一种精密遵循用户和主流的喜好，热闹非凡，另一种则流速缓缓，它打破算法和写作权威，关心边缘的声音。流速慢的河流，总会找到它的听众。「如果说其他地方在话题性、时效性、情绪饱满度这些方面已经杀得刀光剑影，小红书还保留了一小片田园牧歌，供我和同类吟唱。」云溪说。

时代的益处和代价，往往是由许许多多的个体在共同承担，承担的过程便是我们的生活。在今天，这些讲述没有弥合裂痕的野心，只是提供一个校准的可能性。有了故事与倾听，他人在我们心中便不是面目模糊的标签，而是清晰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才不会彼此伤害，重新找回社会的关怀。

禾谷记得很深，第一篇文章，当天就得到了600多个「小眼睛」。她开心得不行，「我这600多个阅读量，相当于600人看过我的书，很受鼓舞的。」在禾谷看来，比起直播、短视频、摄影，老年人在写作上「更有优势」。他们有岁月的积累，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说。「总会有一些人看到你，总会有一些人跟你共鸣。」

她形容自己，像这片广阔天地中的一只小小蚂蚁，视角低、看不到世界的全貌，在慢慢爬行。但在我的触觉所及，仍能感觉到香甜清新的空气，我用蚂蚁的嗅觉寻找我的同伴，和需要的养分。」

与禾谷同行的有上万个普通人。2024年9月19日-10月22日，小红书发起「身边写作大赛」，鼓励大家用写作重新发现身边。一个多月的时间，1万多位写作者留下了两万三千多篇投稿，总字数接近 1200 万。评委张怡微评价这些作品，「社会变化当中一些流动的、断裂的经验是很可贵的，也是当下主推的学院式的写作里没有的，它和人的生命力、生活力有关。」

写作并非要准备齐全才能够发生，它就这样出现在朴素粗粝的、大大小小的「房间」里。做饭前的准备、工作的间隙、遛狗的功夫，一群没有工具的普通人，不断地重述自我的宣言。

禾谷是这次写作比赛中最年长的获奖者，在这个被看见的冬天，她郑重地写下自己的获奖感言——「此后，文学将是我的精神家园，我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寻找生活的乐趣，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再活一回青春。」她说，「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禾谷在家中写作

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人物》公众号，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星标《人物》，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希望我们像以前一样，日日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