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长期以来都不吝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比如，很多非洲国家都曾向中国派驻留学生，其中还有为强化本国国防事业而来的
军校
留学生。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有三所军校接收来华留学的外国人，他们分别是国防大学、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其中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已经并入国防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
在这些军校中，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名声是最大的，被非洲留学生们称为中国的“西点军校”。不过，大多数非洲留学生在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求学之前，或许并不了解，这座历史悠久的军校其实成立于中华民族最为危险的关头。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国内的投降派也日渐猖獗起来，开始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就加大了广大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革命知识青年穿越封锁线投奔抗日军政大学的难度。
为了实现进步青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愿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在敌后创办抗大分校，就近为八路军、新四军培训军政干部，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进一步加强抗日力量，扩大、发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石家庄陆军军事指挥学院的前身——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1938年12月13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第二分校正式成立。成立之后，一分校前往山东，二分校则向华北挺进。二分校在敌后开办五年，共培养各级指挥员两万余名，后来，这所军校又演变为晋察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948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要求，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一部合并组建华北军政大学，地址在石家庄。后来，这所军校又改名为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1974年恢复军队院校时为北京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升级改建为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1979年改建成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1986年又改建为军事教育学院，1992年9月改建为陆军参谋学院，1999年7月改建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作为一所主要担负北方四战区摩托化部队、装甲机械化部队、人武系统中级指挥军官、陆军战役参谋、合成部队作训参谋、全军部队管理干部、军校教育管理干部、教育技术干部、院校军事教员和军事学硕士博士、军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多层次培训任务的军事院校，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累计为全军输送了15万名军政指挥人员和250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300多名毕业学员晋升为将军，叶剑英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萧克上将、孙毅中将等多位开国元勋，都曾在这所学校任职，为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为解放军培养大量军事干部，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还为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将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留学的非洲学员，一般都是到中国正儿八经学几年的“生长型”，不是那种访问交流性质的“学者型”。“生长型”学员是从基础理论、单兵技战术、班排进攻战术、步坦协同等学起，他们身着解放军军装，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连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军事文化都要学。
他们是正式入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学员，有学籍、有组织、有编制、有供给，在生活制度等方面都和其他的中国军队学员是一模一样的。
有“学籍”，指的是他们通常是其所在国通过正式外交渠道，申请到中国军校来学习的，有正式的入学考试，并登记在册，经所在国承认，并且中国方面按照名册正式认定的学员。
“有组织”指的是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班排形式编组，10人编成一个班，三个班编成一个排；有的军校是按照同一个国家的外籍学员编成一个班，或编成一个排；也有的军校，是把国别打乱，多个国家的不同人员编在一个班，或者编成一个排。
但不论如何，都是把个体学员编在一个组织之内，没有无组织的个人，也没有无个人的组织。
有“编制”，指的是前来学习的外籍军校学员，都被编制在某个学员队或学员大队或者学员旅里面，这个学员队是有编制的正规营级或者团级单位。
“有供给”指的是来学习的外籍学员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以及军服标志，吃着和解放军军校学员相同的食物，与其他中国军校学员享受着基本相同的生活待遇。
当然，面对来自非洲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非洲学员，学院感到“压力山大”。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学院根据军官级别开设了4个专业，每个专业再开法语、西语、俄语和英语4个小班，也有满足多语种的教学手段。由于尊重每个学员的民族文化，学院也得到各国军人的认可和尊重。来自非洲的一位少校便曾说：
“中国军校的课程很贴心，几乎照顾到了每个人。”
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大厅里，有一面墙上面写满了不同字体的“和”字，这体现了中国军队战争理念，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军事交流的目的，就是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强大。先进的理念配上先进的武器，才能威慑对手，实现战略和平。交流中心外训课程主要采用“理论为主、实践为辅”的教学方式。为了让学员理解理论知识，学院会让这些非洲学员们接触先进的军舰和战机。
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1964年，35岁的查·萨姆·努乔马来到中国求学，他是“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党”
（英文缩写为“SWAPO”，简称：西南非民组党）
的主席，此刻的使命正是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但是
，尽管当时
大半个非洲都已摆脱宗主国控制、赢得独立，纳米比亚却仍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邻国——南非。
南非自1931年正式脱离英国、成为主权国家以来，在各项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推行的“白人至上主义”政策和某些对外举措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不少挑战。
纳米比亚近代曾为“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后被英国占领，并一度被并入英属南非。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之下，英国获得了对德属西南非洲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权被限定为“国际联盟授权管理”，规定了未来将政权移交给当地人民的期限——199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解体，联合国取代其地位，并要求将“授权管理”改为“国际托管”，但未得到南非的积极响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米比亚的独立运动逐渐兴起。然而，面对南非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复杂的政治环境，
努乔马等新生代革命者
的道路充满艰辛。为了寻求国际支持，努乔马曾前往西方，也曾访问埃及、苏丹等非洲独立运动的“老前辈”，并希望借由他们的介绍，与莫斯科建立联系。但努乔马最终得到的支持，远不足以与强大的南非国防军对抗。
最终，努乔马选择奔赴中国，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进行学习。
这段留学经历虽仅有数月，却对努乔马产生了深远影响。
怀揣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努乔马回到非洲之后，迅速领导“西南非洲解放军”
（SWALA）
展开了游击战争。
面对这样的战术，南非国防军起初并不适应，但作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南非国防军迅速于1968年5月组建起代号“猎人小组”的特种部队，深入丛林包围“西南非洲解放军”。
兵力和装备的巨大差距，令努乔马领导的“西南非洲解放军”一度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很多场战斗中甚至出现“西南非洲解放军”损失惨重而南非国防军“零伤亡”的情况。不过，深入学习过《论持久战》的努乔马决定改变战术，采用“地雷战”这种“非接触”的方式来削弱对手。
借助着现代化的反坦克地雷和“宽剑”型定向反步兵地雷，“西南非洲解放军”不仅扭转了战局，甚至将南非一度逼成世界范围内装甲车反地雷领域的领跑者。
与此同时，1978年，非洲的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关系原本不错。1967年6月，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国还组建了东非共同市场
（East African Community）
。然而，1971年，乌干达领导人伊迪·阿明发动政变上台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1978年，国际咖啡价格骤降，乌干达经济遭受重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10月30日，阿明对坦桑尼亚宣战。
虽然坦桑尼亚在国土面积和人口上均强于乌干达，但两国的军力差距悬殊。
早在乌干达独立之前，英国在当地组织的“王家陆军非洲步兵团”便是参与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精锐之师。进入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还凭借着“反美反英”的姿态，通过邻国利比亚获得了大量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
而坦桑尼亚虽然在1961年便获得独立，但其国防极度依赖英国，哪怕在独立后，坦军司令官和各级军官都仍由英国人担任，这种局面也最终导致1964年的武装政变。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这场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坦桑尼亚的国家领导人显然已经无法再相信这支军队。为此，尼雷尔解散了坦桑尼亚国防局，重新建立起一支以“坦桑尼亚青年联盟”
（TANU Youth Leaque，简称“坦盟青年团”）
成员为核心的人民国防军。
从长远角度来看，尼雷尔选择的路线并没有问题，只可惜，此时这支
人
民国防军刚刚建立，尚未做好实战准备，面对滚滚而来的乌干达军队，没有经历实战洗礼的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很快败下阵来，丢失了两国之间存在历史争议的卡盖拉地区。
然而，随着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南方旅”的抵达，战局发生了逆转。
在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南方旅”中，恰好有部分军官毕业于中国石家庄陆军学院。
他们在战场上果断采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看家本事——
“敌后穿插”战术，突袭了乌干达军队的后勤据点穆图库拉，并迅速攻占乌干达的南部重镇马萨卡。
坦桑尼亚人
还在当地组织起那些对阿明血腥统治心怀不满的乌干达本地部族，建立起名为“乌干达全国解放军”
（UNLA）
的武装联盟，并开始向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进军。
面对这种情况，阿明不得不向盟友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求援。卡扎菲当即派出一支拥有全套苏联机械化装备的精锐部队南下助战，甚至还拿出苏联援助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提供空中支援。
利比亚军队的突然参战，一度打了坦桑尼亚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便发现了卡扎菲部队的弱点，并发动反击。1979年3月11日至12日，坦桑尼亚第208旅配合第201旅兵分两路，从南面和西北面同时
攻击
利比亚军队，并很快大获全胜。
之后，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一路向西，进逼坎帕拉，途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而驻扎在恩德培的利比亚军队也苦陷于坦军的重围中。卡扎菲不甘心失败，还于4月1日派遣了一架战略轰炸机试图对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展开轰炸，却没有一枚炸弹命中目标，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坦桑尼亚部分人民国防军军官从中国学习来的战术
（中国军人在朝鲜战场经历多次地毯式轰炸后，已摸索出一套有效对抗空中打击的办法）
。
而与利比亚空军相比，坦桑尼亚空军连续多天出动歼-6和歼-7型喷气式战斗机，用号称“空中拼刺刀”的火箭弹抵近射击，将困守在坎帕拉、金贾、托罗罗等战略城市中的乌干达和利比亚军队的装甲目标消灭干净。至此，乌干达军队再无斗志，纷纷脱下军服混进难民队伍逃亡境外。
3月27日，已成孤家寡人的阿明仓皇逃离坎帕拉，直奔乌干达第二大城市金贾。4月10日，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和“乌干达全国解放军”攻占坎帕拉，至此，乌坦战争事实上以坦桑尼亚的彻底胜利告终。
参考资料
1、《石家庄陆军学院学报》：石家庄陆军学院出版，第1999年1期
2、《军事学院在南京》：钟德东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11月
3、《坚定不移:萨姆·努乔马自传》：【纳米比亚】萨姆·努乔马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4、《列国志：坦桑尼亚》：襄善勤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
5、《乌干达暴君阿明的覆灭》襄善勤 著，环球杂志，1980年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