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述其平生曰：“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中学辍业，教授小学出身，到登上大学讲堂、名满天下的钱穆，有过一番不为人知的苦学经历。在他个人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然而其早年自述——《苦学的回忆》，却一直不为人所知。关于这篇自述何以产生，钱氏弟子赵九成在《我所了解的钱穆老师》一文回忆：“北大在沙滩时，附近出版了一个叫做《大学新闻》的小报，要出教授传记专刊，我曾亲自访问过他，请求他讲一讲他的历史。他说:‘我讲你记呢？还是我自己写出来交给你呢？’我说：‘你自己能写出来，当然更好。’结果他自己写出来，去红楼上课时交给我。我把稿件投到《大学新闻》，在报上发表了。这是他的传略第一次在报上披露。”
署名“道明”的小学教师阅读此文之后说，“其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热情与诚挚，一字一句都足以给我们不少警惕与指示。”
署名“云村”的读者指出：“他的讲演是很易听的，口音虽还有些南方气，然而层次分明，话语有顿挫，身子虽矮，而声音却洪亮，很能引起听者的注意力，所以选他课的人特别多，还要有许多偷听的人。他待人以诚，所以同学都很信仰他，都愿意和他接近。我们看着他发表出来的东西，虽然是以考据擅长的，然而他讲书的时候，却并不甚注重考据，有时还常常攻击考据学之无用，却似乎是很注意历史和人生的关系的。”
原编者按：钱穆先生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现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其著作有：《国学概论》、《论语要略》、《周公》（译）、《墨子》、《公孙龙惠施》、《王守仁》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在印刷中。钱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功，用不着我们介绍。这次承钱先生撰稿惠赐本刊，我们读后觉着文中的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热情与诚挚。钱先生的苦学生涯，真足令清寒的同学们得到很大的兴奋。
顷接大学新闻社通函征求关于私人读书经历及读书方法之自述，复蒙两次特派记者面促，爰志节略，用报雅意。
鄙人乃一苦学生出身，并无履历及资格可言。七岁始识字，在私塾三年余，四子书尚未卒业。后改入新式国民小学堂。不幸早孤失教督，十三岁考取府立中学。至十七岁，适辛亥革命，未得应毕业试验。十八岁起为乡村小学教师，自是余之教书生涯，乃与中华民国之纪元同开始。今年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亦即余从事教师生活之二十四年也。总计为小学教师者十年，为中学教师者又九年，今滥竽大学讲席者亦既五年矣。余以教书之余暇，从事读书，则亦迄今二十四年勿辍。
第一年初出任教，得年俸一百四十元，每周任课三十六小时，又兼课外管理，并有寄宿学生三四人，早夕同寝处。余每以午夜于枕上阅书，久之乃得失眠之症。第二年境遇较佳，课务自三十六小时减至二十四小时，然亦阅改国文课卷两班，算术课卷两班，各有百册，课外尚负监护之责。如是者又三年，而同事每推余为读书好学。因乡间虽有学校，却绝少见为人师者亦自读书也。
尚忆余致书一友人，略谓：“读书为学，必得四缘：一静地，二暇时，三拥多书，四得良师友，而其人天资在中上者，乃得有成。如余则姿禀在中下，而四缘者无其一，惟可谓有读书之志耳。其不能有成，固已自知之。”自后每遇人称余读书好学，则必以此数语对，闻者亦常嗟叹称是。久之忽悔悟，若余处境，尚不得谓无地、无时、无书、无友，亦不得谓无姿禀，所缺者，仍是立志之不坚。苟抱决心坚意，则时、地、师友、书籍、姿禀皆不足以阻我。如是为念，乃始发愤，自此以往，乃始为余正式从事读书之期也。是年为余之二十一岁。
余既决心读书，自念当同时并进者有两事：一为锻炼余之体魄，一为规整余之生活，否则虽有志决不成。自是晨起则有朝操，午后傍晚则有散步，临睡则有冷水浴与静坐。虽一瞬息，亦闭口为深呼吸。凡中西书籍，言及养生炼体之事，为余所可试者无不试。而日常生活，尤严立规程，起卧有定时，作息有恒规。不使有一晷刻之落空与失常。凡乡党、闾里、朋侪交游一切应酬来往，可省则省，可免则免。而赌博、弈棋、饮酒、吸烟种种平日之消遣，一概戒绝勿再为。学校上课及一切杂务为余之休息时。下课职尽以后，则为余之正式工作时。早晨读经籍诸子，如《易经》、《尚书》等较艰深者为精读，晚间治史籍，如《汉书》、《资治通鉴》等为泛览。下午课余读诗文集，如《十八家诗抄》、《经史百家杂抄》等为转换与发舒。其他不成整段之时间，乃至每日上厕苟有五分至十分之空隙，则浏览新书杂志及旧小说笔记等为博闻。
先后三四年，得读《五经》、《四书》、老、庄、荀、韩、墨、吕、淮南诸子；《左》、《国》、四史、《通鉴》诸史；《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十八家诗抄》以及韩、柳、欧阳、东坡、荆公诸集；《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及象山、阳明诸家。每读必从头至尾竟体读之。一书毕再及他书。有一读者，有再读者，有三四读者，并有三四读以上者。如此轮流读之，节衣缩食，皆以购书，毕心一力，皆以读书。今之稍知古今学术之门径与流别，胥于此数年树其基。
时松江朱君怀天，与余同事同学，上课以外，两人之生活如一人，卧同室，朝夕同卧起，一书轮流同读，散步则同行，相互为讨论。朱君年少于余，聪明过余，而体质不如。惜不永年，至今思之，深为悼怅。余为编其遗文，刊《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一册，今北平各图书馆中或有之。
此后余曾一度放弃余严格之读书生活，而从事于小学教育之种种实验与体察。终日与百余小学生相处，倍极以劳瘁，而晚间仍不免时时读书，结果积劳得脑病、咯血。休养逾一年，始复健，而余与小学教育界之关系亦从此脱离。此时余年已二十八，得为中学教师。生活与前大不同，己与我以读书之环境及其种种便利。然余则殊觉余读书之精神与努力，及其愉快兴奋之感觉，实较前远逊也。
余读书无师承，故亦不知所谓方法与门径。十三岁前在小学一次得奖书几种。内一册系蒋方震译日籍，今已忘书名。其中皆述欧洲有名学者以贫困未受学校教育而刻苦自修终于成功之故事。余受此书之影响最大，实时时盘旋余之脑际，而永远给余以深厚之鼓励。其次则为曾文正家训、家书，余最先发愤读书，全依曾书指示，如有恒、不间断、一书读毕再读他书之类。而余所读书本，亦全依曾书所教，如《文选》、《庄子》等，虽初读未尽深晓，然余终自首至终，默读不辍。
余初读书，惟知有湘乡曾氏与桐城姚氏。既读毕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抄》及《十八家诗抄》，拟开始遍读唐宋八大家集。曾读过韩、柳、欧阳、东坡诸家，次及王荆公。而余之兴趣乃一变，觉《荆公集》中余所爱好者，多为姚、曾所未选，余始于姚、曾抱不满。继是乃舍古文辞义法之研究而转寻学术思想。最先读陆、王，次及《近思录》、宋元明学案。遂从此旁及佛书，上推周秦经籍诸子。而当时尚不知有汉学考据。
嗣读《墨子》，大疑，觉其正文与小注皆有误。然余书皆石印劣本，疑不可恃，乃别购一浙局木刻本，而所误如故。因随读随记，名《读墨闇解》，志余疑焉。读未半，疑愈甚，窃意《墨子》书已垂二千载，岂有积误如此无人晓者，然在乡间无可咨询。偶翻商务《辞源》，有“墨子间诂”一条，大喜，乃急购《间诂》读之，始知凡余所疑，前人固已疑及，而其解则胜余多矣。然余亦颇有与前人暗合者。自此遂通汉学训诂校勘考据之曲折。而余始斐然有述作之意。
今幸得滥厕大学讲席，见来学者一入学即得师数十，得友数百。各学程均有门径与方法之指导，有极完备之图书馆供其参考阅览。自念往日独学冥行，真如在地狱中。然余以前读书苦处，每一回念，亦增乐趣。今大学诸君，时有彷徨烦闷，莫知适从之苦，而余往日则因见闻之孤陋，转得一意向往，绝无倦怠。今大学良师虽多，课程虽备，参考书虽富，而学者常苦汲汲，匆匆每不尽意，而无沉潜深细之乐。余往日则诗文只知有陶、杜、韩、欧，历史只知有《史》、《汉》、《通鉴》，思想只知有孔孟宋明，考据训诂只知有王、俞诸书，一字一行反复玩味。转若今大学诸君读书，易增其知识上之苦痛，而余往日读书，则时与以感情上之慰藉也。
余今日之处境较之以往，不啻霄壤，然奋励之志气，深细体玩，或转不如前。益知环境无往不足以有为，而青年期之精神与志趣，最为难得而可贵，余于学术绝无建树，不敢妄谈所谓个人之经验与方法者轻以教人。惟愿大学诸君，在此读书运动之风气中，各自奋励，先立纯洁之趋向赴之以坚忍之意志。无欲速，无近名。诸君今日已有一绝好之环境，又尚在青年最有希望之阶段，无论天资高下，要必有一种相当之成就，以造福于国家社会。鄙人于欣羡之余不禁继之以祷祝，而犹愿竭其余力以追随俱进也。
（《大学新闻》第3卷第9期，193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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