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于一九九七年由台北的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如今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重刊，添入了四篇论文。这四篇论文都发表于一九九七年之后，包括书中“地区发展与城镇社会”类的《从南北到东西─宋代真州转运地位的转变》和《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附录”的《从〈读书杂志〉到〈食货〉半月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历史未停滞：从中国社会史分期论争看全汉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其中讨论宋代真州一文的发表已迟至二○一三年十二月，这时我已自教职退休。所以选取这四篇发表较晚的论文添入，前两文在于这是延续我教书早期对宋代城市的研究而来，和原已收于书中的其他同类论文可以比并而观；后两文则由于所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早期发展，所涉及的两位主要学者陶希圣先生和全汉昇先生，又特别与台湾的史学界相关，置于这本书名以社会经济史为题的论文集中，应该不无意义。以下分别说明这四篇论文的写作缘起和要旨。
新收入“地区发展与城镇社会”类的两篇论文，《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发表在先，《从南北到东西─宋代真州转运地位的转变》的写作却动念在前。我开始注意到真州经济地位的重要，是在念研究所时读到全汉昇先生的《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这篇论文讲唐末、五代以后扬州所以衰落，与宋代真州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扬州原有的运输业、国内贸易业、金融业与造船业等，为邻近的真州所夺。起意要写一篇讨论真州的论文，则在教书初期，由于搜集城市史料，发现真州州城的城市户口比率颇高，在南宋时仅次于行都临安，因而对这处城市感到兴趣，想要多一点了解。自此陆续搜集资料，后来研究南宋淮浙盐业，也对真州在淮浙盐货转运上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但是一直未能集中精神、时间去做。要到退休前两年，才专心进行这项研究，将论文写成。这篇论文写成于退休前，写成后曾在二○一三年五月于台大历史系由教师轮流主讲的的讲论会上提出报告，这也是我在系里讲论会最后一次的报告，此文又是我退休前所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对我自己来说，具有纪念的意义。这篇论文从转运城市的特色来看真州，指出真州在南、北宋之间所发挥的转运功能曾有所转变。北宋时南北之间的连系要优于东西之间的连系，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局势的转变，转以东西之间的连系为主，连系南北的功能虽仍存在，却大为减弱。这一个转变，也导致真州在长江沿岸城市中转运地位的转变，在北宋时是首屈一指，到南宋时却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如果从经济功能的观点来看宋代的城市，依其主要特色划分为消费、生产和转运三种类型，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主要以全国政治中心所带来的巨量消费而繁盛，可以归类为消费型城市，已有全汉昇先生的两篇论文自输入贸易的角度来申论；原已收于本书的《宋元时代的苏州》，从苏州如何以邻近地区的肥沃土地和丰盛农产为基础，发展成一处富于商业性的大城市，可以归类为生产型城市；至于全汉昇先生已经讨论过的南方大贸易海港广州，和这篇论文所讨论的位于长江和运河交口的真州，主要因各种物资的转运而繁盛，则无疑应归类为转运型城市。
《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这篇论文，是由于参加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一九九八年所举办的“洁净的历史”研讨会而撰写的，谈的是当时城市居住及进出人口大量增加之后，所造成的污秽问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传染病流行。这种情形，不仅见于南宋最繁盛的大城市临安，也普遍见于各处的地方城市。文中进一步讨论了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有些尝试从心理上来安定民众，有些企图维持一个比较洁净的环境，有些则提供给民众医疗的方便，甚至成立各种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设施。这一类设施在城市中普遍设置，是宋代以迄明清时期城市的一项特色，宋代则是这项特色奠基的时期，特别是南宋。这项特色所以会出现，应与政府企求舒缓疾病流行的影响有部分关联。这一个题目本来不在我当初写作的规划之内，不过对于这一个问题的注意，却早在原已收于本书的《南宋城市的发展》这篇论文在一九八一年初发表之后。当时有一位对科技史有浓厚兴趣的陈胜昆医师，读到《南宋城市的发展》引用了几条讲城市中河道污染的史料，找我讨论，指出一处人口若密集到某个程度，就容易发生传染病。我从此才注意到宋代城市中疫病流行的记载，但是并没有想到要写一篇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应邀参加这一次研讨会，是不会写的。这篇论文写作时，陈医师已因意外去世多年，令人不胜感怀。
新收入“附录”的《从〈读书杂志〉到〈食货〉半月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历史未停滞：从中国社会史分期论争看全汉昇的唐宋经济史研究》两篇论文，所讨论的是同一个课题，亦即早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政治论争转入学术研究的过程。这一个课题虽非完全和我从事的宋史研究无关，但已转入了近代史学史的范围。所以会写这两篇论文，缘起于应当时任教于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的周梁楷教授之邀，参加他担任总主持的一项近代史学史整合型计划。这项计划以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的中西史家为探讨对象，而以史家与时代的关联为讨论重心，他希望我能选取一位研究宋史的史家为研究对象。我因为对全汉昇先生的宋代经济史论著比较熟悉，自念硕士班时读他的论文起，就对他十分钦佩，所以决定研究全先生。一开始着手时，虽然对收在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中的唐宋经济史论文，都已经读过不只一次，却摸不着头绪，找不到一条可以引出问题的中心线索。后来读到他用皮伦的笔名，发表在《文史杂志》上的一篇短文《秦汉以后的社会是停滞不进的吗》，才掌握到问题，也才了解全先生早期的研究和时代的关联。于是我从全汉昇先生的师长陶希圣先生和《食货》半月刊入手，先看全先生所承受的影响，然后才看他的唐宋经济史研究在时代中的意义，写成上述两篇论文。
这两篇论文中的《从〈读书杂志〉到〈食货〉半月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这项研究的前篇，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如何从《读书杂志》中的现实政治论争，转变为陶希圣先生所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中的学术研究。最后指出《食货》半月刊虽然因为抗战爆发而停刊，却也培育出几位重要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特别是全汉昇先生，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分期的看法来自陶希圣先生，他的唐宋经济史业绩也得益于《食货》半月刊的作品。本书原刊本的序中提到过，我所以会以宋代城市为继宋代农村之后的研究课题，是由于在教育部的博士论文口试中得到陶希圣先生的指点，一直到我这时为了研究全汉昇先生而去读陶先生早年在《读书杂志》和《食货》半月刊上的一些文字，才比较了解他何以会如此指引。这篇论文写成之后，刚好周梁楷教授为祝贺逯耀东老师的七十寿庆而向我征稿。我从念研究所时起就得到逯老师的关照，周教授找我参加他总主持的计划，我了解曾得到逯老师的指示，以全汉昇先生为研究课题也得到他的首肯，《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又是他曾经处理过的问题，于是就以此文向他祝寿，收入了周教授编的祝寿论文集《结网二篇》中。论文集出版后不到三年，逯老师便去世，到如今已约有十年。逯老师看过我那篇论文后，在鼓励的同时，也期望我今后能就中国近代史学史中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个课题，继续往下研究，可是我力有未及。感念师恩，上述因他的指引而选题完成的两篇论文，实不足以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