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1166—1243）撰“晦庵先生非素隐”篇，概述朱熹（1130—1200）仕履（见附表1），感慨“先生难进易退之大节”。
本文简单梳理朱熹的仕途，对其系衔略作解释，主要供研究观念史的学人参考，亦可为了解南宋文官选任制度提供一个案。宋代文官就阶次而言自低到高分为选人、京官、朝官三等（见附表2），全文即依此分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资料多得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指引，凡文中未注明的朱熹仕宦信息皆出自此书。
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
一、选人
1.左迪功郎、同安主簿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考中进士，为第五甲第90人。此时正奏名进士分为五甲，一二甲称进士及第，三四甲称进士出身，五甲称同进士出身。朱熹在第五甲，名次不算高，在他前面还有277人，之后有52人，但他年仅19岁、初举即中第，还是很厉害的。
自北宋以来，多数时候第五甲进士都不能直接授官，须归乡守选，即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注官。因此，朱熹虽然绍兴十八年就中第，但一直到了绍兴二十一年三月才到临安参加注官前的铨试（吏部主持，与科举考试不同）并通过，被任命为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左迪功郎是朱熹的寄禄官，表示其阶次、品位，泉州同安县主簿则是其职事官，表示实际职任。寄禄官与职事官分属品位、职位两个不同的官职序列。
迪功郎是选人七阶当中最末一阶。之所以称为“左”迪功郎，是为了标识其进士身份，非进士出身则称“右”。而县主簿为县令、知县之佐官，顾名思义，掌管一县之簿书。朱熹说：“（县主簿）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
《至圣先贤半身像》画册中的朱熹像
朱熹虽然在绍兴二十一年就注官，但因为宋代长期存在员多阙少的问题，所以他即使被任命为同安县主簿，也不能立即走马上任，而是需要待阙——等待同安县主簿岗位空出来。故朱熹一直到绍兴二十三年五月才赴同安任。而宋代的选人若无职事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朱熹的生计稍显窘迫，心情也比较苦闷：
风色戒寒候，岁事已逶迟。劳生尚行役，游子能不悲？
林壑无余秀，野草不复滋。禾黍经秋成，收敛已空畦。
田翁喜岁丰，妇子亦嘻嘻。而我独何成，悠悠长路歧。
凌雾即晓装，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鬓凋，镇日长空饥。
征鸿在云天，浮萍在青池。微踪政如此，三叹复何为。
束景南推测，朱熹于绍兴二十一年十月为生计而辗转于邵武、建阳间，概其因不能待次坐穷，欲往觅一塾馆就教，而卒未成。其说可从。
朱熹撰《朱子全书》
2.监南岳庙
三年后，也就是绍兴二十六年七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按照规定，宋代官员凡到任、请俸、荐举、成考、解任等等经历，都要在官方发给的“历子”上由上级官府批书。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上旬，朱熹到泉州等候任满批书，大概一直到闰十月。不过，因为他的下任迟迟不到，所以一直到绍兴二十七年十月，在任已经四年多，朱熹才离任回家。
照理来说，朱熹要参加下一次的铨选注官。绍兴二十八年四月，他说：“迫于亲养，夏末须为武林之行，计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
这应该是指他计划赴临安参加铨选。据他后来说，自己同安罢任之后，“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大概他最终没有去临安参加铨选，因为即使注官也要待阙很久，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收入，经济压力迫使他申请担任闲差——监岳庙。十二月，他被差监潭州南岳庙。他作为低级文官（选人），只能获得祠禄官中最低级的监岳庙差遣。
祠禄官是宋代解决员阙矛盾的发明之一。朱熹并不用去潭州衡山监庙，这只是一个闲差的头衔，经济意义非凡。如前所述，因为宋代的选人的俸禄（迪功郎每月料钱12贯，茶汤钱10贯，米、麦各1石5斗；一半给现钱，每贯折支700文）只有在厘务的时候才会发放，满替之日就停发了。
而有了监岳庙这个闲差以后，朱熹不但能获得上述俸禄，还可以额外获得监岳庙的食钱5贯。也因为监岳庙是闲差，所以一般不能作为实历考任，很影响前途。
衡山峰顶
选人监岳庙的任期是3年，
至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朱熹秩满（说明朱熹正式就任已是绍兴二十九年），请求接着任监岳庙。至六月，他获得了第二任监南岳庙的任命。
南岳大庙
3. 武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官
绍兴三十二年八月，朱熹应孝宗求言诏，上封事（密封的奏章）陈讲帝王之学、定修攘之计、固本原之地；九月又得到了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汪应辰的荐举，他希望辟差朱熹任其安抚使司的幕官，并向吏部侍郎凌景夏、陈俊卿引荐。正是因为他们三人的推荐，隆兴元年（1163）宰相陈康伯也向孝宗推荐朱熹，于是孝宗召其赴行在临安。
高宗在位的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亦因参政陈康伯之荐，朱熹两次被召，他都辞行不赴。但对于孝宗之召，“先生一辞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见矣”。
隆兴元年九月朱熹启程，十一月六日于垂拱殿见到孝宗，进读三札。一般来说，臣僚上殿读札子时，皇帝在听读过程中也许会与他做一些礼仪性的交流，根据朱熹自己的描述：“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雠之义，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闻圣语矣。”也就是读第一札论帝王之学的时候孝宗还与他交流几句，到读第二、第三札涉及时事的时候孝宗就不发言了。朱熹可能觉得有些反差，但读札时皇帝沉默也是正常的。
作为入都的“收获”，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士。此时武学博士的编制就是一员，博士、学谕的职责是“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博士于文臣有出身或武举出身曾预高选充”。
朱熹是有出身的文臣，符合职任条件；但他肯定不能教授弓马、武艺，所以他如果入武学任博士，大概只能教兵书。
陈康伯像
但这是一个需要等待很久的阙次——待四年阙。
据说朱熹所得是个“成资阙”，也就是要等上一任“成资”。所谓成资，也就是官员被承认已经具备了该职务应有的资序，一般来说两年即可成资，但朱熹的成资阙要等四年之久，或许这是一个“将来到任成资阙”，也就是上一任还在待阙，尚未上任。阙次如此之远，那经济压力就是朱熹不可承受的。所以这个任命刚刚发布，朱熹就说：“阙尚远，恐不能待，已具请祠之札，辞日投之。”所谓请祠，就是请祠禄官，即之前担任的监岳庙。
十二月朱熹离临安归。待阙的他生活陷入了贫困，约一年后，即隆兴二年冬，朱熹说：
武学阙尚有三年，势不能待。目今贫病之迫已甚，旦夕当宛转请祠也。亲年日老，生事益聊落，虽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
待武学博士之阙不如立即任监岳庙这个闲差。令人意外的是，几个月后，即次年乾道元年（1165）正月，朝廷就发文督促朱熹前去就职。朱熹确实去了，但他的“复仇”主张与“和议”国是不合，于是立即请祠，五月（四月方到临安）复差监南岳庙。
邓小南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因此，孝宗即位之后，两年间朱熹两入临安，但最终他的寄禄官还是左迪功郎，差遣还是监潭州南岳庙。
乾道三年底，因为参知政事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刘珙两位执政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枢密院编修官“掌删润时政”，
主要是负责编修条例、官书等。但这也不是个现阙，仍要等待颇久：“闻阙期尚远，足以逡巡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为计矣。”意思是，反正还有很久才上任，所以他接受了任命，以后再辞。乾道五年五月，他给罗博文所作行状自称“新差充枢密院编修官朱熹”。“新”云云，就是已除未上任之意。同是在五月，前任施元之走了，于是朝廷促朱熹去临安任职。但因为友人魏掞之因论曾觌而罢，朱熹将行而力辞，且称：“委是家贫亲老，迎侍不前，不敢依应指挥前去供职。”继续请求监岳庙。
《咸淳临安志》
二、京官
1.丁母忧与改官
在促、辞往返之际，乾道五年九月五日朱熹母亲去世，他要守丧三年，实际是27个月。即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之前，朱熹不能任厘务职事官。
服阙从吉后，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促朱熹赴临安。之后乾道八年春至九年春，朝廷五度令朱熹赴行在，朱熹则五度辞免。乾道九年五月，朝廷令朱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
“改合入官”是朱熹仕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选人改京官。朱熹入仕至今都是左迪功郎，而今朝廷同意他升任京官，也就意味着他脱离了“选海”，进入了中级文官的层次，祠禄官也相应从监岳庙升级为主管宫观。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的京官确定为左宣教郎，
系京官之最高等。迪功郎改宣教郎的条件是：七考、进士出身。但是，朱熹此前的实历差遣只有同安主簿四考多，武学博士因就任时间很短未成考，通计不满五考，达不到改宣教郎的标准，故此次改官属于特旨改官，算是破格提拔。
宋孝宗像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熹接受了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的任命。
因为淳熙元年春南宋废除了寄禄官分左右的做法，故此后朱熹就称宣教郎。宣教郎的待遇是料钱15贯，春、冬绢5匹，冬绵15两。主管祠禄官添支为7贯，任期2年。
乾道淳熙之际，朱熹的出处颇费周折，张栻、吕祖谦都参与了讨论。朱熹服阙之后，朝廷召其赴临安，朱熹是坚决辞免的。实际上，自从乾道五年服丧以来，朱熹的经济状况相当不好，却力辞召命，说明其意志之坚。乾道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朝廷已第五次召，朱熹仍辞免。
不过朱熹最后也已做好了入都的准备，而朝廷却已令其特改京官、主管宫观。任命是乾道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出的，朱熹收到的时候应该已在七八月间。
吕祖谦像
这给朱熹出了难题：他本来是辞召命，朝廷却嘉奖其“安贫守道”而迁其官，这不是典型的因退得进吗？所以他对吕祖谦说：“然褒宠过厚，又有所不敢当者，力为恳辞，未知诸公颇见亮否？万一再三不如所请，其将何以为计？有以见教，幸甚。”
同样的问题，他肯定也问过张栻。
张栻和吕祖谦给了他相反的建议。吕祖谦的建议比较中肯：“格以近制，以事势观之，恐未必得伸。”即辞免改官、宫观并不符合“近制”（此详下文），最终应是不得辞。吕祖谦还把改官、除宫观官区别对待，引用《孟子·万章下》“周之则受”典故，认为授宫观官属于君主周恤士人，受之无妨；而改官虽有过礼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先例，故“少逡巡而受之可也”，即辞一辞再受就可以了。更何况，如果连改京官都不接受，将来“名愈高而礼愈加”，该怎么处理呢？总之，吕祖谦从制度、义理、后患分析，认为朱熹应该接受改官、主管宫观之任命。
《东莱吕太史文集》目录页一
张栻的意见与吕祖谦相反。据朱熹言：“钦夫书来，亦云岂可逆料后患而先汩所守之义，此语亦甚直截。”
所谓“后患”，是吕祖谦针对朱熹改官而言的。张栻的意思，不能因为顾虑尚未发生的所谓“后患”却失当下的出处之义，故不应受改官之命。张栻还批评吕祖谦：
又如论朱元晦出处，亦似未安。“周之则可受”，谓不使饥饿于土地，只是来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宠，岂有安坐于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辞不敢当为合义。
“周之则受”系吕祖谦针对朱熹祠禄官而言，看来张栻认为连祠禄官也不可接受。
《张栻集
》
朱熹基本同意张栻的意见，所以一再辞免，但事情的进展却如吕祖谦所料。朱熹第二次辞免之后，朝廷拿出了朱熹无法拒绝的理由：“检会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节文，臣僚辞免恩命，各有定制，比来不合辞免，亦具申陈，委是妨废职事，令吏部申严行下。札熹依已降指挥施行者。”
尚书省札子说得很清楚，朱熹改京官就制度而言还没有达到可辞免的级别。朱熹虽然上状解释自己的情况不在乾道二年条制的适用范围，但朝廷的回应是：
检会乾道九年闰正月二日不许臣僚辞免恩命指挥，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札下朱熹照会者。
辞免恩命是宋代士大夫流行的做法，朝廷也三令五申臣僚不得过为谦退、过度辞免，孝宗乾道二年十二月、乾道八年八月、乾道九年闰正月都发布过命令。上引文所言乾道九年闰正月的指挥见于《宋会要》：
（乾道）九年闰正月三日，尚书省言：“节次已降指挥，臣僚辞免恩命并依旧制。如过制及不合申陈者，有司不得收接。如依前违戾，令御史台觉察闻奏。”诏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辞免外，余依已降旨挥。
文臣太中大夫（从四品）以上许辞免，那就意味着只有侍从官才有辞免的资格，庶官则不得辞免。朱熹只是改了京官宣教郎（从八品），就制度而言根本不应辞免。而且，若违反辞免之制，御史台可以弹奏。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既然如此，朱熹再继续辞免就属于僭越之举了，引来更大的麻烦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在淳熙元年六月就接受了改宣教郎、主管宫观的任命，谢状说：
乃蒙圣慈误形褒宠，改官赋禄，绝无近比。及其皇恐辞避，冒触科禁，则又申命丁宁，不以即罪。
这里说的“皇恐辞避，冒触科禁”，说的就是庶官不合辞免之制。因此，最后朱熹接受改官，正应了吕祖谦所言，而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应该说并不符合朱熹的本意。
《吕祖谦全集》
当朱熹接受了任命之后，张栻对他有些批评：
某向来有疑于兄辞受之间者，非它也，意谓若其初如伯恭之说，承当朝廷美意，受之可也；后来既至于再，至于三，守之亦云固矣，非寻常辞官者比也。若只是朝札检举不许辞免指挥行下，则是所以辞之之义竟未得达于君前而被君命也。若君命不许辞而使之受，则或可耳。今初未尝迫于君命也，忽复受之，恐于义却未尽。
不得不说，张栻的调子始终很高。他说“若只是朝札检举不许辞免指挥行下”云云，“朝札”就是尚书省札子，“不许辞免指挥”见前说，可见他知道朱熹最终接受任命的原因。但张栻又提出了另一个意见——“则是所以辞之之义竟未得达于君前而被君命也”，意思是：不许朱熹辞免的命令只是尚书省发下的札子，并非皇帝的亲自批示。案，所谓尚书省札子（简称省札），是尚书省用来指挥公事的常见文书，皇帝确实并不亲自过问，故张栻“辞之之义竟未得达于君前”说法，就实际来说是对的。但是，“今初未尝迫于君命也，忽复受之”却是不对的——省札在形式上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其中有“奉圣旨”“奉御笔”字样，表示该命令名义上出自君主，就此而言，不允朱熹辞免的省札就是“君命”。而且，宋代用来批复“不允”的文书形式还有不允诏、不允手诏，都是翰林学士所草，或许可以算作张栻所谓的“君命”。可是按照北宋元丰以来的制度，“赐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则用诏”，
手诏更是“或非常典，或示笃意”的体重之诏，绝不可用于朱熹这位宣教郎。就此而言，张栻陈义过高。
张栻像
2.秘书省秘书郎
淳熙三年（1176）六月，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将满任，朝廷又授其为秘书省秘书郎。北宋前期有所谓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祕阁，太宗以后总名崇文院。崇文院掌管禁中图书，是编书、校书、读书之局，更是储才之所，任馆阁职者（并不须入馆编校）是北宋高官的主要来源。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废崇文院及馆职，改建秘书省，“掌凡邦国经籍图书、常祭祝板之事”，设置了监、少监、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职事官。其中秘书郎的主要职责是掌馆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虽然秘书省职事官实典秘书之事，不同于此前的馆职，但实际上元丰以后的宋人还是把秘书省职事官视为清望的馆职，视秘书省为养育人才之地。因此，龚茂良、韩元吉等人向孝宗力荐朱熹后，秘书郎之除意味着孝宗的反应本是很积极的，只是后来因曾觌、钱良臣等之谗毁，才导致孝宗态度忽变，内批有“虚名之士，恐坏朝廷”之语。
李昌宪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
朱熹本就无意于进迁：
龚公以书付陈舍人，遣人以来，此意虽厚，然熹出处之计已定于前岁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复有前却，已具状申省，及以告、札寄纳军帑，乞赐台判送下，幸甚。宫观恐合日下解罢，俸给亦乞住勘为幸。
朱熹说，龚茂良令陈骙转致书。陈骙当时是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监，他自己也向朱熹表达了热烈欢迎之意。
但是，朱熹自认为出处之计在“前岁受官之日”就定下了——也就是淳熙元年接受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之时，已决意不求仕进。于是，朱熹把收到的告身（委任状）、尚书省札子（宰相机构奉君主之旨下达的任命文书）缴纳至建宁府军资库，意为拒绝接受任命。他还希望傅自得停发已经满任的主管台州崇道观之俸给。
淳熙三年九月，朱熹授主管武夷山冲祐观，仍旧是祠禄闲差。
武夷山冲祐观即今武夷宫
3.权发遣南康军事
淳熙五年八月，朱熹的两年祠禄将满，在宰相史浩的推荐下，朝廷任命他为知南康军，全称应是宣教郎、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借绯。
宣教郎是他的寄禄官，“借绯”是指根据寄禄官他尚不应穿绯色官服（宣教郎从八品，服绿），但因其职事特许服绯，等任满以后还要依旧服绿，所谓有借有还。朱熹的差遣是“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核心是“权发遣南康军事”。
史浩像
之所以称“权发遣”而不是“知”，是因为朱熹的资序尚浅。宋代文官的差遣要根据资序高下去除授。简而言之，原则上知县两任后，方可升为通判；通判两任后，方得升知州。
可是，在此之前朱熹做过的厘务差遣也就是同安主簿一任多、四考。朱熹当时应该只有知县资序，却被授予了州级长官的差遣，所以不能称知南康军事，甚至不能称权知南康军事，必须称权发遣南康军事，所谓“以知县资序人隔两等而作州者”。
周必大著《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
但是，前缀并不影响实际权力。宋代州级长官知府、知州、知军的职能是通管辖区内的兵刑钱谷之事，“兼管内劝农事”是府州军长官必带之衔。吕祖谦认为，知南康军这个岗位，“可以泽及一方，使世少见儒者之效，所系自不轻也”。
而且，这还是个现阙，不须等待，所以吕祖谦希望朱熹别推辞，最多辞一次就行了。朱熹虽然接受了任命，但对于“绝意名宦”、一心著述以传后世的他来说，这不是个有吸引力的职事。
此时的南康军是江南东路最靠西的一个州级行政区，治所在今江西庐山市，下辖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鄱阳湖水域的相当部分在其辖区。宋代的“军”一般都有一定的军事性质，南康军设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主要是因为星子县地当要津。江西赣水（赣江）、武阳水（抚河）流域的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抚州（治今江西抚州）、筠州（治今江西高安）、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物资皆要经其地进入长江，是为“泝流之要冲”“上游之枢会”。
朱熹的系衔中有“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与南康军地处交通要津也有关系，意味着递角是否顺畅无留滞是对长官的重要考核内容。淳熙六年，朝廷诏江西、福建、湖南、两广的知府州军、通判系衔中必须加入“提辖本州界分诸铺递角”。南康军属于江东，长官也要以“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入衔，可能是因为该军原本属江西路，交通位置又比较重要。
淳熙六年三月底，朱熹至南康军，交接郡事。其任上作为不赘述，仅提一件与官制有关的事。淳熙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朱熹用“札子”上奏孝宗，请求蠲减星子县税钱。这里的“札子”是臣僚奏事用的上行文书，和前面提到的用于下达命令的“尚书省札子”不是一回事。也许不是偶然的，七月有臣僚（一般来说应该是台谏官）向皇帝提议：根据北宋以来的旧制，“札子”是特定层级的官员才能使用的文书，不到级别的人只能用“奏状”，但现在很多不该用“札子”的地方守臣也用了，这些违反体式的章奏应退还。朝廷同意了。
明显，朱熹就属于不该用札子却用了札子的人之一，所以他向尚书省上了“申状”自劾。这件事是不是针对朱熹的不很清楚，但愈加使朱熹觉得南康之任令人厌烦，“得早去，真如脱兔也”。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
4.帖职、监司
两年任满，到淳熙八年三月底，朱熹就该替罢了。这时候朝廷授予他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但要待四年阙，也就是四年后才能走马上任。朱熹于闰三月底离开南康军，四月至家。到当年七月，朝廷以其救荒有功，加直秘阁。
直秘阁是个“帖职”，就是官员在职事官、差遣之外所带的馆阁、殿阁职名。帖职没有具体职事，只是清望的标志，本以待英特之才。朱熹这时候，帖职和差遣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关系，朱熹当时已被任命为监司（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又有救荒之功，已可以加帖职，但他是京官（宣教郎）而没有到朝官，故只能加直秘阁。
淳熙八年九月，朝廷又改除朱熹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这回是个现阙，不必等待。从江西提举改除浙东提举，与朱熹在南康军救荒政绩有关，因为当时浙东正在闹饥荒，朝廷用朱熹，令其“疾速奏事，前去之任”就是为解燃眉之急。
赵升编《朝野类要》
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是宋代的路级机构之一。宋代原则上是州县两级制，但在州之上又设置了多个路级机构——转运使司（漕）、提点刑狱司（宪）、提举常平司（仓）、安抚使司（帅）。除了帅司，其他三司都有巡历以监察地方州县的职责，统称监司。这其中，提举常平茶盐司由提举常平司、提举茶盐司两个机构合并而来，朱熹时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主管常平仓、义仓以备凶荒，赈济灾民，掌管一路户绝、没官田产，掌管一路茶盐榷卖之利，监察本路官吏。
巡历是宋代监司履行监察职责非常重要的方式。朱熹要上下半年各巡历一遍自己的辖区两浙东路。因此他于淳熙九年正月至二月巡历一过，七至九月又进行下半年的巡历。
按劾唐仲友就发生在下半年的巡历过程中。
朱熹还在巡历途中，他的差遣和帖职都发生了变化。八月十八日，朝廷授他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现阙（上一任唐仲友刚因为朱熹的按劾而罢）。
九月四日，朝廷又以“赈济有劳”升其职名二等，至直徽猷阁。
唐仲友像
既然朝廷已经授予朱熹新的差遣，那么他的浙东提举任就自然结束了（并不是弃官），朱熹说，九月十二日他得知了朝廷八月十八日的任命后，立即“于当日就衢州常山县界首安泊处望阙谢恩，解罢前任职事讫”；同时他也不接受新的任命，于是“还家俟命”。
朱熹不可能接受江西提刑，因为该差遣本属唐仲友，他若接受就有攘夺之嫌。朝廷也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所以十月就改除朱熹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朱熹依旧辞免，提到的一个理由是：“臣祖乡徽州婺源县正隶江东，见有坟墓宗族及些小田产，合该回避。”不过朝廷特免其回避。
到十二月十四日，朱熹接受了直徽猷阁的帖职，但继续辞免江东提刑，请祠禄官去修《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编《通鉴纲目》
淳熙十年正月，朱熹得祠禄，主管台州崇道观，他可以安心在家修书了。
淳熙十二年正月，祠禄官任满，朱熹继续申请，四月差主管华州云台观。朱熹说：“势必得之，食贫，不得已复为此举。”
他托了尤袤（1124—1193，字延之），一时没有结果，又给詹体仁（1143—1206）写信说：
但祠禄已满，再请未报。前次延之（案，即尤袤）诸人报云势或可得，未知竟何如。居闲本有食不足之患，而意外之费复尔百出不可支。吾亲旧有躬耕淮南者，乡人多往从。亦欲妄意为此，然尚未有买田雇夫之资，方此借贷。万一就绪，二三年间或可免此煎迫耳。
尤袤像
淮南是边境，这时候宋金关系稳定，故而有人想去那里垦田，只是风险恐不低。看来朱熹当时经济颇为困难，所以急于得到祠禄官的俸禄，最终结果还是好的。
淳熙十四年春，朱熹的祠禄官又将满任，还没等他提出申请，朝廷就主动授他主管南京鸿庆宫，这是新揆（新任次相周必大）之力。
朱熹于淮阳太昊伏羲陵的题字
没过多久，当年七月，朝廷任命他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替马大同成资阙。
也就要等马大同成资之后才出阙，时间在来年的四月。提点刑狱主要掌一路刑狱之事，同时也有监察官吏、掌管经总制钱等财政事务、巡检盗贼等等职能。朱熹不想接受江西提刑，故辞免。他还计划，如果辞免不成，那就先应下来，临上任再复请祠禄官。朱熹一辞之后，朝廷没有应允，朱熹就没有再辞，也就是先接受了任命。十二月，马大同突然被劾罢，朱熹的任期竟然就要提前了。
淳熙十五年正月，朝廷趣朱熹入朝奏事，然后赴任。朱熹的备用方案就得拿出来了——临期请祠，反正是“江右之行，势必难勉强也”。
三月，朱熹不得不启程入都奏事。按照他的计划，他这一路都是要边行边请辞的，最后见到皇帝也要“祈哀君父”。果然，三月三十日朱熹到达了信州，四月一日就向皇帝上札子请祠。他说：“深欲勉强前进，而病势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极为费力。”
他在信州住了一个多月，“历四旬，幸而调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进”。所以，朱熹应该是五月中旬才续从信州启程入都，估计五月四日王淮罢相的消息他也听说了，所以动力提升了。
王晓龙著《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
三、朝官
1.升朝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下旬，朱熹到达临安。六月七日，奏事延和殿，君臣往复之言见于《朱子语类》。
朱熹依旧向孝宗辞江西提刑任：“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孝宗回答他：“知卿刚正，只留卿在这里，待与清要差遣。”次日，朝廷果然除朱熹兵部司郎官，日下供职。但朱熹当时足痛不能履地，于是请求给假调理，“拟俟病愈，赴部供职”。
兵部虽然是尚书省六部之一，但因为宋代有枢密院掌军政，武官的选任又归吏部右选，所以兵部的职事其实很少，主要是关于民兵、厢军名籍，蕃官加恩事，还管理一些下属局所，是个比较清闲的部门。而且，这时候的兵部因为职事清简，所以其下四司（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由一个郎官总领，故朱熹当时名义上是兵部司的郎官，实际上是兼了四司郎官的职事，当时吏人给朱熹送来的是“四司郎官厅印记”。
李心传辑《道命录》
不过，朱熹的上级、辩论的手下败将、兵部侍郎林栗却不欢迎他，六月九日即上章劾朱熹欺慢。这样的话，兵部司郎官这个官，朱熹也不能做了，当即请在外宫观。
六月十一日，朝廷令朱熹依旧职名（直徽猷阁）、江西提刑，立即放行；次日朱熹离开临安。朱熹不可能接受这个任命，还在回家路上就辞免新任。他给宰相周必大写信说：
崎岖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数舍。深念此行若当前日奏对之时便蒙临遣，则受命引道，无所复辞。今既纷纭，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实深忧惧。谨以公状申省，因辄还家俟罪。
朱熹这里又说，如果六月七日奏对之后孝宗还派他去江西，他就去了。这其实是退一步而言，和他之前坚决不去江西的立场并不矛盾。
周必大像
朱熹离开临安的时候，朝廷还给了他一个优待：“令吏部将改官后不曾磨勘日月一并给还。”所谓磨勘转官，就是按照时间依次叙迁——四年一转、有出身人超资转。故淳熙十五年七月，朝廷将朱熹的寄禄官迁到朝奉郎，
在宣教郎之上四阶，虽只是正七品，却属于朝官（和在不在朝无关），也就进入了准高级文官序列了。
七月二十六日，朝廷接受了朱熹的辞呈，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九月朱熹也最终接受了寄禄官、职名的升迁。直宝文阁之所以高于直徽猷阁，是因为宝文阁藏宋仁宗御书、御集，而徽猷阁藏哲宗御集，阁之地位高下就取决于主人之先后次序。总之，一番纠葛之后，朱熹又成了祠禄官。十一月一日，他给孝宗所上封事的系衔就是：朝奉郎（寄禄官）、直宝文阁（帖职）、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差遣）。
他是一个赋闲在家的准高级文官。
今重修的嵩山崇福宫
2.光宗朝任知州
据说，朱熹的封事入禁中之后，孝宗已睡，仍“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次日（十一月十七日）除朱熹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李心传说，因为孝宗此时已决定内禅，“欲留以遗嗣君也”。
主管西太乙宫仍然是个祠禄官，但所不同的是，这是个在京宫观官、内祠，而朱熹此前担任的都是在外宫观、外祠。所以，主管西太乙宫可兼任另一个中央职事官——崇政殿说书。这是个经筵官，负责给皇帝讲课。庶官（普通官员）担任经筵官，就称为崇政殿说书；若是侍从官（宰执以外的高级文臣，大体四品以上），则称侍讲、侍读。因此，所谓的“留以遗嗣君”，是孝宗想让朱熹做光宗的老师。
朱熹照例请辞，加之“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
淳熙十六年正月，朱熹除秘阁修撰，依旧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最终也没有接受秘阁修撰的职名，五月依旧直宝文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