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孙明春
腾讯集团高级经济顾问
2025年1月8日，由腾讯研究院和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主办的“
2025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节 T-WEEK
”正式播出。本次创新节以“拟合”为主题，包含近二十场主题演讲与圆桌论坛。
腾讯集团高级经济顾问孙明春
进行了题为《觉知、转型与适应，迎接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的演讲，提出展望下一个25年，人类社会正面临气候变化、人工智能、贫富差距等三个方面的变化与挑战，并给出了相应的分析和建议。
大家好，我是腾讯集团高级经济顾问孙明春，很高兴能参与“腾讯科技向善创新节2025”。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觉知、转型与适应，迎接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
转眼间，21世纪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的历程。回顾过去的25年，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生产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就斐然。中国经济也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这25年间，我们也共同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目睹了9·11恐怖袭击的惨剧，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爆发的多场战争。
展望下一个25年，人类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航天科技、生物制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蓬勃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贫富分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问题也对人类生存、社会稳定以及世界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上述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我认为，
首要的是觉知。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的风险与挑战，直面它们，并给予重视。面对大变局，我们既要未雨绸缪，也要把握机遇，积极推动转型与适应的各项工作，迎接一个崭新的未来。
首先是
适应气候变化
。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且紧迫的风险，绿色转型刻不容缓。第二个话题是
迎接人工智能的到来
。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众多崭新的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第三个话题是
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近几年似乎一年比一年热，这种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在中国，全球各地的人们都有相同的体会。2023年已被记录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而2024年也大概率会再次创下全球气温的新高，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的情况。提及1.5摄氏度，我们不得不提到《巴黎协定》的目标，那就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最好能不超过1.5摄氏度。然而，现在看来，1.5摄氏度的门槛似乎已经被跨越，我们很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从过去5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来看，大概率在下一个25年末，也就是本世纪中期、2050年前后，我们很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的升温幅度。
这意味着，《巴黎协定》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大概率无法实现。因此，
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且严峻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气候变化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过去近300年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我们也因此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统计数据表明，自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上升了51%。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将会更多，气候变暖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很多人可能觉得，热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开空调就能解决。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是多么惊人。
首先，由于气候变暖，冰山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自1880年以来，全球海平面已经上升了大约21到24厘米。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预测，到2050年，也就是下一个25年结束时，海平面将上升30到50厘米。
另外，根据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预测，在最坏的情况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平面将上升两米；即便在中等情况下，也会上升近一米的水平。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带来居住地被淹没的风险，尤其是沿海居住地可能被淹没，还会导致淡水资源供应不足，因为盐水会进入淡水系统，影响饮用水的资源供应。
这只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影响之一。气候变化还会加剧社会矛盾。例如，2023年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指出，由于海平面上升，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类将经历大规模的迁徙或移民事件。这将对淡水、土地资源的竞争产生更激烈的影响，很有可能引发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气候变化看似是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但非常有可能在人类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引发冲突。这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严峻挑战。
当然，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罕见气候事件频发。近年来，我们确实已经目睹了许多异常的气候现象，如暴雪、飓风、洪水、干旱、山火等等，这些灾害在全球各地不断发生。还有更令人震惊的研究发现，2023年7月，《自然》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大西洋环流很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就瓦解，甚至可能从2025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到那时，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气候系统将面临崩溃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预知那些地区的气候将会变成何种模样，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正视这一风险。
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还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导致动植物灭亡、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据估计，过去50年里，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有多达100万种的物种面临灭绝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日益明显，绝非简单通过调节空调温度就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三步走：
首先是觉知，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重要目的之一，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风险，并付诸行动。
行动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绿色转型，二是适应。
绿色转型需要分步骤进行。首要任务是减排，减少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普通老百姓、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做到负责任消费，避免浪费。而对于企业来说，则需要想方设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当然，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即减排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我个人认为，在碳减排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因此，我们需要在发展与减排之间找到平衡，这时，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们提倡
“科技向善”
的意义所在。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发展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储能技术、低碳材料和零碳技术等等，以减少碳排放。然而，仅仅减排可能还不够，因为无论如何减排，我们仍在向大气系统中增加温室气体。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实现净零排放或碳中和。我国已经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提出了在2050年，即下一个25年结束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25到30年内，尽快实现净零排放。这是第二步。
但即便如此，也可能还来不及，因为按照这样的目标，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总量还会继续增加。气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如果二氧化碳持续增加，随着气温升高，整个大气系统和气候系统的变化将难以预料，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因此，我们还需要想方设法将已经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回收出来。这时，我们就需要第三步——
发展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碳捕获和碳封存的技术，但很多技术只是针对刚刚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我认为这还不够，现在还有一种新技术叫直接空气捕获
（Direct Air Capture）
，也就是直接从大气中回收二氧化碳。这项技术相对较新，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需求。所以，第三步，我们需要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绝对量减下来，而不仅仅是减少排放或实现零排放。这是
绿色转型
的部分。
最后一步是适应。
我们应当意识到，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期，至少在2050年、2060年之前，全球来看的话，整体的二氧化碳含量还是在增加的，气温还会继续上升。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断变暖的地球，因此要学会适应，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气候事件？比如沿海地区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农业农村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并建立新型的灌溉系统；城市则需要考虑如何建设海绵城市等一系列的适应措施。这些挑战虽然巨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能源结构的转型将提供巨大的机遇。随着碳中和进程的推进，化石能源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以中国为例，能源结构将从当前化石燃料占85%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占85%。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发展各种技术，并进行大量投资。据清华大学的测算，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累计需要新增投资约100到138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投资，几乎与当前GDP总量相当。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创业者、金融机构以及个人都有很多机会。尤其是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绿色金融提供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碳市场交易以及气候保险解决方案等，这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商业机遇。对于个人而言，转型过程也会提供很多就业岗位。比如绿色债券、碳信用、ESG基金等都需要认证师；气候变化和ESG的信息披露、数据分析评级、投资等领域也会有很多岗位机会。人事部门前两年还公布了一个新的职业岗位——碳排放管理员。因此，伴随着绿色转型，就业市场也会提供很多新的就业岗位。
所以，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风险，我们一方面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同时也要拥抱这一转型，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
接下来，我将讲述第二个挑战，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
近两年来，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风靡一时，这样的技术大家或许已经耳熟能详。在此之前，我们曾经历过传统的人工智能时代，但随着ChatGPT等应用的涌现，我们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纪元。如今，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相关应用也在不断地普及，许多普通民众都在使用这些技术。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们很有可能见证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即那些具有和人类同等智力水平的人工智能技术。
暂且不论通用人工智能，就目前风靡一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而言，它们已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这些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娱乐更为多彩。同时，一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也降低了创业和就业的门槛。
例如，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一键生成短视频，这对于灵活就业者、博主、直播主播以及网店经营者等群体来说，制作视频变得异常简单，甚至制作小广告也变得轻而易举。这无疑降低了他们的创业和就业门槛。此外，无人驾驶和无人机技术也开始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在诸多不适合人工操作的领域，这些技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人形机器人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未来极有可能在养老护理、医疗护理等领域填补劳动力缺口。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已经显而易见。
然而，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可能带来的新挑战。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如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不平等、安全以及伦理等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更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个人认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内，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就会对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导致许多人力工作被自动化取代，从而加大失业压力。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每当新技术出现时，短期内可能会替代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会创造许多新的岗位，为劳动者赋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收入水平。因此，从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仍有能力应对这种变化。但在转型期，这些挑战确实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除了就业人数的变化，我们还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可能引发所谓的
“技术鸿沟”
。最近，腾讯研究院与企鹅有调联合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类别人群对AI的看法和理解。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人工智能持更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人工智能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赋能，并且这些高收入人群也在积极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然而，与此同时，收入较低的群体则更多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对他们工作的替代威胁，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学习和使用AI技术的门槛。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来看，月收入500元以下的人群中，有39%认为人工智能会替代他们的工作，而只有27%认为人工智能会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相反，月收入15000元以上的人群中，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增强他们工作能力的比例高达54%，而认为人工智能会替代他们工作的比例仅为29%。此外，月收入500元以下的人群中，只有11%在主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而在月收入超过15000元的人群中，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主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因为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
因此，从科技向善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帮助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培训和教育，以尽可能缩小潜在的技术鸿沟。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深远影响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包括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以及外交家如基辛格等，都对人工智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以色列历史学家、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2018年出版的《今日简史》一书中提到，到2050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阶级——无用阶级。他预测，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很多人无论多么努力或聪明，都可能无法在工作中超越人工智能，从而失去工作，因此成为“无用阶级”。
面对可能出现的无用阶级，我们该如何应对？赫拉利在书中以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
全民基本收入
”的概念，即随着技术的发达和生产力的提高，政府可以每月给每个人发放基本生活费。目前不少学者均认可这一想法，然而，这一想法的实施还需要考虑社会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接受度，涉及经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这些挑战和问题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2023年3月，生命未来研究所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暂停开发超过GPT-4的人工智能系统6个月。然而，这一公开信并无实际效果，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囚徒困境，所有人都想停而不敢停，生怕自己停了而别人不停，最终落后。因此，这一倡议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考量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量都难以施行。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强制技术停止进步并不是值得提倡的方法。我们应该遵循科技向善的思路，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和适应这项技术。除了人工智能技术行业本身的突飞猛进外，我们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如法律、伦理、心理、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抓紧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
全球范围内，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等已经发布了多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原则或法案。到2023年为止，全球已有49个国家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将伦理问题列为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布了多个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监管法规和文件，同时行业组织和企业也在积极研究和制定相关的原则和标准。微软、谷歌、腾讯、百度等高科技企业都提出了企业自身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因此，尽管风险和挑战仍然存在，但它们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需要尽快推进和落实相关措施。
第三个问题我想探讨的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极快，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问题却日益严重，甚至加剧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各地一系列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例如，2011年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同时兴起的“我们是99%”运动；还有2018年在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等。此外，在非洲、中东、亚洲等地也发生了许多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背后都隐藏着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现状究竟如何呢？以美国为例，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愈发严峻。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家庭中，财富净值最高的1%的家庭占有的财富在全社会的比重约为30%，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口所占的社会财富比例仅为2.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回溯到35年前的1989年，最贫穷的50%的人口所占财富比例为3.4%，现在已经降至2.5%。同时，处于中间阶层的50%到90%的家庭的财富占比也从36%下降到31%，这意味着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据了更大的财富比例。如果再将这最富有的10%的家庭细分，其中最富有的1%的家庭所占财富比例从23%增加到30%，而剩下的9%的家庭财富比例则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可见，美国家庭财富越来越集中于金字塔顶层的1%的家庭，贫富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很多自发的机制，贫富差距问题极易形成。如果不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纠偏，贫富差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具体来说，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从而降低劳动者收入的占比，提高资本的收入，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另外，全球化虽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说，全球化可能导致本国产业外移、空心化，降低本国劳动力需求，导致劳动者收入增速放缓甚至下降，从而扩大贫富差距。同时，全球化还可能导致资本输出国劳动力成本下降或上涨放缓，引发输出国的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低利率环境一方面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使有产阶级或资产多的群体的财富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也会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更愿意通过贷款融资购置资本设备替代劳动力，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一直存在争议。经济学界一直在探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干预与不干预的边界。通俗地说，就是做大蛋糕和分蛋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因为从不同的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去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2008年金融海啸后，随着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发生，思想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多新的思考，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对此发出强烈的声音。
举例来说，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不平等的代价》。
同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也发表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贫富差距形成的机制。到了2022年，皮凯蒂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平等简史》的书籍。
而斯蒂格利茨在2024年同样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通往自由之路》，这本书的
名字显然是对1944年哈耶克所著的《通往奴役之路》的一种回应。哈耶克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作为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的思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过去的50年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都可以看到哈耶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斯蒂格利茨在2024年出版的《通往自由之路》，显然是对哈耶克思想的挑战或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