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庆祝建立特区 40 周年。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各种数字都有详细的解读，不用我来重复。
不过这个细节既没有发生在深圳，也不是我发现的，而是来自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察。
众所周知，张五常求学在国外，有很多对中国很友好的国际友人。
在 1977 年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来中国旅游，回到美国跟他分享关于桂林的旅游经历，面有惧色，令人尴尬。
1979 年，他回国探亲，住在了当时广州最好的东方宾馆，他说知道了前面朋友的感受并没有言过其实。
再后来到了 1984 年，住在广州刚试营业的中国大酒店，评价就变成了「宾至如归，梦里不知身是客」。
后来，又有美国朋友来访，给他的评价反馈已经是非常高了，近于世界一流水平。
张五常的解释是，「在中国大酒店的中港合约中，港商所获的开除职工及决定工资的权利，使善于管理的能大展所长。」
他说，「假若中国大酒店的职员都是国家职工，持有铁饭碗，尤其是持有铁饭碗的高干子弟，那就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一定无技可施。假若工资是由国家决定，职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务的困难就会因为督察费用奇高而无法解决。」
而他拿到的数据则显示，在这个中港合资的酒店中，各项职工共 3083 人。其中：
从香港去的197人；从大陆聘请的「合同工」（即月工）2574人；「临工」（即散工）315 人；而持有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只有15人。人数最多的合同工及临工，在昔日是待业青年（或是未毕业的学生），被选中后，肯干，一登龙门，比起国内的一般工资，身价大约是三倍。
今天你能想象你身边的酒店是国企，还有拿铁饭碗的国企职工吗？
而在当时，这个中港合资的中国大酒店，差不多算是第一个最有规模、管理完善的私营企业。
在这样的企业内，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所有的工资福利都是劳资双方协商议定。
在机会成本面前，高达三倍的工资，也让那些铁饭碗变得不再那么抢手。
这些外资合资企业的进来，不仅带来了竞争，还带来了优秀的管理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迅速让各方有了看齐的榜样。
张五常 1979 年住过的东方宾馆也因为受到中国大酒店的竞争鞭笞，迅速提升了服务质量。
而从铁饭碗到瓷饭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劳动力逃离大锅饭、逃离公地悲剧，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在我们的教育熏陶下，我们一谈起「私有化」的问题，大部分的第一反应也许就是一种不好的反应。
「私」这个词，在我们的语境中，本来就带有一定的贬义，一个「私有化」的概念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觉得资本市场这是又要干坏事了。
但实际上拆分来看，
私有化的过程不过是让「权责利」统一的过程。
张五常观察到的酒店管理和服务的变化，抽象出来只不过是，
让市场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把原本属于市场的东西还给了市场。
市场上花钱办事，抛开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实际上就是一个「权责利」不断转变的过程。
张五常在 1979 年的感受，以及 1984 年我们大部分国营酒店的服务，那都是因为还在吃「大锅饭、铁饭碗」，权责利严重偏离，当然也严重偏离市场轨道。
当在市场上打拼的收入，远超过铁饭碗时，谁还会去争着抢着要铁饭碗呢？
只有铁饭碗的综合价值远高于在市场上打拼的时候，情形才会反过来。
「来了，就是深圳人。」当年有多少人是冲着深圳的编制去的呢？又有多少人是冲着深圳的户口去的？
都不是，就是冲着深圳的机会去的。不用装高尚，就是淘金赚钱的机会，人傻钱多速来。
正是这些既没冲着编制也没冲着户口，如此「单纯」的几代人，创造了深圳辉煌的历史。
再看今日之中国，恐怕越是对铁饭碗热衷的地区，经济越是糟糕吧？
当然今天酒店已经没有编制没有了铁饭碗，但其他地方其他行业呢？
深圳能否续写辉煌，中国经济能否延续高速增长，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指标，那就是有多少人又在争抢那些「铁饭碗」。
我们可以称之为「铁饭碗指数」，如果有人愿意，把这个「铁饭碗指数」和经济增长做个统计回归，多年以后一定会是一个有趣的数据。
题图：
Edward Hopper，Auto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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