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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二十二日，当江西宁州（今修水县及铜鼓县）知州刘世豪来到本州县试考场时，他无比惊奇地发现，明明考期已至，考场上却寂然无声，竟无一人前来应试。古代科考，第一级为童试（即考秀才），其中又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步骤，县试乃漫漫科考路的第一关，其重要性毋庸赘言。也正因为如此，刘知州自己也有些糊涂了：难道之前榜示时间有误？抑或是地点弄错了？
他如何也不敢相信，本州童生居然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一场大风波的开始。
事后，刘知州派人查明，本次县试开考的榜示时间及地点均无误，各乡童生也都已入城，准备参考。但蹊跷的是，这些人临考前却纷纷避不应试，似乎是一场有意为之的集体行动。更让刘知州感到生气的是，童生们的罢考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原因是他身为福建人，一味护庇本县闽籍棚民，并大力推动后者入籍应试，由此影响到了本地土著童生的利益。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问，闽籍棚民是怎么回事，他们如何会跑到江西，并造成了这样一场风波呢？
这事说来话长。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些来自福建、广东和赣南山区的流民来到宁州及其相邻的万载、萍乡及湖南浏阳一带，这些人冬归春来，搭棚而居，最初主要从事苎麻、蓝靛、甘蔗、烟草、养菇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后来时间长了，很多人即在此向土著租种山地定居而不再像以往那样返回故里，由此形成所谓“客家”聚居区，当地人称之为闽广客民、棚民、客籍人等。康熙朝“三藩之乱”时，一些棚民因参与叛乱而一度遭到驱逐，但战乱之后，宁州、万载一带土旷人稀，很多棚民也就再次返回，人数比之前反而有所扩大。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在台湾朱一贵起义失败后，曾与之有联系的福建上杭人温上贵逃至江西万载，并企图鼓动同省棚民攻掠县城，但起义尚未反动，即被万载知县施昭庭暗中察觉并加以迅速平息。同年九月，与万载接壤的宁州也发生类似事件，两名驻守铜鼓的排埠塘兵被杀，受命前去堵截的棚长李上正及两子也同时遇害。
连续发生这样两件事后，棚民问题随后引起了清廷及地方官府的高度重视。雍正对此作出严厉批示，明确表示对“此等匪类”不能姑息，必须予以彻底解决，以维护地方上的安靖。
接到雍正的旨意后，江西巡抚裴度自然不敢怠慢，其在奏折中提出，棚民来自闽广，“名为棚民”而“良匪杂处”，如今虽然“贼首已获，余党解散”，但“此等匪类藏匿深山，棚民杂处，倏聚倏散”，若根株未尽，则必贻害地方。因此，其提出的对策是严饬文武官弁力行巡查，必要的话即将棚民全部驱逐回籍。
对此，当时正奉命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何世璂则不以为然，其回京后向雍正汇报称，因棚民而引发的乱事并非宁州、万载所独有，而其应对也不能简单的“擒获之、歼戮之”；最稳妥而长远的办法是，“莫如安其久来种地之人，绝其倏往倏来。”换言之，棚民中虽然不乏“倏往倏来之徒”，但占主体的仍是“久来种地之人”，并非全是奸徒流匪；如一味的强硬甚至将其驱回原籍，则原省未必能够安置而必生事，这等于把皮球踢给了福建、广东，问题未必能得到解决而滋扰更甚。
在此基础上，何世璂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将棚民独立编甲，入籍当地，以归入正常的管理体系，最终“化客为土”，成为本地编户齐民；二是“令州县中各为寄籍之民另设义学一区，择其子弟之秀良者为之延师训读，许其与考”。这就是说，安排棚民入籍后，他们将获得与本地土著同样的科考权，此举既有助于教化，也让棚民们能看到前途。
何世璂有如此想法，很可能与他在江西期间做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工作有关。事实上，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万载知县施昭庭及宁州知州刘世豪与何世璂的观点即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平定温上贵起事后，施昭庭即上报督抚称：棚民不能等同于流匪，其来万载多年，生齿日众，即使与本地土著有争讦也无非细故，不足深惩；今日之乱系由台湾逸贼引起，非但与棚民无关，而且平乱之功，诱贼就缚，主要靠的还是棚民。因此，施昭庭力请对棚民“核户口，编保甲，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宁州知州刘世豪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认为：闽广南赣之民来宁州已有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很多都已“置有田产，庐于斯，墓于斯，生聚于斯，冠婚于斯”，应将“各客户置有田粮现在完赋者，概以编入都图，使俊秀子弟皆得一体上进，不致禁锢终身”。因此，刘世豪对棚民们要求入籍呈文表示支持并将之转呈上级，请求予以考虑。也正因为刘世豪积极推动棚民入籍并支持其子弟参加科考，才为之后宁州童生们的罢考埋下了伏笔。
之后，在雍正皇帝的指示下，清廷方面也对棚民问题给予了回应。雍正二年（1724）正月，户部尚书张廷玉在奏折中提出，浙江衢州、江西广信等地因与福建、广东接壤，一些闽粤无籍之徒来到这些地方垦山种麻，搭棚而居，“滋养生患，日久愈多，既不可驱令回籍，又不听编入县册。去来任意，出入无常．偶遇年谷不登，辄结党盗窃，为地方之害，江西之袁、瑞等府尤甚。”说到这里，张廷玉话锋一转，其提出了三大解决办法：一是有棚民聚居的地方应挑选才守兼优的官员前往任职，以防匪党蔓延；二是将自愿入籍的棚民编入本县册籍，五家连横互结，严行保甲之法；三是对棚民中有膂力技勇之人及读书向学之子分别考验，加恩收用。
鉴于张廷玉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其奏折实际上成为清廷在棚民问题上的政策张本。之后，凡有棚民聚居的州县都接到通知，要求对本地棚民情况展开调查，为推进棚民入籍事宜做前期准备。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宁州县试时发生了童生罢考事件。
事后，宁州知州刘世豪百般劝导，并将考期从二十二日改为二十六日，但二十六日这一天，各乡童生仍不赴考。无奈之下，刘世豪再次将考期推至二十九日，结果还是无一人应试。不仅如此，城里还发现匿名贴，其中有“交卷赶考者即打死、子孙永远不准赴考”等语，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刘知州也只得放下地方官的架子，其于三月十三日邀集本州文武各官及本州所有贡监童生前往本州儒学明伦堂，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看事情有无转圜的余地。
但让刘知州感到愤怒的是，在本州官员均已到齐的情况下，那些贡监童生当天仍无一人到场。在此情况下，刘知州强压心头怒气，其令儒学门斗与衙役四出劝谕，之后甚至亲自前去查访，而本县生员与童生非但置若罔闻，反而有“本州既许客民入籍，合属绅衿俱欲告退衣顶”的谣传。
科考乃国家大典，一州童生不肯赴考，而生员竟然要集体“告退衣顶”，主动放弃来之不易的秀才功名，这在当时可决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会成为轰动全国的政治性大案（想想顺治年间的“金圣叹哭庙案”吧）。在此情况下，刘知州已经毫无办法，他唯有向上禀报，请求上峰裁决了。
而另一边，感到愤怒的还不止刘世豪一人。就在罢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宁州土著士绅也在采取行动，他们派出代表前往省城请愿，控文中更是将外来棚民指为“闽广群凶”，称数十年来养虎贻患，如今竟敢“窥宁版籍”；而知州刘世豪一味护庇客民，有意编图立甲，允其子弟一体考试，此乃“紊乱版图，为州烈祸”！试问定例中并无“在地二十年者皆听入籍之条”，各省之客民岂有“居是邑而即许入籍耶”？何况闽广之人，家有籍贯，路遥不过半月，自应回籍考试，岂能任意变乱国家章程？如果知州一意孤行，我等土著乡民只好流徙他处，另寻生路了！
由于当时清廷刚刚颁布编查棚民的政策，宁州土著士绅的控文虽然被江西学政、布政使和巡抚衙门接受，但批示却很是轻描淡写，称此事“原系清理地方，永远安靖之计”，不必以讹传讹，大起风波，速归安农可也。
省级部门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宁州土著士绅满意，而这也为宁州罢考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月初，宁州各文武生员向本地儒学递交了一份“情甘退顶，不与考试”的集体呈请。换言之，宁州所有文武秀才均以放弃功名的方式支持本次童生罢考，而声言放弃功名后，秀才们例当参加的科试、岁试也就一并抵制。如此，宁州罢考事件进一步升级。
由于事态重大，州学正张维固、训导欧阳青不敢怠慢，其后即将本州文武生员名册、众生员的声明与甘结报文送至南昌知府衙门。在这份措辞更加激烈的报文中，土著生员将刚发生的“温上贵之乱”与本地棚民联系起来，其大骂棚民“轻弃故土，已忘父母之恩；谋为不轨，更悖圣恩之德”，“祸乱地方，天下共戮”，“只恨铅刀无利，不能尽歼丑类；岂甘薰莸一器，同隶图册，共厕宫墙”？
从这份报文中可以看出，土著士绅对棚民的仇恨可谓喷薄而出。得知事态发展后，极具个性的知州刘世豪也是愤怒异常，其在向巡抚与学政呈送的详文中对宁州土著士绅痛加指责，称其“挟制官长，非法妄为”，实为一群不服王化的劣衿！试问闽广之民来宁已数十年，今奉朝廷命令编查棚民，而此等棍绅趁考期煽动闹事，期间鼓吹蛊听之言，遍发匿名之贴，甚至拦截生童，不容考试，可谓丧心病狂！据查，宁州前任官员无不受其荼毒，稍拂其意，即一呼百集，围衙攻署，形同反叛。更有甚者，竟污蔑卑职亦系闽人而护庇客民入籍考试，竟至欲灭卑职而朝食！如此抗旨不遵，若不对此等劣绅痛加惩戒，则将来宁州祸患叵测，终久成为厉阶矣！
宁州地方官员与本地士绅发生如此激烈的对立，上级部门对此也颇为头疼。一方面，清廷基层政府统治能力有限，如果没有地方士绅配合的话，很多事务势必无法开展；另一方面，科考乃国家重典，地方官员的权威应该维护，更何况知州刘世豪本身并不过错。
正因为这两方面原因，两江总督与江西抚衙在处置意见上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即总督要求“密拿倡首恶棍，严行究治”，而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等在将总督批示转给南昌知府时，却要求知府亲自前往宁州做劝解工作，“明白晓瑜，开导生童，遵期赴试”；其中还特别强调，客籍之民，“本州暂无收考”。如是，若再有不遵，则将倡首之人密拿严治。
之后，南昌知府汪宏钰亲赴宁州，并向本地士绅再三重申棚民子弟不参加本次县试后，宁州生童最终于六月中旬结束罢考，进行了考试。至此，这一波及宁州城乡而惊动省府的事件才算平息。
雍正四年，知州刘世豪调任赣州定南县后，时已入籍的宁州棚民对之感激异常，其留存文献中不但一口一个“恩主”，而且还将刘世豪配祀禄位，世代供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宁州土著士绅则在地方志书中用简短的八个字即“诸务丛脞，肆应有余”来形容其在宁州的作为，这也是历任宁州地方官中评述最为简略的。另须补充一句的是，志书中明确注明刘世豪系“江南上元县监生出身”，而并非之前所指的闽籍。
尽管雍正二年在棚民问题上出现了种种纷争，不过清廷对棚民的政策大体已经定型。次年七月，清廷颁布上谕，其中称：各县棚户中，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棚民有膂力可用及读书问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
由此，棚民入籍与应试之事也就尘埃落定，成为正式出台的国家政策。据雍正八年所修《江西通志》中的记载，宁州在雍正四年编入客籍人丁一千三十二丁，其他如万载、分宜等地也都有编入，这也说明棚民入籍政策已经落地。
袖珍小抄
按清廷的原意，棚民本应成为与土著无异的“编户齐民”，但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地方政府却有所变通，即将入籍的棚民列入新册，即所谓“客籍”。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棚民入籍引发了土著的强烈抵制，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国家政策与土著压力的现状面前做出妥协，最终政策走样，由此也引发了土客间的分离并进而衍生出新的争端。
与入籍紧密相关的是棚民子弟的入学考试问题。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弻纳正式题准棚民应试酌量取进，但具体名额并未确定。而按总督的批示，棚民子弟参加科考还附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棚童必须在本地义学就读五年以上才能参考，这在无形中又将考期拖延了五年。
雍正八年（1730年），江西巡抚鉴于万载棚童已达七百余人而提请礼部确定另额取进的具体办法。次年二月，礼部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即“江西棚民内文武童生，入籍在二十年以上、有田庐坟墓者，应准其在居住之州县一体考试。其入学额数，童生数满五十名者，请于 额外另取一名；数满百名者，另取二名；数满二百名者，另取三名。其最多者，亦以取进四名为率。其不满五十名者，应令与本籍童生一体凭文考取。”按此规定，万载县的棚民学额为四名。当年八月，江西提学傅王霅按临袁州，取录万载棚籍文童三名进学。
七百余名棚童参考而仅有四个名额（实际只录取了三名秀才，接近于两百挑一），其竞争压力可想而知。据查，当时万载土著童生的录取名额为十二名，这也引起了一些棚童的艳羡与不满。如乾隆八年（1743年）时，有两名棚童即以此前没有编入棚册为由，请求归入土籍考试。这一要求，被学政断然否决，理由是如此做法势必“混争滋事”。
不过，万载棚童数量一度高达七百余人很可能是初次应考才有的现象，而这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长期被压抑的需求爆发所致。三十年后，或许是因为进学不易，或许是之前即有虚报，各地棚童的数量急剧下降，如万载棚童即很快减至二百余名。由此，江西学政周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奏请将江西棚童悉归土籍考试，毋庸另立棚籍定额取进，其理由是： 棚民入籍远者百余年，近者也在五六十年以上，各方面均已融入当地，同为朝廷赤子，实无区分棚籍、土籍的必要；而一二十年来，各地棚童数量大为减少，如分额另取，难免开棚童幸进之门而土籍童生有所曲抑。
对于周煌的奏请，乾隆颇为重视，其命江西巡抚汤聘详加调查，同时又令礼部妥为议处。根据调查的结果，周煌的意见大体属实，不过汤聘将万载棚民的情况单独列出，其指出：万载棚民及棚童数量远超他地，而且当地土著与棚民对立严重，情况颇为复杂，似按前例录取较为相宜。不过，大概考虑到乾隆一向好大喜功、凡事必行划一的作风，汤聘又补充了这样一通意见，即通省棚童既归土籍应试，万载一县似乎也不便一事两歧，有失政体。
次年五月，根据各方意见，礼部认为应按汤聘、周煌所请将江西十州县棚童改归土籍考试，乾隆“从之”。由此，雍正朝以来的分额另取制度被取消，万载童生不论棚籍、土籍均一体考试，共同分享该县的十二名学额。
古代科考是选拔性考试，竞争尤其激烈。多一人参考，即多一人竞争；少一人应试，则多一份机遇。只要科举竞争选拔的性质不变，土棚双方难免出现各种纷争，毕竟这是关系到两大族群各自子弟前途命运的大事。事实非常明显，在棚童参考之前，土籍童生独享万载县的十二个名额；而合考之后，非但棚籍四名被取消，棚籍童生还得去与土著童生去争抢原本只属于后者的十二个名额。换言之，棚童每考中一个秀才，即抢占土著童生的一个名额。这在土著的眼中，无疑是外地人侵入了本地人的教育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万载的棚民数量相当庞大，几乎接近全县总人口的三成。自合考政策实行后，土棚双方有关考试及学额的纷争和诉讼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愈演愈烈，“土籍绅士在官则以棚童人众侵占土籍考额为词，请照原例分考；在私则指棚民为冒籍，阻不容考，告讦不休”。每至考期，地方官都为之头皮发麻。如此，合考政策的出台不仅激化了万载本就十分紧张的土客关系，而且还导致了此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学额纷争。
延至嘉庆初年，棚童每科取中多达六至七人，几乎占去了万载新进秀才的半壁江山，这让土著士绅们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二三十年的各种阻考风波，无论是土著士绅还是棚籍士绅，他们其实都认识到，最彻底的解决办法不是相互控告，而是恢复之前的土棚分额旧例。由此，在嘉庆八年（1803年）时，土籍副贡辛梅臣赴京呈请复立棚额，并称“棚民去来无定，言语不通，若不分考，势必党同伐异，酿成大案”。这一控文上去后，就连嘉庆皇帝也被惊动，万载的土客冲突问题也就再次复出水面。
当年七月，两江总督陈大文和江西学政李钧简奉旨查办此案。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陈、李二人于嘉庆九年六月后分折上奏，其中李反对重行分额考试，理由是合考已经进行了四十余年，再行分考，不但紊乱制度，而且有违消除土棚畛域的目的。因此，其主张继续合考，并请相应增加学额文童四名、武童一名，“即可均平鼓励”。
对此，两江总督陈大文则持不同意见，其认为：土、棚划分与冲突实在出于历史原因，而投考棚童忽增忽减，来去不定，难免落人口实；再者，棚童取进占据全县名额一半多，土童心有不甘也在所难免。是以，陈主张仍遵行雍正九年定例，复还棚额，土棚各考各额，则可相安无事。
武举考试
正当此事未定之时，万载土著童生在嘉庆十年二月举行的县试中俱不赴考，罢考风波再次发生。事后，地方部门并未向宁州事件那样让步而是将万载童生停考一次，之后又对罢考的幕后指使人严行调查，最终发现是本籍休致知县孙馨祖与生员鲍梦嵩、郭自强等人在幕后组织并准备开始新一轮的集体越级京控。事后，孙馨祖等人被奏请全部缉拿受审。
嘉庆十一年六月，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万载按加额合考的方式举行复考，其时土、棚二籍童生共计一千四百余人参考，其中棚童三百七十余名。试毕，土籍童生取进十二名，棚籍童生取进四名。
复考虽然顺利举行了，但万载是否恢复雍正九年土棚分额取进的旧例仍在未定之数。正当此事悬而未决之时，在籍养亲的万载进士辛从益利用其与新任江西巡抚金光悌的私人交谊而向之百般陈说，称“土客一日不分，祸端一日不息。今虽勉强应命，厝火积薪，终必复燃。务乞缕析入告，预杜其衅，则造福甚大。”可惜的是，金光悌“不能从”。
嘉庆十二年二月，万载又一次举行县试而无一人投卷，罢考事件再次发生。事后，巡抚金光悌将有私纵嫌疑的署理县令周吉士撤换，并于上奏中称“廪生既不见面，童生又不赴考，决无转机”，奏请照例停考。至此，万载的土棚学额之争已由土著与棚民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万载土著与国家层面的正面冲突。
在此情况下，巡抚金光悌与学政汪廷珍也不得不认为，万载学额纷争历史原因复杂，土籍士绅的诉求也确有合理之处。当年十二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邹家燮更在上奏中直截了当地指明，万载棚民虽无冒占民籍学额之名而有暗占民籍学额之实，其建议“照礼部原议广东新安、 新宁等县客童、土童互争，另设客籍之例办理，庶可永杜争端”。
嘉庆十三年二月，万载罢考事件最终平息。其裁决结果是，仍恢复雍正九年的土棚分额取进旧例，但带头组织罢考的土籍士绅孙馨祖等人被流放，办事不力的官吏如周吉士等也同样受到惩罚，这大概也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了。
古代科考中，各省举人及各州县生员各有规定的录取额度，这无疑是一种公共的教育资源乃至潜在的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看，万载学额纷争既包含了土棚双方的深刻矛盾，同时也也体现了二者的共同利益。因为不管是分额还是合额，学额的增加总是让万载获取了更多的政治、教育资源，这对土棚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由此，万载重新实施土客分额的“一县两制”，也就在应有之义了。
按当下的意义上说，棚民或者说客民、客籍等，对当地土著而言均属于“移民”的范畴。无论是宁州的罢考、省控还是万载的罢考及其京控，表面上看是棚民入籍与土棚学额之争，但更深层次的则是土著与移民对其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同时也是对地方事务的主导权及对未来生存空间的期望之争。事实上，这一纷争并不仅仅表现在入籍和应考问题上，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蕴含了土客之间难以调解的矛盾与冲突。
仍以万载为例。乾隆十八年（1754年）至十九年时，客籍监生马之骥、谢鸿儒等买下万载县城康乐坊土著宋元菁的房屋并打算修建一所书院供棚民子弟就学，但此事遭到县城土著士绅的强烈反对，贡生辛汝襄、汪朝祖、生员韩大学等向知县控告，后者出示禁令，不许棚民往来生事。乾隆二十年，马之骥等再次买花园里唐魁选等众屋，土著士绅唐光华等随即提出控告，万载县令张立中批令马之骥等赎回宋、唐二宅原价而不得在城建塾滋事。
对此批示，县令张立中的解释是这样的：你们棚民不远千里来到万载，有万载才有你们的衣食与安居，为何不以万载为德，反而要与为仇呢？你们不俯首下心相让，反恃朝廷格外之恩相争，未免也不太安分吧！按说，建义塾、倡圣学本不是坏事，但细想汝等的心思恐不在此，若欲求道而先蹈于争讼，岂不是悖于圣人之道而与土籍树万年之乱乎？这却是本县所不取的。试想朝廷另立棚籍取进棚童，原本是不希望你们多事，如今为了这事那事闹个不停，今日建义学，我若从之，那明日又要另立学宫、要与土著争学额，如此踵事增华，伊于胡底？本县如此批示，实不得不杜其微，实不得不防。总之，不建客籍义学，此隙或可历久而渐泯；如果非要硬来，将来土客混争，怕是没有尽头了！
从地方安靖的角度而言，张县令无疑是站在土著一边的，他的意思也很明白：朝廷对棚民们够可以了，怎能不感恩戴德反而要得寸进尺呢？老这么闹下去，对棚民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让我们这些地方官为难吗？
当然，万载土著对棚民的排斥也并非没有原因。首先，棚民虽已居万载数代，但其言语、服饰、风俗仍袭闽旧，与本地土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康熙朝“三藩之乱”时，一些与本地土著嫌隙不断的棚民借机起事，其屡次聚众攻破万载县城而恣行焚杀，本籍民人大受其害之余，“是以视棚籍若寇雠”。这一惨痛的历史记忆，虽已历经百年而仇怨之心终未能泯。由此，本地尤其是城里土著对棚民最为仇视，“从无缔结婚姻且不令其入城居住。”
更耐人寻味的是，地方官员关于此案的批示成为客家不可在万载县城内居住的依据，并载入历次所修县志，为后代所援引。延到同治年间，万载修志时仍特别强调：“畛域之见，自可不存。而相沿之案，必不容没。……两籍各守成规：城内寸土，土籍永不得卖，客籍永不得买。”由此，直到民国时期，客籍棚民仍不得入县城而居。
排斥棚民入城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土著士绅借以把持地方事务与权力的一种手段与途径。事实上，万载土著士绅对客籍人士的排斥堪称全面而彻底，如土著士绅在其所著志书中说的，“吾邑二百年来县署十房并以清白土著承充，相约不引客籍，以杜弊端。不保任差役，子孙以清流，品虽重，利不为动。”换言之，客籍人士非但没有入城居住的权力，就连充任县衙胥吏的资格也没有。在土著士绅的严防死守及强大的惯例力量下，客籍士绅试图参与本县政治的难度可想而知。
以修订志书为例。从嘉庆至同治年间，万载曾六修县志，但土客双方对所修县志一向有争议，如哪些人有资格参与编修县志？哪些内容可以编入县志？对历史上的一些事务及人物如何评价等等，这些都对土客士绅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以辛氏为领袖的土著士绅干脆甩开客籍编写刊印了一部《万载县土著志》。一县之志而公开冠以“土著志”之名，这在全国其他地方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而另一方面，雍正年后得已入籍并取得获得科考权的棚民子弟中也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士绅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口的不断滋生，客籍士绅同样渴求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前景，而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土客双方书院的不断增多与竞争的不断加剧。
据当地志书记载，万载全县在道光年间拥有书院四十余家，这一数字几乎是雍正年间的两倍。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土客双方均致力于扩张教育资源，而兴建书院、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是为必经之路。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客籍士绅劝捐兴建的东洲书院，其日后不仅成为全县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书院，同时也是赣西地区影响最大的客籍教育基地，其辐射范围甚至扩至临近的宜春、萍乡、宁州、浏阳等客籍聚居区。
棚民入籍、学额纷争与书院的勃兴，这不仅仅是赣西宁州与万载才有的现象。事实上，但凡有类似棚民聚居的地区都多多少少会出现过类似的土客冲突与风波。在一些棚民较少的地区，多数棚民最终移风易俗，归于土著；而在棚民人口集中而且数量较为庞大的地区，棚民则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与势力范围，土客矛盾历经一两百年仍未能有效化解，正如万载棚民到民国仍不能入住县城一样。
就整体而言，清廷推进棚民入籍并准许其子弟应试的政策是有效的，其考虑也是长远的。不过，由于传统社会中国家治理力量有限，因而地方政府难免要屈服于现实、妥协于士绅，对一些难以化解的矛盾能拖就拖，以达到维持地方安靖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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