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和她一点关系没有”
2007到2008年，写短篇小说《家》之前，二十多岁的张悦然有时候会跟关系亲近的钟点工一起去别的雇主家干活，承担20%-30%的劳动。她想从钟点工的视角进入别人的房子，看一切会有什么不同？
“你身上的东西雇主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又把一切都袒露给你，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感觉。”张悦然很受冲击。一个直接的感受是，别人好像看不见作为钟点工的她。在这个安全的视角，她看到了很多以前忽略的东西。
这个视角先是被她写到了《家》里——那是她的写作题材由幻想转向现实的开始。小说中，保姆小菊目睹了一对成功的年轻情侣闹分手，两人不约而同离家出走，小菊鸠占鹊巢，住在漂亮的家中，在这里获得了“某种关于自由的启蒙”。
有了小孩以后，育儿嫂住到家里，全方位地介入张悦然的生活。张悦然也观察对方。对方代表的职业群体长期在一线城市谋生，供养一年见上一面的孩子，和远方家人的感情趋于淡漠。她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这里的生活不真正属于她们。
张悦然把这个观察写进了2024年夏天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鹅旅馆》中。“保姆是一种生活在别人生活里的工作，她每天忙的那些事，需要倾注耐心和爱心，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她必须移情到那个生活里，不然那个生活没法待下去。那她多大程度要移情到这个生活里？哪些是她主动投入，哪些是她情不自禁慢慢地会被打动、会关心的？”
保姆于玲是《天鹅旅馆》的绝对主角，整篇小说以她的视角来讲故事。她就是一个24小时的生活都建立在别人家里的人。张悦然花了不少笔墨写于玲如何把这个家料理得很好：她被唤起了温柔的母性，与孩子宽宽培养了类似亲情的关系。她学什么技能都很快。她非常适应这个家庭的一切。然而，她意识到，总有一天，她会离开这里，她的付出不会转换成某种被承认的价值。她带的孩子以后不会到她的老家去看望她。“明天和她一点关系没有。”
于是，小说开头，普普通通的、带宽宽去野餐的一天，于玲想结束这种移情。她接受了欠下高利贷的男友的提议，伪装绑票宽宽，向雇主骗取大额赎金。可就在他们实施计划的这天，孩子的外公因贪腐落马了，他们的绑票打了水漂，扣住人，也拿不到钱。
在小说里，张悦然写了两个阶层，分别是于玲和雇主秦文的家族所在的阶层。于玲有一个全家帮扶的弟弟；一个出车祸的父亲，她曾顶替坐牢，留下案底。
绑票没有成功。于玲免费付出劳动，成为孩子的临时监护人。有些悲伤的是，男友把她卡里的钱全数转走后溜了。
“（写）《家》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切好像还有希望。”张悦然假设，小菊在这座房子里，也许会受到女性意识的启蒙，思索要不要跟男友过稳定的生活；年轻的夫妻站在十字路口，是要更有钱、更成功，还是做自己更想做的事？都有可能。
但是到了《天鹅旅馆》，张悦然更悲观了，于玲不可能脱离她的现实生活；她的主人秦文也只能面向自己根本解不开的家庭困境。“一切都分崩离析，随着时间，希望好像越来越渺茫了。更多的就是巨大的沟壑。”
这与两篇小说成书的背景相关。《家》结束在2008年汶川地震。小菊的雇主放下了令他们厌倦的人生，纷纷选择到汶川做志愿者。那时张悦然身边有不少人去震区做志愿者，她自己也去了北川。她想，也许他们是在自己的生活里抓不到主要的意义，于是努力地投注到外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成为了她那一代人的重要记忆，“那时候人们还是有一种建设更好的生活的决心。”
《天鹅旅馆》写成是在后新冠疫情时期，张悦然觉得，“（疫情）结束以后大家也都非常疲倦，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女性的成长通过同性完成
2024年10月下旬，由张悦然小说《大乔小乔》改编的电影《乔妍的心事》上映，由赵丽颖、辛芷蕾两位明星主演。
在电影里，乔妍是在北京站稳脚跟的明星，但她被不停地提醒她不能公之于众的过去——她是独生子女政策下超生的孩子，没有户口，只能使用姐姐的身份证、姐姐的名字；姐姐带着不纯粹的目的从缅甸来到北京后，妹妹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戳破。电影加入了边境的异域风情、夺人眼球的所谓娱乐圈幕后规则，导演赵德胤在主题上强化了自己擅长讲述的身份焦虑。
有趣的是，还有一部同样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视剧《许我耀眼》，拍的是一个成功的电视主播与商人之间的情爱纠葛。
它们分别择取了张悦然《大乔小乔》的主角之一许妍（原名乔妍）与人生不同阶段的搏斗，一个是与过去不能和解的历史，一个是与当下虚伪的城市生活。
这篇小说被收录进张悦然202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里。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与许妍并置的另一个主角是姐姐乔琳。许妍是计划生育的意外，从小被从家庭中剥离，没有寻常人的亲情；她去北京上学、工作、恋爱，貌似一步步逃离自己的命运泥潭。漂亮、优秀的长女乔琳在上中学后人生轨迹突然向下走，失学、未婚怀孕、照顾上访的家人。小说里，至少两个女性被不是自己的错逼到濒临崩溃。
▲电影 《乔妍的心事》 剧照，影片改编自张悦然作品 《大乔小乔》
2017年，张悦然写作这篇小说时，性别似乎并不是其最重要的钥匙。她想写的是，在这个社会里，一个“多余”的人怎么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如果在男性身上，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所有的遭遇都是只属于女性的。”2024年，回头聊这篇小说时，她果断地补充道。现在看，这也是一部展现了两个女性从小就受到压制、性别意识在畸形环境里生长的小说。
到写《天鹅旅馆》时，张悦然作为女性作者的自觉意识更强。“（我的小说里）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两个女性的关系？是因为我坚信，女性最终的成长是通过同性完成的。女性永远是在另外的女性身上丈量自己、理解自己的。”我想起她转向现实写作后的一篇小说《嫁衣》，描摹了两个好友，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亲密关系，都以另一人为参照组。
《天鹅旅馆》最初是一个中篇小说，张悦然写完后一直搁置。小说停留在于玲带着宽宽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等着有一天不知道谁会打来电话。这个结尾挺被动，“于玲好像退缩在一个温柔壳里。”
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于玲陷入一场偶然的境遇？于玲因祸得福？不是，或者不止，但在当时张悦然无法给出更明确的答案。直到2023年，她把小说重新读了一遍，脑海里出现了秦文这个人——出身优越家庭的秦文嫁给了自己爱的人，然后在家庭里当一个幌子、一个吉祥物。张悦然补充了秦文的血肉，让她不再是一个刻板、优越得让人讨厌的雇主。秦文和于玲的关系复杂：既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也会互相理解、欣赏、失望……
张悦然说，这个小说想表达的东西她找到了，是从一个女性看到其他女性。
她笑着谈起快20年前的事，小说《誓鸟》（2006年出版，写的是女性对历史的幻想）出版后，一个朋友写了篇书评，说张悦然“对男性一无所知”。这让那时的她焦虑，好像不充分地了解男性，就没办法写作。“那个感觉那么强，可能因为，我还是会觉得文学的世界主要是男性铸就的，男性在做价值判断。现在再回头看，我对男性一无所知，也无所谓。而且这个命题肯定也不成立，女性本身就携带着对男性的理解。”
一个变化发生在有了孩子之后，张悦然意识到，自己在与母亲的关系上，还有很多没做完的功课。她会不断地思考，女性之间如何合作，如何达成谅解。“但是我不会觉得，我在父女关系上还有没做完的功课，自从写完了《茧》，我与父亲的对话似乎可以结束了。”《茧》是张悦然在《天鹅旅馆》前面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8年前，从1967年的雨天写起，写了三个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张悦然把对女性的体悟放到这些年的小说里，“不是简单的友谊或者仇恨，是只有把她们放在一起，才有可能出现成长，或者出现一种可能。哪怕她们此刻做的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但是在彼此的错误中也会出现一个更对的东西。”《大乔小乔》里，乔琳和许妍的命运对照、缠绕，指向难以归纳的复杂关系。最终只有她们能彼此兜底、相互救赎。
在《天鹅旅馆》的开头，于玲还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认为自己必须有一个男人，组成一个家庭；当男友报之以欺骗，她竟很快地翻过了这一页。“她本来还在沿着那个路线（奋斗），直到有一个东西把它彻底撕破，她才意识到，好像那个人不是很重要。”张悦然说。
在这部小说里，男性渐渐消失，要么落马，要么被带走，要么卷款逃离了。而分属不同阶层、怀着某种牺牲精神和解救男性的愿望的女性聚合了。保姆在用最后的钱维系孩子有质量的生活，女主人乘大巴又走路逃难似的回到北京，男主人的健身教练看到新闻后抱着占点什么便宜的心态来这个家看看。保姆、女主人、健身教练，在同一屋檐下开启对话，建立了属于同一性别的理解。
这个段落，张悦然刻意做了“男性的清场”，唯一性别为男的小孩宽宽上楼睡觉了。三个女性的关系在有对抗性的谈话里递进。“我觉得，最后的部分好像应该交给女性来完成。”张悦然若有所思。
学者毛尖在一次关于《天鹅旅馆》的对谈活动中讲到这个结尾，她认为三位女性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显示出同一的牺牲性。“她们三个人的连接生出了某种很具有当代形式感，或者说很具有现代性的一种女性主义。”毛尖说。
▲张悦然 （中） 与毛尖（左）、黄昱宁参与 《天鹅旅馆》 文学对谈活动 图/理想国提供
没有信心，但是可以有更多行动
《大乔小乔》一书中收录了一个中篇《阿拉伯婆婆纳》，开头是这样的：三个在读书活动中相识的文学青年志趣相投，决定创立文学杂志《鲸》。
这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张悦然发起的文学杂志《鲤》了。2008年《鲤》创刊时，正是文学在市场上红火的年代，以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代表的文学造星比赛颇具影响力。《鲤》做了很多关注“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绪、心理状态”的公共性话题。新冠疫情期间，《鲤》停刊了。
写《阿拉伯婆婆纳》，张悦然是想纪念这代人有过的“非常文艺的青春”。“我们都有一张图纸、一个世界，实际上是建立在文学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她写作、办杂志，近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创意写作。
小说中，三个文学青年被一本冷门的、怪异的、作者未知的小说迷住。他们去找那本书的编辑，在网上、在线下到处寻找作者的线索，有人茶饭不思。精神的食粮完全代替了物质的。“那个时候，文学还能作为人生最大的秘密，现在看起来，这不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吗？”张悦然笑了起来，大大的眼睛闪着光。这个年代，文学的潮水已大大回落。
2023年12月，《鲤》宣布复刊，第一期，让多位创作者围绕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对彼此的影响做讨论；第二期，让很多年轻女作家谈论她们对“自传性叙事”的看法。
我问，复刊一本文学杂志的信心来自哪里？
“我没有信心……无论是杂志还是围绕着这个杂志做的文学比赛，我只是觉得，可以有更多的行动。使大家更多地讨论文学，使更多和文学有关的事情发生，或许《鲤》杂志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引擎。”张悦然说。保持在场，她认为很重要。
2024年1月6日，在北京东风艺术区北区，复刊的《鲤》举办了一场文学派对，宣布启动新的文学比赛“伏笔计划”。
6年前，《鲤》曾推出“匿名计划”，那时在豆瓣，许多人阅读、猜测作品背后的作者。获得匿名计划首奖的《仙症》，作者是青年小说创作者郑执。2024年，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刺猬》由葛优、王俊凯主演，已在国内公映。
伏笔计划接收多篇小说，也接收未完成的小说。这在文学比赛中罕见。
是很冒险，张悦然承认，未完成的作品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完成。但她这样考虑问题：“在作品没有得见光明之前，如果有人给予肯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2024年7月，伏笔计划举办颁奖仪式，8位入围作家中，有成熟的写作者，也有文学圈的素人。
不论是匿名计划还是伏笔计划，对于能选出什么作品、筛出什么作家，张悦然并不抱特别高的期待，或者说，这不是第一重要的事；作为比赛的发起方，《鲤》没有承诺提供多么好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比赛能让更多人投入到写作中。她说，应该有更多这类平台，不止于《鲤》；也应该有更多的文学比赛。
以下是张悦然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希望更多人呆在文学中，
愿意写，有时间写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道，发起文学比赛，比起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让更多人投入写作。
张悦然：是的，希望大家以这个为动力。我注意到，很多年轻的写作者非常想投稿，他们的疑问在于，写了以后都不知道在哪能让人看到。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开一个新媒体的号；但另外一方面，募集读者又这么难。一篇文章现在想被1000个以上的人阅读是很困难的，尤其如果写的是严肃的文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创造这样一个平台的价值。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这样的比赛也很少。
张悦然：是的，现在愿意资助文学的款项是很少的，因为文学很难带来回报。
南方人物周刊：之前你也提过，大意是，在文学式微的年代，女性的作者会更多地出来。
张悦然：我觉得女性创作者或许对生活的要求比较低，又能感觉到在写作里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她们也许能在写作里待得更久。好的作品、好的女性写作者出现的先决条件，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待在当中，愿意写，有时间写。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会感觉到你的读者群体流失？
张悦然：没错。我同代的、跟我一起成长的读者，有一些人现在可能都不阅读小说了。随着年龄增长，人对虚构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少。当然更年轻的人也未必要选择读小说。
不过这也很正常。在我成名的时候，很多人成为我的读者可能只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同代人，我的作品里有他们需要的当时新鲜的表达、当时他们没有看过的东西，仅仅是这样而已。
现在，大家可能也不珍视创造的价值。比如抖音、小红书上博主发的东西，我们可能不太会用“创造”两个字去形容，也很少去思考这东西是不是原创，只要它很有意思就够了。不太会有人一定要找到抖音上最有原创性的人。在这种传播复制里面，大家也不再那么投入阅读，小说能给我们的那种完整的思考体验，不再被珍视了。
大家更不爱阅读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说，会害怕自己对虚构的需要减弱。
张悦然：是的。我觉得现在进入虚构的阻力比之前大，可能是生活的内容太繁重，会形成一个把你往外拽的力量。在大学里教书对我的帮助在于，我可以强迫自己投入到新的阅读当中。我在给学生布置任务的同时，也给自己布置了任务，强迫自己一直在比较活跃的阅读状态。
南方人物周刊：你任教时，会感觉到由于代际的更替，学生的阅读习惯有什么整体性的改变？
张悦然：有，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比之前的学生更不热衷于阅读了。我最近看到《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讲，美国很多大学的老师都在调整给学生提出的阅读要求，将阅读量大幅降低。老师都在跟同学们商量着来，以前能读的书那么厚，现在都是减一半，再减一半。现在在我们的课程群里，助教会每天提醒大家，按照每天读40页的速度，今天该读到160页了。当然这样也不一定真的有效。
南方人物周刊：是什么时候发现大家开始不那么爱读书？
张悦然：可能就是逐年吧。我这代人进入经典没有那么困难。现在的同学会如实说，老师我代入不进去，没有喜欢的地方；或者说，我觉得读了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有一些书似乎在学生身上失效了。这些时候，我会调整书目，尽量让大家不要把阅读当成责任，而是从中找到愉悦。我的课不是西方文学史，而是写作，阅读的时候还是需要有感情代入，不然你从那个世界里拿不到东西的。我觉得他们更喜欢能代入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比如这学期我们读了《悉达多》，有学生觉得没有意义，“讲的都是空泛的大道理。”
南方人物周刊：文学，可能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重要性比以前低，存在感也比以前弱。（张悦然：对。）你觉得还有没有必要，引导看电影、电视、综艺的人进入文学？
张悦然：有。我有时候在其他媒介里会看到散落的文学的碎片，很动人，包括做得很好的游戏，它让你心里觉得美好的时候，可能是里面文学性的东西唤起了你的共鸣。
文学还是很重要，只是小说这种呈现文学的方式，现在跟很多读者产生了矛盾。大家用别的方式在吸纳文学，文学势必是效能更差了，因为这种吸收不是整体的、有脉络的。不过，其他媒介的很多使用者都是受惠于文学的，他们很有可能回到文学里。
我写作时，人物还是很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你感受到的读者趣味的变化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张悦然：说一个时代的空气完全不会影响一个创作者，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是一个断绝与外界、与读者交流的人。我也一直在文学的时代中、潮流中，在想，怎么样的主题是我在乎的？怎么样的小说是我能够写出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今年（2024年）上半年时，我采访了我很喜欢的英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斯克，她有一个观点是，在当代小说里人物不再重要，捕捉到的是一个一个的声音。《简·爱》《呼啸山庄》小说里的人物，你现在可能会不太相信，生活中一辈子也遇不到这种人。她认为19世纪塑造人物的方式已经崩坏了。她的小说里没有人的外部形象，只有这个人说了什么。有点像我们通过播客去了解的人，就是一个个的声音。我很赞同她这个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一些经典对我们失效了。你会觉得人物和你不亲近，不能那么写了。但另一方面，费兰特的小说就是诞生于我们的这个时代，还是在写人物，用鲜明的人物打动人。这就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你的写作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认为哪个东西更重要？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比如写《天鹅旅馆》的时候，人物还是很重要的。她们的边缘是非常清晰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将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主题探讨清楚。所以再迷人的文学主张，还是要与你所写的主题匹配才行。
南方人物周刊：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对你是不是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你会以研究的心态来看待当代的写作吗？
张悦然：我不研究当代文学，不用进入离我很近的文学，对我来说非常幸运。其次我不是非得用批评的方式去解构作品。我做的更多是一种鉴赏，一种解读，反而给了我互补的角度。
当我阅读的时候，我可以先把它变成研究，再变成写作。我的研究比较即时，写作则有一个反刍的过程。写作痛苦的时候，我可以写一段时间的文论，写文论的时候会更明确，一层一层的逻辑带给我一种安全感；不会像写小说时那样，走到深处有时会迷路。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写作上的一个转折，是从幻想到现实。这个转向主要来自于什么？
张悦然：最主要是年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使原来的写作难以为继。当然幻想小说也是一个文学类别，有的作家永远都在写幻想类文学，没有问题。但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介入现实、直接写现实的愿望很迫切。比如写《家》的时候，我觉得周围人受到地震的影响和改变，是当时我很想写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当写作题材从幻想到现实以后，你在“写”这个事情上有很大变化吗？
张悦然：非常大。我以前的语言风格，是没有办法胜任现实的。确实是完全换了一种叙述的声音，要抛弃、重建很多东西，是个漫长的过程。
南方人物周刊：你这些年还读幻想类的文学吗？
张悦然：特别纯粹的幻想类型文学，近年没有读太多。安吉拉·卡特在过去是我非常着迷的作家，现在反而是离我最远的；我仍旧觉得她很好，但是可能不会像读门罗那样反复读。但是我也担心我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对虚构的热情（减弱）。幻想世界是需要自己的肉身很轻盈，才能纵身一跃，跳到“另一个世界”的。现在我觉得那个门槛好高，肉身很沉重，有时候没办法爬过去。
南方人物周刊：你完成《茧》以后的这些年，有过其他瓶颈期吗？
张悦然：很多。我经常怀疑自己写的很多东西是不是有价值。我有一些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发表，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没说完，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很多的机缘，才能在我头脑中变成更完整的表达。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写写废废，废废写写。
比如写《家》的时候，它是一个雏形，虽然写完了也发表了，但在我这里还没有完成。我会继续想这个事情，等这个主题上生长出更新的东西。我可能是用完成一个小说的方式来驱赶掉我头脑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到《天鹅旅馆》，我觉得我似乎完成了一点思考，可以把它寄一个包裹发出去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经说到，今天的作家想要被看到，不太能像你们成名时那样用“最原始的表达”了。你觉得现在的新的创作者想要被看到，需要怎样的表达？有某一个途径或者规律吗？
张悦然：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勇敢地去虚构。现在我会鼓励学生们大胆编故事。大家好像都在写更近的经历，因为它是更可信、更自然的。写一个远的、虚构的东西更容易被人质疑：你都没有过那个生活。编故事可能是更稀缺的能力。你要怎么去建立虚构的边界？你能不能随便写任何一个人？现在大家对道德的约束也比过去更严苛。所以我觉得，要有更大的虚构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