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出生时，做过三年的“留守儿童”。
由于那时我的父母，还是两个像我现在这样的“二十岁愣头青”，刚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的他们，别说买房买车，就连我的奶粉钱都难以支撑。
“当时很想把你塞回肚子里”，是老母亲发自肺腑的声音。
于是，我被送到了乡下，和阿公阿婆住在一起。直到 3 岁会跑会跳会讲话了，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进城里的幼儿园读书。
我真心喜欢田园生活，因为那里的屋子从来不上锁，人们也很热情。
村里的老头扛着锄头路过我家的大门时，阿公总会在屋里大声地向他们打招呼：“待会儿来一起吃饭啊！”
他们会停一停，但一般都不走进屋来，回一句“不啦不啦，我去收几波葱”就慢慢踱远了。
外界对乡村里发生的这一切，都评价为“淳朴”、“热情”和“好客”。
所以回城里读书后的每一年，我还是会把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乡下，和阿公阿婆住上一个多月，远离城里的喧嚣。
老家的屋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专门用来看大门。
狼狗的毛黑得发青，所以阿公给它起的名字叫“青青”。她很强壮，能驮着瘦小的我在香蕉林里乱窜。
隔壁家有个小孩，叫阿桶，总会牵着他的狗，在我身后屁颠屁颠地跑。
这个阿桶，便是我在村里最好的玩伴。他那条狗，叫“来福”，跟“青青”同一个月出生。
村里人说，狗的寿命很短，老去的速度是人的七倍。我每回城里读一年书，“青青”和“来福”就悄悄“老”去了七年。
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当我十岁，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回老家过年时，它们已经是两条“七十多岁”的老狗了。我眼看着它们，从神采奕奕，变成后来的无精打采。
“青青”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驮着我乱跑了，“来福”也只能终日待在阿桶的家门前颓废地睡觉。我和阿桶都很难过，因为我们各自的“看门狗”好像都快要死了。
那次寒假结束后，我回到城里没多久，爸爸就接到了阿公的电话。电话里，他邀请我们周末回趟老家，喝“大补汤”。
我不知道“大补汤”究竟是个怎样的好东西，但我看得出，我的父亲还有叔叔们都非常兴奋，似乎发现了些什么了不得的宝藏。
就连母亲，也在言语中表示出那个所谓的“大补汤”很好喝，很有用，好像还能让父亲变“强”。
驱车两个多小时，我又回到了深山里的老家。
阿公到院子的大门前迎我们，这时的每个人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大补汤”了，竟能让家族里的男丁前所未有地团结。
下车时，我往阿桶家的方向瞄了一眼，他的那条老狗正在门前懒洋洋地睡觉。
踏进家门，饭厅已经万事俱备了，阿婆高兴地张罗着大家“赶紧坐下赶紧坐下，马上有得吃！”
满屋子弥漫着的药材味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叔叔把头凑过来跟我说，“待会儿你只能喝别的汤，小孩子就不要吃什么大补汤了。”
他说完后，大家哈哈大笑，“对！小孩子不用吃！”
没一会儿，一口大锅被扛了出来，我伸脑袋过去瞧，黑乎乎的，既呛鼻子又熏眼睛。
阿公一宣布“开饭”，家族里所有的男性，都像饿狼一样端着碗往大锅那儿冲，生怕自己没有夺得“宝藏”，爸爸也给我“抢”了一碗，汤里还有一大块带肉的骨头。
药材虽然很呛鼻，但汤水入嘴之后还是好吃的。我像平时一样，将贴着骨头的肉啃干净后，把骨头放到地板上，大声喊了句“青青！来吃饭啦！有大骨头！”
不见有反应，我又大喊了一声，“青青！？去哪儿了？”
大人们本来的叽叽喳喳声，顿时没有了。我和堂弟面面相觑，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我扔下碗，跑去扯着阿公的衣摆，“阿公阿公！我的狗呢？”
他支支吾吾，最后指了指我座位上的那只碗，“喏，你碗里的就是！”
我不争气地鬼哭狼嚎起来，接着堂弟和堂妹也加入我的行列。我们的哭声，彻底毁掉了这场“大补汤”聚会原本欢快的气氛。
阿公不耐烦地抛下一句“反正都快死了”，就招呼着大家继续吃了。
我一直以为大家把这条看门狗当作“家人”，到那天才看清，它终究还是被定义为“畜生”，只是家里的一件“物品”。
生前用作“看门”，死后杀掉“炖汤”，这样，才能被称之为“物尽其用”。
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讨厌“乡村”这两个字。
那年的暑假，我再次回老家“度假”。
有天路过阿桶家时，屋里飘出一股似曾相识的药材味，阿桶坐在沙发上大哭大闹，其他大人盯着他，一边大笑一边啃着手里的大骨头。
阿桶的爷爷坐在门边，一脸严肃地教育起阿桶来，“哭什么哭！别说是狗，耕田的牛我们也吃！他们老了就没用了，最后一点用处就是被我们吃掉！”
他的两个儿子们大口地吃着肉，拼命地点头，似乎这是一句精辟的道理和世代相传的习俗。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来福”，想必他们手中的肉，就是那条“没用了的”看门狗吧。
最终，它还是和“青青”一样，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那次暑假之后，除了过年那几天，我很少再回到乡下。
再后来，随着阿公阿婆进城住院，原本热闹的老屋渐渐冷清了下来。
又过了许多年，阿公阿婆在同一年里相继去世，我们全家人因为一些家事纷争，才又回了一趟老家。
这时的阿桶家，已经建起了两栋三层半的水泥楼房，一栋是阿桶的老爸建的，一栋是他的二叔建的。房子用红砖砌成，外面没有贴瓷砖。
特别的是，两栋水泥楼之间，夹着一间面积不足5平米的泥砖屋。我觉得好奇，下车后跑去那个小屋张望。
屋子没有窗，只有一个木门，里面放着一张“鬼戏床”和一张木椅子；床上整齐地叠着几件深色的衣服，木椅子旁是一个手把生锈了的热水壶。
我探着脑袋想走进去，床上的被褥动了一下，坐起来一个人，是阿桶的爷爷。
吓我一大跳，这样的房子竟然有人住。
吃饭时我问大姑妈：
-“阿桶家赚大钱了吗？都盖楼了。”
-“是啊，听说他们这几年卖香蕉，赚了不少。”
-“两个儿子都盖了楼，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爸爸住进家里？”
-“唉，他们两兄弟，觉得老头快要死了，谁都不愿意照顾，嫌他老了，会拖后腿... ...”
-“报应。”
-“你一小孩子懂什么，别人的家事，不要管太多啦。”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回荡的，是许多年前，身体尚还健硕的阿桶爷爷，坐在门边，挺直着腰板教育后辈们的那一句：
“他们老了就没用了，最后一点用处就是被我们吃掉。”
他万万没想到，大家吃完狗肉和耕牛后，把他也“吃”了。
这篇文章，是我积累在心里很久的一些对小时候乡村生活的观察，不一定理性，也不一定正确。仅在此分享，你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
说到乡村，我总会想到人们对乡村的逃离和抵触。
11年时，陈可辛有部电影叫《武侠》。
在里面，金城武问甄子丹，“你离家十年，不想家吗？”
他的回答，让我觉得场面似曾相识。
“我有过一匹马，但被我爹杀了。他见我跟马儿的感情很好，就把它杀了，然后给我吃。吃的时候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如果你连最心爱的马儿都可以吃掉，这世上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
最后，他补了一句，“这样的家，你想回吗？”
这么多进城务工，熬了大半辈子也还是不想回去的人们，和这样的桥段有联系吗？
作者｜老汤姆，WhatYouNeed签约作者。自称是一个来自大陆南端的官腔记者，喜欢画画和写毛笔。本名曾拓宇，开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是儿时的梦想，现在“实现”了一半，欢迎关注微信 ——“拓宇大公司”。微博：@毒舌Old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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