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九·一八｜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之道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策略与战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历史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法宝。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过程既孕育着阶级矛盾，也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产生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法则。以经济社会结构改造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生产关系尚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阶级冲突的规模和烈度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有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制度结构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才被打破，它通常以深刻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来预示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居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对统治阶级发起全面挑战，试图变革现存经济秩序和上层建筑。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主客观条件，如决战前阶级意识的动员、阶级组织化的程度，决战中国际国内结构的制约、应对这种结构制约所采取的阶级行动的策略战略等。其中，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阶级联盟（如争取中间阶级）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是在革命中通过不断发展阶级联盟，促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朝向有利于社会变革目标转化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从阶级斗争到社会革命，从社会革命中建立和发展阶级联盟，以阶级联盟推进和完成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中，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形成两大联盟，分别是工农联盟，以及工农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的联盟，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治基础。工农联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统一战线理论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但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农民，以地主和农民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消亡。马克思认为，农民和无产阶级都是受到资本剥削的阶级，“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无产阶级和农民均受到资本统治，本质上都是无产者，因此，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和半无产者的农民阶级都是革命力量。工人阶级要加速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不能不联合农民的力量，不能不和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工农联盟。“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

在资产阶级因占据经济与政治系统的支配地位并全面掌握社会权力资源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改变阶级间力量对比，仅有工农联合也不足以建立起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无产阶级还须发展同其他具备革命潜力的阶级的合作，构建更广泛的联盟。事实上，在资本主义逻辑的作用下，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大资产阶级手中，小资产阶级与小生产者日益落入社会的底层，客观上与大资产阶级产生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了共同的阶级敌人（即大资产阶级），因而同样具有迫切改变现状的社会革命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思考是否需要壮大阶级联盟。他的最终结论是：“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换言之，被抛入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农民、流浪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边缘阶级，没有他们的加盟，工人阶级难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反过来说，这些边缘阶级如果想摆脱在两极化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承认工人阶级作为“先锋队”的领导，加入到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者和同盟军。

马克思认为，在某种历史时期内，如一国存在着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大资产阶级结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甚至可以而且必须包括具有民主性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或“立宪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加入这个以改造或颠覆整个现存秩序为使命的阶级联盟，是因为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大资产阶级同样是他们的敌人。虽然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能缺席，但主导这个革命进程和方向的是阶级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始终对此保持警惕。“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不放弃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牢牢掌握阶级联盟的领导权。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联盟理论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和战略的思想：坚持阶级联盟的阶级领导权以及阶级联盟的阶级广泛性。只有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等纳入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整合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汇聚各革命阶级的政治共识，促进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才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联盟理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不发达的东方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封建生产关系深厚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民问题较之工业的欧洲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认为，农民在工人阶级的带领和教育下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基于相似的经济地位和共同利益，工人阶级与农民组建起了阶级联盟。无论是作为无产者的雇佣工人，还是作为半无产者的小块土地农民（小农），他们都能从社会革命中获益。例如，农民在社会革命中可以“（a）免除向大地主占有者交纳地租或一半收成……；（b）免除抵押债务；（c）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地及其使用等等）；（d）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等。支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是最符合农民利益的选择。

列宁一方面主张联合与解放农民，另一方面又强调引导与教育农民，对农民进行具体的阶级划分，把农民划分为农业无产阶级、小块土地农民、小农、中农、大农等，采取不同策略对待这些农民。这种差异化政策源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分析基础上对农民阶级立场的判定，以及对农民落后性的认识。农民的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革命性有着明显差异，如农业无产阶级、小块土地农民与小农是坚决的革命者，中农更多持有“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大农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这种落后性使农民在面对资本的诱惑时，容易表现出妥协性与动摇性，甚至具备强烈革命性的小农也可能难逃资本诱惑。尤其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小农容易动摇自身的阶级立场并与资本妥协，容易走向自由贸易并主张自由使用私有权。列宁由此深化了对农民问题与工农联盟理论的分析，更加强调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权。

列宁同样看到了小资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者、小业主，拥有少量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他们的生活与经济条件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他们的“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这种两面性在不同革命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面对封建势力，所以双方能够而且必须联合起来结成阶级联盟。随着革命从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曾经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会表现出保守倾向，这又决定双方的联盟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立足实际，或主动或被动地站到革命一方，成为具备一定革命性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并非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而是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期被迫卷入到革命大军中，经常摇摆于革命与妥协之间，这就增加了工农联盟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中，由于阶级间力量对比的差距，无产阶级仅凭借自身力量难以改造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支配结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根据具体阶级矛盾，分别团结动员农民阶级以及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通过建立阶级联盟的方式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为了推进社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阶级联盟的行动，是解决阶级矛盾并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战略。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由于阶级联盟的性质、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为了维持阶级联盟在社会革命中的基本作用，以及克服阶级联盟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就成为统一战线理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建立和巩固阶级联盟、推进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

统一战线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统一战线理论也必然存在中国化的问题。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逻辑是：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落后农业国的实际状况，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前工业国家建立以列宁主义为组织原则的先锋队政党；先锋队政党把群众力量组织动员起来，改造阶级关系与权力结构，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在此过程中，并非所有阶级都能自发或自觉地进入到先锋队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这就要求党必须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把处于革命运动之外或边缘地带的中间阶级力量团结起来，以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最终通过建立阶级联盟实现国家与社会转型。这是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现实命题。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复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具体化为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面临多重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团结各类中间阶级以解决主要矛盾。统一战线的功能就是把这些中间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盟友，共同推进社会革命。国民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敌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北洋军阀及其封建势力。位于无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主要中间阶级是资产阶级，共同的阶级敌人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国民革命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统治，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国民党“变成了传统的绅士阶级和新型的资产阶级所拥护的组织，而这些人又受大军人的操纵。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同时加上一些资产阶级领袖的支持”。中国社会呈现出以两极化阶级结构对抗为核心、多元阶级力量共存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下的新的中间阶级或依附豪绅买办阶级，或同情工农大众，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需要寻求和争取这些中间阶级力量的支持和配合，否则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目标。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官僚、大地主的国民党进行合作，联合社会中的多元阶级力量，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统一战线新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矛盾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发展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城乡中间阶级力量，成功打倒处于阶级对立面的国民党及其社会势力，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中间阶级为盟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团结动员中间阶级力量，推进了社会革命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以阶级分析为理论方法、以中间阶级为联合对象，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与运用，也是基于中国实际社会矛盾与阶级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起点，那么改革开放时期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水平的全面提升。随着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状况变化，统一战线的任务、内容与对象等也随之发生调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在八大做出的这一判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成为全党的共识，促成了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是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主流话语中，统一战线理论的阶级分析底色依然存在，阶级联盟的逻辑仍有启示意义，但在方法上越来越重视阶级状况在当代中国的新变化，越来越重视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的眼光去观察、划分和处理社会利益主体的分殊和诉求。这主要表现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结构走向多元，统一战线理论从传统的以阶级划分为主的分析路径，转变为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依托、以新的阶层身份划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这种观察视野的调整，为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后的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为了解决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中国利用国家力量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通过急剧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原始资源积累的方式，在高强度政治动员下汲取和配置资源，促进了各类资源向有利于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领域集中。但以国家为主导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这在客观上引出了资源流动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问题。改革开放作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其核心在于“放权让利”。国家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实行政策引导和分类控制，最终促进了各类资源的自由流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社会的迅速繁荣。中国的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物质基础从匮乏走向相对丰裕，利益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治理从单纯的政治管控走向政治、行政、经济和法律等的综合治理。这一切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成长，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是其主要表现之一。统一战线从历史上以阶级分析为核心、以争取中间阶级为目标的阶级联盟，转变为以阶层身份结构分析为基础，以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等为经纬的爱国者联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以阶级为标准来判断和评估社会力量的发展与革命潜力，而是致力于充分动员社会中的各利益群体力量，合众力、集众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凡是能够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爱国者，都是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与爱国者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转变，“使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团体、政党、组织，不受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都能够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爱国主义与现代化建设成为判定统战对象的重要标准。“过去，统战工作的重点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时，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动员各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换言之，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现代化潜力，通过全面团结动员爱国者力量，促进资本、土地、劳动力、商品等生产要素与资源的充分涌流，建设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化、体系化、规模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元分化的社会角色，也为资源流动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支撑。市场经济把社会低层结构里的各种障碍打开，促进资源深入流动到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社会结构中，实现各种经济因素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最大程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中国共产党通过为各种社会力量与爱国者提供资源流动的制度、平台与机制，有效激发并保障了他们的发展潜力与经济社会诉求；通过开发统一战线的制度效能，有效地把政治权力深入到社会中并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了紧密联系。

除了通过放权让利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化潜力，党和国家还致力于照顾这些社会力量与同盟者的利益，同时通过增强社会制度供给，回应这些社会力量与同盟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政治上的安排、组织上的发展、生活上的保障等，使他们在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社会治理、个体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保障。党和国家还通过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治社会制度，以理性化与制度化的方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比如，通过完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加强协商民主的方式扩大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保障个体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资源的自由流动等。在新时期，爱国者联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的共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与行动纲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包容性政治结构与社会系统，实现中国社会的大团结大发展。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战略任务，以及为实施战略任务而提出的政策和工作方针，其根本驱动是因应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契合国情与世情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则是这一结果的重要体现。在革命时期，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间阶级及其利益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动员的对象。在建设时期，为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领域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派关系领域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后，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现代化、市场化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引导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本质没有变，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没有变，对“同心圆”“公约数”的追求没有变。这不仅在各国现代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前者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世界中如此重视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文明特点，这和那种视党争政争为常态以至于不惜撕裂社会的政治类型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出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化政治理论实践的巨大优势。就后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出发，致力于民族和人民的和谐团结、国家和社会的繁荣进步，适时推动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明前景。

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化植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观察。从国内层面看，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发生显著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得到根本性改观；其次是社会需求已经超出原先物质文化的层次和范畴，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新特点；再次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使原先的阶级阶层出现显著分化，其中，以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为划分标准的若干新兴社会阶层（如新资本阶层、新知识阶层和新劳力阶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尤其值得关注。新社会阶层的需求是新时代社会需求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有影响力的需求，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不断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团结之，成为壮大爱国者联盟的重要内容。

从国外层面看，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同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与大国霸权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作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也遇到了西方霸权体系对中国和平崛起构设的各种障碍和威胁，外部发展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团结动员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不断巩固壮大爱国者联盟，以共同应对外部发展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环境的挑战终究是通过内部因素传导并以内部张力表现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显著，但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也面临许多新矛盾。其中，资源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了特定的路径依赖，社会资源向特定领域与群体集聚，形成了稳定的资源集聚形态与利益群体，利益结构趋于固化。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资源掌控和分享水平上开始产生较大差异，对社会公平与团结稳定产生较大影响。这些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不断开拓资源流动空间与社会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世界生产结构的制约，内部发展需求与世界产业格局之间必然产生结构性张力。机遇和挑战联袂而至，这要求统一战线要有时代和变革意识，持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与资源配置水平，不断团结壮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调动各种资源，团结壮大海内外力量，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主题。

新时代统一战线延续了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优势。如上所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大历史经验是，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方法，实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阶级联盟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改革开放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大历史经验是，党和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放权让利的方式，促进社会资源自由流动，满足社会力量利益诉求，进而不断团结壮大这些爱国的社会力量。新时代统一战线有机综合了这两大历史时期的统战经验，既强调在党的领导下调动组织力量与政治资源开展统战工作，也强调不断促进资源流动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在全面满足社会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精髓是与时俱进——综合各类历史经验，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针对新社会问题与新社会矛盾，不断采取新的统战措施以动员社会力量并壮大爱国者联盟。它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在内的所有理论，都要转变为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现实力量，都需要扎根国情实际以及适应时代发展，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面对新时代之问和新时代之需，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基本要求呈现多样内容：

第一，统一战线要确立新理念。新理念是指，不仅要把统一战线当作过去革命年代卓有成效的政治战略和政策来继承发展，更要把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机制来落实完善，努力使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转化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大用观”来自一种价值、一种信念，这就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肩负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要求在观念上厘清认识：统一战线不是一种短期的政治策略，而是一种长期的系统的结构优化战略；统一战线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治术，而是一种兼具人民中心主义和天下主义情怀的治道。

第二，统一战线要直面新结构。新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巨变的社会结构的反映，这种新的社会利益结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在统一战线的语境中，演展和表现为新型政党结构、民族结构、价值信仰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海内外同胞结构。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拓展统战领域与统战内容（包括对象与范围），即从对少数代表性人士与重点领域的统战，转变为对多数人全方位的统战；统战工作要重视这五大结构的内部运行机制、特点和彼此间关系，充分团结开发五大结构涵容的社会力量，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嵌入其中，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三，统一战线要研究新问题。新问题有的是从老问题的逻辑演变过来的，有的是随经济社会关系变化产生的。如新时期工农联盟发展巩固的问题、非公经济自主发展的问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和地区内部城乡差异的问题、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利益表达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问题、民主党派政治参与和有效履职的问题、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的问题、社会选择多样性和社会共识一致性相统一的问题、新时期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问题，如此等等。新问题构成了统一战线革新的压力，也构成了统一战线发展的动力。

第四，统一战线要介入新领域。新领域主要是指与传统的、现实的领域相对的新兴虚拟领域，如互联网、新媒体、微信、短视频等社交网络应用等。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表达观点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毋庸讳言，网络人士在网络全球化环境中更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们能量巨大，在网上发表各种政治见解和利益诉求，并且善于制造热点、设置网络议题、引起网络围观，甚至是引发网络舆情。“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主动进入信息技术新领域，适应互联网发展新要求，制定科学有效的网络统战工作策略，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统一战线工作“迭代升级”的重要契机。

第五，统一战线要学会新方法。在这里，新方法是指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治理和利用，包括利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作手段，分析网络思想动态信息，营造网络良性生态。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传统的扁平化、单维度的统战管理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新媒体时代的统战工作模式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多渠道的、交互式的新型工作模式，这和过去权威官方网站加简单复制传播信息的旧模式是不同的。因此，传统的统战工作模式需要用新技术手段进行优化，尽快建立起一种能够打破时间空间壁垒，更加开放多元、横向与纵向更加紧密的立体化工作模式，推动统战工作形成更加合理的运行机制。

第六，统一战线要认识新世界。这是一个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既蕴涵机遇，又充满挑战，既处在深刻变化中，又贯穿着不变的社会法则。一系列技术创新及其交叉融合引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生产方式、新管理方式，带动世界新旧动能转换。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巨变之中，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存有如此强烈的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理念和智慧，致力于促进人类社会团结、增加世界人民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面向世界的历史责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和眼光，努力做好中国事情、讲好中国故事，促使国际舆论、海外人心和海外知华友华力量等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在四个向度上，即话语、对象、方式和功能。具体而言，统战话语从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阶级话语，转变为以阶层身份分析为核心的结构性话语；统战对象从关注中间阶级与代表性人士，转变为关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与全体人民；统战方式从动员政治资源，转变为全方位调动政治社会资源开展统战工作；统战功能从推动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国家治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转变只是就理论的关注重点和工作重心而言，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取代，更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基于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要求对过去的变革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阶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话语，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社会分析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认为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与维护落后生产力的保守阶级之间，存在着既具备一定革命性也具备一定妥协性、依附性的中间阶级。这些中间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关注对象。如何争取中间阶级、壮大革命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具体实际与社会矛盾变化，阶级话语逐渐转向以身份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话语。在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多元分层结构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基本结构形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党领导和执政、多党合作和参政的新型政党结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实体范畴和整体意识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以法律保障的信仰自由和以宗教中国化为指导方针的价值信仰结构；以工农两大阶级为基础的和以多元开放的利益结构为特征的社会阶层结构；以拥护社会主义或爱国主义为边界的参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海内外同胞关系结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运用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社会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等，使五大结构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轴向心用力。通过整合社会力量、优化社会利益结构并汇聚政治共识，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与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这就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创新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中间阶级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中间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为了开展社会革命所需要团结联合的对象。在中国，统一战线经历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发展阶段，统战对象和范围也分别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党外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主要是其中的代表性人士与有影响力人士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对象。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凡是赞成祖国统一的人，不管属于哪个阶级、政党和集团，无论其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如何，都是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争取的对象。以爱国者为基础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分别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以及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与对象的大大扩展，一方面反映了以中间阶级为工作对象的阶级性内容的消减，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以社会主义爱国者为工作对象的人民性内容的增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推动着统战对象从中间阶级中的代表性人士扩展为社会主义爱国者中的代表性人士，再扩展为社会中的一般性人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被纳入统战工作范围。从中间阶级到社会主义爱国者，从代表性人士到一般性人士，从部分人民到多数人民以至全体人民，这正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表征与发展趋势。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中间阶级及其代表性人士，中国共产党通过“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方针政策，建立起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以及通过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实现对中间阶级的团结与联合。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范围随着社会多元化与社会利益结构复杂性的增强而持续扩展，传统的政治资源动员方式面临许多局限，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出更具适应性、针对性和统合力的统战方式，例如吸纳式统战、网格化统战、区域化统战、网络化统战、数字化统战等。它们构成全方位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统战方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吸纳式统战是基础性的统战方式，主要通过制度建设与配置政治资源开展统战工作，具体包括法律性吸纳（体制外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政治性吸纳（代表性人士被发展为党派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性吸纳（通过社会团体、协会等中间政治结构团结广大社会力量）。网格化统战建立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以社会基层力量为支撑，实现了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解决了传统基层统战工作纵向到不了底、横向到不了边的问题，建构起了新时代基层统战的格局，实现了基层统战信息及时有序更新。区域化统战是指在特定区域内根据统战对象类型、特点等，综合调动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的方式。网络化统战把现代网络资源全面纳入统战方式中，是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统战工作方式，除了传统的代表性人士以外，网络意见人士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也纳入网络统战的视野。数字化统战也是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数字统战使得传统的封闭式工作机制转变为开放融合式工作机制，使得传统的单向度、垂直式工作方法转变为分布式、链接式工作方法。全方位调动各类社会政治资源，使党和国家同社会力量建立起紧密的制度化与常态化联系，大大增强了统战工作的效能。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团结中间阶级力量、建立阶级联盟，整合断裂化的社会结构、碎片化的社会格局，从而在改变阶级间实力对比的情况下推进了革命进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等，通过三大改造的方式全面变革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完成了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党和国家推进社会革命、变革阶级关系与重建社会秩序。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承担起动员社会力量以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把多元利益结构整合团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社会的一体化水平。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团结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是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统一战线。在国内，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社会力量被全面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海外，华人华侨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使中国式现代化得到其他国家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渠道。他们在国内也广泛参与了中国的发展建设，在诸如投资兴办实业、助推脱贫攻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一战线在功能上从推进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方式，激发涵盖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全社会力量的发展潜力与活力，不断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的充分流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高举大团结大联合的旗帜，全面动员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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