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个穷孩子的“富爸爸”

在介绍他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简历：

美国常春藤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硕士，

华尔街投行银行副总裁，

瑞士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

法国银行副总裁

这样一个妥妥的学霸，精英，

他的一辈子肯定是，

吃喝不愁，生活无忧。

可如今的他，却沾上艾滋病，

“沦落”到只能生活在中国的贫困乡村，

究竟，他的人生是怎么了？！

他，就是 杜聪

杜聪生于香港， 14岁随父母到美国。

刚到美国时，他受尽了各种歧视，

可争气的他却一路开挂，

学习成绩碾压所有人，

用闪闪发光的学历证明了自己，

本科毕业于：

美国常春藤八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

硕士毕业于：

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

在年仅27岁那年，他就成为了，

瑞士某银行驻香港的联席董事，

29岁已荣膺法国投资银行副总裁。

在事业上得到是李兆基和克林顿，

这样上层人物的支持，

他的大头照片更是被挂在法国，

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

他是功成名就的金融俊秀，

也是别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90年代年薪就已高达百万美金，

每天游走于精英聚集的上流社会，

过着养尊处优，精致体面的生活，

可以和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

也可以和林青霞一起去听昆曲

那时他的理想就是，

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而这对他而言不是神话，就近在咫尺。

然而在1996年，

他却突然做了一个选择，

而也正是这个选择，

让他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也让他这金融巨子变得一无所有……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那时他经常被派到中国做调研，

在和内地的不断接触中，有一次，

他在河南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河南农村他曾走访过几个村子，

发现那里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

提起艾滋病，即使是现在，

那也是等同于绝症的代名词啊，

更何况那时！

可这些中国农民之所以得艾滋病，

仅仅是因为贫穷。

他们为贴补家用常常去卖血，

可很多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

甚至在提取血浆后，

把被污染过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

导致许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可他们哪里能买得起药物来治疗啊？

只能一天拖一天，

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毫无尊严的等死，

那里的很多孩子也因此成了孤儿。

而这些艾滋孤儿的命运更为悲惨，

有的孩子从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

还未长大便夭折在母亲的怀里，

有的人将亲人逝去的怨恨，

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冠上了不祥的名头。

他看到一个瘦小的小孩，

吃力地推着木头车，

带着他患艾滋病的父亲晒太阳。

他看到一个学前班的小女孩，

画了连环画，画上，

她对躺在病床的妈妈说：

“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

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

紧接着的另一幅中，她又说：

“妈妈，不要紧的，

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他看到一个才七八岁的男孩，

在电闪雷鸣的下雨天，走了十几里路，

只为过来询问他抗病毒药物该怎么服用。

这个男孩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

他是多么渴望活下去啊。

他看到一个妇女，

坐在床上无助地哭泣，

床下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

上面躺着骨瘦如柴，

濒临死亡的患病孩子。

他看到一位奶奶抱着两个孙子，

两个孙子都因为父母而感染了艾滋，

而孩子的父母早就去世了，

奶奶拉着他的手，认命地说：

“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他看到一位患艾滋的母亲，

在临终前满脸泪水地求助：

我完了，我儿子也有艾滋，

也许你救不了我的儿子，

但一定要帮帮我的女儿，

我想让她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这一幕幕中国艾滋病村里的悲惨，

给了他心灵上极大的震撼！

他说：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

竟能有这样大的苦难，

一户人家的老中青三代都处于，

「贫困」、「疾病」、「歧视」的三重打击。

面对眼前的人间地狱，

他陷入了深深的痛思中，

那时他经常半夜失眠，

从睡梦中哭醒，不久后，

他就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辞职做慈善。

得知他的决定后，他的朋友们，

都认为“阿聪是中了邪了。”

家人反应更是激烈：“我供你读哈佛，

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

可他却坚定地说：

将来的事我看不见，

现在的事，我不能看见了不管，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

而这些艾滋孤儿们已经等不了了。

其实他本也可以边继续当金融高管，

边在业余时间做慈善义工，

可他觉得，如果他半职去做，

会帮助一百个孩子。

但如果全职去做，

就能帮助两百个孩子。

浮生若梦，行大爱才是真谛。

所以，他义无反顾地，

终结了此前所有的光荣与梦想，

至此踏上了救助中国艾滋病遗孤的征程。

可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更残酷，

有次他准备去农村了解真实情况，

提前联系了当地一位医师，

可对方却冷淡地说：“别过来。”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不是医师不欢迎他，

而是医师的电话被监听了。

多数地方官员也都不欢迎他，

还有过跟踪和警告。

他悲愤交加，对当地官员说：

艾滋病这把火还在烧，

我不是来调查起火原因、

追究责任，而是来救火、救人的。

当地官员这才接受了他，说：

我们欢迎，愿意让你进来。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会，

用自己先前的积蓄和筹资，

深入中国各地的艾滋村来救助艾滋孤儿，

第一年127人得到救助，第二年400人，

渐渐地，总计资助资金达到2亿元，

救助了近2万名的中国农村艾滋遗孤。

“智行”还有个不成文的原则，

基金会对受助对象是不设名额的，

只要孩子们符合客观要求，

就可以成为资助对象。

对于自己资助的孩子，

从面试到会谈，他都亲力亲为，

给予关怀的同时，他更希望，

让孩子们知道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

可艾滋病带给这些孩子们的阴影，

还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他看到有的孩子经常抓起拳头说，

我长大之后要找那个买血的去报仇，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他曾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信，

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

本来我刚入狱的时候，就想跟您联系，

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彻底地变了，

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

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他拿着这封信，

读得泪流满面，自责、懊恼......

他这才意识到，仅仅是物质资助，

远不能让受艾滋影响的孩子们摆脱苦难，

这些孩子用细细的腿脚，

站立于这个世界，

不得不面对这份与生俱来的灾难，

他们就那样站着，低着头，承受着，

可如果孩子们的内心不强大，

不能克服被歧视的阴影，

那么一生都很难“抬头做人”。

于是他开始每天花更多的时间，

和孩子们通过各种渠道来互动，

帮助他们选学习专业，

帮忙介绍他们工作机会，

甚至还传授恋爱心得，

他为孩子们，树立了一个，

正向的长辈形象。

他还努力让孩子们学习，

画画、唱歌、舞蹈、戏剧等，

从而帮助孩子们建立起生活的勇气。

他还会每年都组织夏令营活动，

带着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去北京、上海、香港，走走看看。

每次跟孩子们合照时，

他就大声喊道：“杜聪肥不肥？”

孩子们咧嘴笑道：“肥！”

他在努力着，可当今社会，

对艾滋病的歧视问题依然没有化解，

他说，在过去的20年里，

医疗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果今天不幸人们感染了艾滋病，

用药物治疗实现生命延长，

已经能达到很好的疗效了，

现代科技已经给了生命以希望，

然而当下社会却给不了，

这些孩子打开镣铐的钥匙。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做得越多，越感力不从心，

他发现自己的做法是杯水车薪，

以前从来不缺钱的他，

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为钱头疼过。

他发现中国的艾滋遗孤竟有几十万，

根本救不完，他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之中，

暴食、失眠、噩梦折磨得他筋疲力尽，

他常常在半夜醒来痛哭，满脑子想的都是：

“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我的力量却这么小，该怎么办?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

那段时间他拍的照片都是没笑容的，

还会不自觉地跟孩子一样握紧拳头。

朋友白先勇得知他的情形后，

宽慰他说：尽管杯水车薪，

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

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他也猛然顿悟了，是啊，

这就像是海滩上成千上万，

快要被干死的海星，

我们只能一个个把它抛到海里去，

可能对一个世界，

我们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

就是帮助了百分之一百，

他拯救不了所有的孩子，

但对每一个被拯救的儿童来说，

都是有意义的。

从此，他更加努力地，

四处奔走筹集善款。

每年都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间，

进行四五十场的演讲，

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