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教授首先阐述了讲座主题的实质是研究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这一课题，他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出版了《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译丛》《大国经济丛书》和《大国发展经济学系列丛书》等著作。欧阳峣教授提出，中央已经明确认识到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现阶段的最大优势，但是如何发挥市场规模庞大优势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欧阳峣教授回顾了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市场规模优势的研究，并从三条思路进行了阐述。第一条是由亚当·斯密开创的思路，即沿着分工程度受市场规模限制的逻辑，分析市场规模、生产规模和国家规模对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范围假说”，认为市场规模广大能够促进专业化和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第二条是由马歇尔开创的思路，即沿着规模经济节约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逻辑，分析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对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第三条是由库兹涅茨开创的思路，即沿着国家规模表现为人口规模、资源规模和市场规模的逻辑，分析国家规模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库兹涅茨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规模与对外贸易依存度成反比，国家规模越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低。
欧阳峣教授进而梳理了国家规模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从需求引致创新研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和市场规模影响创新的实证研究三方面进行阐述。从理论上来看，创新是一种受市场驱动、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摊薄技术研发成本，提高创新企业利润，为技术创新增加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
但是在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市场规模庞大反而制约创新的特殊现象，即“市场规模陷阱”。欧阳峣教授以中国传统汽车产业为案例，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市场规模陷阱。中国传统汽车的发展经历了从引进、模仿、生产到配套技术创新的过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汽车在技术层面处于较低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有较大差距，在发动机和变速器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较为落后。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汽车行业，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比例与市场规模呈现显著负相关；当市场规模的逆向选择效应超过正向规模效应时，形成市场规模陷阱，大规模市场反而降低了企业从事研发的可能性。
欧阳峣教授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滞后的原因。首先，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消费水平低，中国汽车产业在创新决策上主要瞄准中低端技术，引进和研发的技术档次较低。其次，中国传统汽车产业的比较优势局限在低成本劳动力，组装和生产的汽车附加值低，企业盈利少和自主创新能力弱。再次，中国汽车消费市场规模庞大，利用传统技术或技术模仿的厂商依然能够存活，造成创新动力有限。最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把汽车产业列为重点产业，产业政策和地方保护加剧了市场规模的逆向选择效应；地方政府竞争造成了汽车产业的重复建设，汽车市场集中度不高，长期处于市场分割和分散经营状态，汽车企业规模效应弱，难以形成高层次竞争力。
欧阳峣教授以中国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跨越市场规模陷阱的成功案例。中国铁路从2004年开始大提速，并开始大规模的动车组车辆采购工作，高铁市场规模的扩张显著激励了高铁企业的技术创新，根据实证研究，创新数量提升了10.31%，创新质量提升了11.27%。高铁产业的成功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强化技术创新机制的结果：高铁产业形成了完全统一市场，市场集中度特别高；高铁的技术创新决策着眼于引进国际前沿技术，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的目标高；同时，依托大国优势掌握技术引进的主动权，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了以市场换技术，并通过集成创新实现了自主创新，成功地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欧阳峣教授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来看，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是庞大的市场规模变成促进技术创新的现实动力，还需要健全的和自由流动的市场、追求利润和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鼓励技术创新的政府产业政策等。他针对如何跨越市场规模陷阱，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商品和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市场的公平和有效；其次，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追求高额利润，并且建立鼓励创新和风险投资机制；最后，在市场有效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减少干预，财政金融政策需要有普惠性，补贴直接给消费者，并且逐步退坡以增强企业和产业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