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庆：如果拥有能赋予你无上力量的魔戒，你会用它做什么？

文 | 成庆

前不久在季风书园的“生与死的智慧”课堂上，正当我谈起人在临终时应如何面对死亡，不经意间，脑海中突然浮现出Rhodes教授的面容，想起两年前他写给我的那封告别信。那一天是2014年11月6号，信的内容很简单，也很平静：

医生告知我只余留3—9个月的时间，因此我写信与你告别，感谢你的友情，以及在中国时你为我作的非常美好的陪伴。

读完这封信，坐在电脑前，我忍不住地泪如雨下，内心里却也不知为何如此悲伤。论交往，与Rhodes教授朝夕相处前后不过一月时间而已，其余多是依靠电子邮件交流。但这位美国教授，对我带来了生命的极大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

我回信表达了对他昔日提携的感激之情，以及对他病情的关切，Rhodes教授则回了我一句最后的嘱托：“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很高兴能帮到你。“

两个月后，我在网络上看到Rhodes教授病逝的讣告。我并不知道，托人带给他的那串佛珠，他最终是否收到，那是我除了为他祈福之外，还想特意从东方宗教的角度对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 Rhodes教授赠书

我和Rhodes教授的相识，是在一堂关于沃格林（Eric voegelin)政治哲学的课堂上。2006年，国内的政治思想领域，列奥.斯特劳斯的影响还如日中天，同样在美国政治哲学界享有一席之地的沃格林，则较少有人介绍。Rhodes教授早年在圣母大学攻读博士时，因指导教授Gerhart Niemeyer的因缘而亲炙沃格林，后来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有机会前往斯坦福的胡佛中心访问，与沃格林相过从，结下较深的私淑师生之谊。正是有这样的因缘，曾在马凯大学读硕士的刘擎教授，出面邀请Rhodes教授前来华东师大开设一个短期的沃格林思想的课程。

▲ 沃格林和他的学生

而我当时，正面临着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抉择：对于一个从工科半路转到文科的年轻人而言，我曾经认为，学院生活本应充满着追求真理的气氛，对一己之内心有理性的反省，对于学生的智性成长，还能有毫不保留的关爱与引导。但是现实却是围绕如何撰写符合主流标准的学术论文而展开的，要么认为借助理性知识的累积便足以解决人类真理的问题，要么根本放弃了对于真理与灵魂问题的追问，乃至对于许多人而言，真理早就成为一个过时的词汇，甚至还会引来嘲讽：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幻想着要追求前现代才热衷讨论的真理问题？可是，真理议题哪里又分什么前现代和现代呢？

在第一堂课上，Rhodes教授提了一个颇让我意外的假设性问题：如果你拥有了一枚能让你拥有无上力量的魔戒，你会用它做什么？说意外，是因为在我接触的学院教育里，这一类直接针对一己的道德、灵魂的问题，似乎很少遇到，更多的都是一些与生命经验脱节的概念，以及宏大且抽象的理论表达。似乎那些道德议题不过是检视他人的工具而已，全然失去了对自我的审视。更将所谓的精神议题，化约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抽象理论，而不去探究那背后所蕴含的未知领域。

同学们开始话说纷纭，一位同学回答说，如果有这样的魔戒，他一定要征服世界云云。毫无忌惮的权力施展欲让我的内心激起一丝不安，Rhode教授转过来问我，你怎么看？记得当时的我，给出的答案其实有些模糊：我不敢确定如果真的得到这枚魔戒，我会怎么做，一方面因为内心的道德良知会阻碍我去行恶，但是同样不确定的是，那道良知的阀门能否有力量封锁内心的种种欲望？

下课后，陪他去共进晚餐，在路上，他突然略显严肃地对我说，“我对你的答案很满意。”那一刻的我，其实略微觉得有些诧异，我的答案平淡无奇，况且，这只不过是一次课堂上的头脑风暴而已，Rhodes教授的褒奖如果不是客套的话，多少也是言过其辞的。

那次课之后，每次陪他散步吃饭，我都不失时机地将心中的问题抛出，依稀记得当时的我，对于他的许多答案常有共鸣，比如Rhodes教授对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说法是不赞同的；更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的言语中不断提到“灵魂”，这个词汇几乎早就消失在我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就算出现，也多是作为负面的角色。因为在现代学术看来，这样的词汇太过玄奥和主观，早已不是现代学术所探索的主题，而这恰恰是我内心里渴求探索的领域。

这次的相遇，让我对沃格林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兴趣，一方面，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虽然精彩，但是他对于“灵魂”问题显然缺乏深入探究，他的主题仍聚焦在“美好的政治生活”；而从沃格林那里，我看到了更多对于“灵魂”的探索，这也是他们二位作为政治思想家非常不同的地方。正是如此，次年当Rhodes教授受邀去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时，他写信希望我能参加，而我也因此有了和他进一步相处的机会。

事实上，我不算是一位合格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习者，因为我多少对于沃格林对于柏拉图的细致分析有些缺乏耐心。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来自于美国学术界的学者，他到底如何突破现有主流学术的价值趣味，而回到柏拉图时代的核心议题：如何探索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成为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爱智者”？

正如他在课程中如此谈到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并没有如它在大部分西方大学里被相信和讲授的那样，提供这样一个理论。正确的哲学根本不是一系列的实证、定义和戒律，正确的哲学是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下正义需要什么，更像是无论我们在地球的什么方位，指北针总指向北一样。“灵魂中的”某个东西“，这也正是沃格林思想中的某种“神秘主义”的部分，也是Rhodes教授相信与追求的目标。

在沃格林看来，千百年来的西方哲学几乎都是各种教条化的（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真理宣称者的相互斗争。这涉及到如何解释柏拉图在其书信中的“沉默”，因为在被称作“第七封信”里，柏拉图有这样一番令人诧异的表白：

对那些宣称自己知道什么是我严肃对待的主题的所有写作者——不管他们是我的还是其他老师的听众，抑或基于他们自己的发现——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宣告，至少依我的判断，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主题。我的任何写作中从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处理这一主题的文本。因为它完全无法像其他学问那样可以言说，而是作为与其自身不断同在与共生的一种结果突然在灵魂中出现，犹如迸发的火花一样善良，而后它自我保有着自身。

这一段自白简直就如同《金刚经》的翻版，当佛陀为弟子们开示了种种道理之后，佛陀突然说道：“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陀直言，如果有人认为佛陀有真实地说法，就是诽谤佛法，而不能真实了解佛陀说法的真实内涵。柏拉图的这句话，也几乎全部否定了那些以柏拉图对话录去探索其思想的努力，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因为那根本无法言说，而是突然显现在灵魂中的“体验”。如果这番自白是准确的，那后世哲学家们所研究的，又是哪一个柏拉图呢？

除开课堂上的密集授课，通常让我最为受益的，常常是课后与Rhodes教授的闲谈。与他越发熟悉，他待我也如同自己学生一样，不仅常常会纠正我的许多英语表达，而且还非常细致地讲解他是如何研究柏拉图的，要读哪些对话录的版本比较合适等等。我不过是柏拉图研究的业余票友，对其中奥妙常难领会，但是他的讲解也无疑让我以最快的速度管中窥豹，能够约略了解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一些门径。

时不时，他也会告诉我许多学界八卦，尤其是关于沃格林与列奥.斯特劳斯的故事。我如今仍然清晰记得其中几则：例如他读博士时经常去拜访沃格林，他本人是一个钓鱼迷，有一次钓鱼之后，便想将鱼送给沃格林享用。在沃格林的家里，平常处理日常事务的通通都是他的夫人，他自己则完全沉醉在学术研究之中，除开和同事、学生讨论学术之外，几乎如隐士般不理世事，如同住在温州路的殷海光，全靠殷夫人夏君璐打理一切杂事。不过这一天，开门的却刚好是沃格林本人，他盯着Rhodes教授手中的鱼，看上去非常诧异，甚至有一丝愤怒。大概他认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如此“玩物丧志”吧。恰在此时，沃格林夫人过来接下那条可怜的鱼，Rhodes教授才有了台阶可下。

沃格林的不苟言笑和严肃，Rhodes教授当然是深有体会的。他也常说，这也是他与沃格林最大的差异。前者博学广闻，除了阅读和写作，几乎不关心任何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娱乐，如同苦行僧一般；而Rhodes教授则非常重视家庭的陪伴，经常和我他的家庭趣事，他与我一样，也对古典音乐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常常在家与夫人琴瑟合奏，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会。有一次还和我谈起JOSHUA BELL的小提琴演奏风格，并且特地给我推荐过去并不注意的Vaughan Williams的作品。正是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地方，他又给我展现出一位非常古典、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否和他所热爱的导师Gerhart Niemeyer——一位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或是他本人的德裔家族传统基因起了作用，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他曾对我讲(如果印象无误的话），他本科在圣母大学（Notre Dame)读化工专业，因为无意间听到Gerhart Niemeyer的政治哲学课，而对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毕业时，FBI招募了他，但是他却非常想去继续读政治哲学的博士，于是他问未婚妻：你愿意嫁给一位哲学家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于是才有机会展开了一场奇妙的爱智之旅。他的父母无法理解，他为何放弃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去读如此“莫名其妙”的专业。我想，如果不是对灵魂意义问题有真实的渴望，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 Gerhart Niemeyer

我陪着他去北京各个名胜游览，长城、天安门、十三陵、天坛。但他的游玩绝对不是所谓的放松，而是会把所见所闻化为他的哲学思考和政治判断。比如，他对某些著名景点明确表达拒绝的态度，因为他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灵魂被高度异化的象征物；而在天坛，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了东方文化中某种追求超越的冲动。显然，他把中国文化中的”祭天“与西方文化中的超越性连接了起来。但是他大概没有认知到，天人关系虽然是中国古代精神传统的重要一环，但是因为随着佛教观念的进入，”天“的地位其实逐渐是被淡化的，因为佛教的宇宙观远远超越了”天人关系“的范畴，而转化为”道“、”觉悟“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空间意像方面，这种往上伸展的努力是相当不明显的。

他也是位非常幽默的老人。有一次我们游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他偷偷地拍拍我，指着身边的一位外国人说，他应该是德国人，我”闻“得出来。我诧异的回答，您怎么知道？他于是很得意地跑过去，用流利的德语和那位外国人聊天。我最终也不知道那位游客到底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但是他的那种天真幽默，让未老先衰的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丝”汗颜“。

Rhodes教授面对当时中国学界中的列奥.斯特劳斯热潮，多少是有一些疑惑的，这并不是因为同行相轻，恰恰相反，他反复对我说，他非常尊重列奥.斯特劳斯学派在经典文献解读方面的贡献，也认为他们在很多柏拉图的解读方面有相当的洞见。他曾经在读博士期间，去芝加哥大学旁听过列奥.斯特劳斯的课程，所以也与列奥.斯特劳斯的许多学生熟悉。但是在他看来，列奥.斯特劳斯否定了神和道德真理的存在，意味着他最终是一位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而这是他对列奥.斯特劳斯的学说最为反对的地方。也正是从这点出发，他对所谓“隐微写作”和“高贵的谎言”的看法，都坚定地站在沃格林的这一边，即柏拉图是“显白写作”，没有任何真理被隐藏起来，甚至需要隐藏。

他曾无意间提起发生在与列奥.斯特劳斯之间的故事，也多少可以反映出那位著名哲学家的性格特点。当时Rhodes教授还是博士生，因为腰椎受伤，所以需要一个靠垫来减缓疼痛，有一次在上课的电梯里，列奥.斯特劳斯也在里面，看到他手中拿着的靠垫，露出一种“鄙夷”的神情，大概在他看来，这位”贪图享受“的Rhodes教授，就是斯派学者布鲁姆在《闭塞的美国心灵》中所批评的那些堕落的美国年轻人吧。

结束在北京的课程，Rhodes教授提出想去西安游览，但是又有点担心无人陪伴导游，我于是提出可以陪同他前往。在西安，我们一起参观了钟鼓楼、兵马俑坑、碑林和古城墙，以及靠近鼓楼的大清真寺。在那里，我们还恰好赶上下午的礼拜。这座有着中式园林风格的清真寺，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当时的我，对此所知甚少，也无法回答Rhodes教授的问题。

在西安的旅行是非常愉悦的，Rhodes教授常常幽默地拿出一叠人民币说，这是北大给他的授课费，所以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全由他来买单！他非常热爱中国美食，尤其是水饺，我们还因此苦候一小时，只为吃上一顿地道的西安水饺。我仍然记得，在古城墙上散步时，他问我，如果你选择一个城市来教书，你会选择哪里？当时的我，第一次来到西安，那次的旅行也让我感觉非常兴奋，毕竟古长安的古风古韵，有其特别的魅力，而这座城市，显然也洋溢着闲适的气氛。我回答道，西安会是我的优先选择。他也很高兴地回答，西安也会是他的首选。

▲ 在西安清真寺

在这么密集的相伴旅行中，我常常忘记Rhodes教授是一个美国人，在这之前以及之后的时光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所接触的外国人都与他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的思维和兴趣都如此的同调，除开他谈论起某些柏拉图文本的细节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哲学对话都异常地顺利，甚至有一种非常令人不解的默契，如果用佛教的表达，或许，我与这位美国教授有一些宿世的缘分吧。

西安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玄奘大师曾经驻锡译经的大慈恩寺。当时的我，虽然偶尔看点佛书，但完全无法领悟佛典的奥妙。因此我的导游也是盲目的，但仍能清晰记得进入大慈恩寺里遇到的那些香客与僧人，参观了一个殿堂里展示的六道轮回图，然后我们走到一个佛教常识的展示橱窗前，突然他停下了脚步，请我翻译一下里面的内容，我看到那一条恰好是，“佛陀并不是神灵，而是一个求道之人”。当我把这句话翻译给Rhodes教授时，他突然变得有些激动，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对的！这个说法非常好！”我并不清楚他为何如此激动，他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吗？佛教的这个说法显然和他的信仰并不合拍，为何他有如此的共鸣？今天回想，大概这样的说法非常符合他心目中的“爱智者”的形象吧。

行文至此，我突然感觉有些吃惊。为何过了十年，我还能对这些细节记忆犹新。甚至当时Rhodes教授与我交谈的周遭环境，都能够一幕幕地还原出来，有如身临其境。

我们在西安挥手告别，他回到北京，然后再返回美国，而我直接回上海。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本来Rhodes教授曾有计划再度来中国讲学，但是他的背部隐疾导致他无法忍受长途的旅行。而我在美国的那一年时光，也因耗费大量的金钱在各种古典音乐会上，从而没有多余的旅费前往密沃基探望Rhodes教授，可谓终生的遗憾。

第二年，经Rhodes教授的推荐，我前往Boston College访学，那里是列奥.斯特劳斯弟子的大本营，但我听过几周课之后，便直觉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哲学，遂另寻他路，一边跟随林同奇先生阅读史华慈的思想史著作，一方面也利用波士顿的安宁时光，开始阅读过去完全无法理解的佛典，并且开始尝试进行禅修，寻求我心目中的“哲学体验”。

在访学美国的过程中，我与Rhodes教授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书信来往，表达我对斯派风格的异议，他在回信中承认列奥.斯特劳斯学派过多注重所谓柏拉图的“诡计”（高贵的谎言），从而误导了柏拉图的原义，并且还颇”极端“地说，在美国，其实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学到真正的哲学。但是，他仍然劝导我，要学会”假装“接受这样一种主流的观念，以保证可以向这些学者学到他们的长处。可是，我的性格让我很快厌倦这样的伪装，从而也逐渐远离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学习，转而回到我自己的本行——中国思想史的领域，而佛学则是我转向的重点。

回国后，我忙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和Rhodes教授的通信仍然没有停止，他也非常关切我的学业和教职的进展，因为我的兴趣转移，我们关于哲学的对话则逐渐变少，我也曾经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会系统向他报告一下我对佛教的理解，可是，这个因缘却一直没有成熟。

Rhodes教授去世之后，我读到一位曾在马凯大学读书的LEE TREPANIER教授的纪念文章。在文中，他提到Rhodes教授葬礼上的来宾有很多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职业各色各样，却没有一位在大学里任教。这足以说明，Rhodes教授在面对他的学生时，不是想着去培养一个个体制内的学者，而是单纯地将他们看作是一个追求灵魂美好的年轻人，于是尽力地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甚至毫不吝惜自己的研究时间。

在Rhodes教授写给他的心灵导师——Gerhart Niemeyer的悼文中，他写道：

我很快意识到，我想要如他那样去度过我的一生。他对如此多的主题所作的清晰梳理令人震惊。他呵护着我的精神成长道路，让我能在信仰与理解之间能够保持平衡，也总是能在我的生命困境时让我稳定，对我的各种愿望也有求必应，而他从来不去炫耀这些，关于这些，我根本无法奢望能与之比肩。他在聆听真理方面总是展现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对学生总是怀抱着慷慨的关爱，对于自己知识缺失的状况也总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谦逊，以及在如此奇妙的探询真理的志业之中，对那些无远弗届的未知之物所持有的毫不教条的开放性...... 尽管Gerhart Niemeyer对我有如此多的影响，但我仍然惮于为他写下纪念文章，因为我担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配得上他为我所作的一切。

而在写这篇久违的追忆文时，我其实也怀抱着与Rhodes教授当年同样的的心情。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国内，还有多少人了解，或者是听说过Rhodes教授。他与中国的因缘不算深，不过短短两年而已，而我算是在这短短两年时间里有幸与他交往较深的年轻人之一。他的著作，除了在北大的讲稿——《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以及斯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阐释》已经出版之外，他的代表作Eros，Wisdom，And Silence——Plato’s Erotic Dialogues(《爱欲、智慧与沉默——柏拉图的爱欲对话》)仍没有中译本，大家也无从深入了解他对柏拉图的独到解读。

记得在北大讲课时，当他反复提到那不可言说的”真理“时，有一位旁听的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突然提问，“您的说法好像中国的禅宗！”当时在一旁聆听的我，心中微微一惊，这两者，能有什么关系吗？今天回想，我多少能在这两种伟大文明之间，寻找到某些相通的线索。

与Rhodes教授的最后一别，已有十年的光阴。离开美国之后，我很少想要再回到那里。但当听到Rhodes教授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的心中则一直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如果我有机会再回到美国，我想去Rhodes教授的墓前，为他诵一遍《金刚经》。那是我，一位曾经受其精神引导恩泽的学生，能够做的唯一事情。

本文原标题《柏拉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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