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 《Esquire》记者 马李灵珊 编辑：吴默韬
30岁的他志得意满。在他位于上海静安区腹地的豪华洋房里，作为访客，很容易判断出传说中他为此花掉的九位数人民币物有所值。墙壁上镶嵌着浮雕，会客室四周都是名贵古董和明晃晃的巴洛克式吊灯，Kenzo的沙发与Hermes的杯子相呼应。单单矿泉水就有四种，全部进口，按矿物质比例、水源地不同而区分。他窝在沙发里，翘起腿，整个人自信而惬意，“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18岁时我设想关于未来的一切，现在都超额满足了。”
他的人生以18岁为分水岭，一个平凡怯懦、家境平庸的小镇少年与后来精明世故、挥金如土的城市名流被蛮横地阻隔开来。过去十年，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达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他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只要印上他名字的出版物销量就能比同类多出十倍。可与此同时，他也得承受兴盛的言语暴力。天涯论坛嘲讽名人的金乌鸦奖为他而设，抄袭案让每个人都有了可以审判他的错觉，“菊花教”和“四娘”这样的称呼带有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意味，各种嘲笑他身高的段子层出不穷—在一张被冠以“姚明和他合照”之名的照片上，姚明的身旁空无一物。
但这只是促成他强悍地、近乎是报复性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成功。”隔在小镇少年和城市名流间的那条鸿沟有多么遥远深邃，他就打算跑得多快、跳得多高，势必要将阻挡他的力量全部抛在身后。
18岁那年，他从西南边陲的小镇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去上海念大学，像每一个不名一文的少年一样充满对城市和未来的幻想。2013年，他对18岁的自己说，“你的决定是对的，相信自己，你做得到的。”
“他”是郭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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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郭敬明的中篇小说《幻城》在《萌芽》上发表，很快引发热议。2003年，续写成长篇小说的《幻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销量近百万册。2004年，凭借这部小说，郭敬明进入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位居第94位。
时年19岁的郭敬明，刚从四川来到上海大学念书，除了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的身份外，毫无凭恃。在大学的前十个月里，他看上去和其他大一新生没什么区别，一头黄发，穿花里胡哨的衣服，戴蓝色或绿色的美瞳片，喜欢四叶草配饰，最爱吃校门外的麻辣烫。他常和朋友阿亮、痕痕、Hansey等人约好通宵打网游《仙境传说》，用“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来形容自己，梦想毕业后做一名广告人。直到《幻城》出版，他像被拎出来丢进了名利场，“一个周边嗡嗡作响的搅拌机”，他隐约察觉到，一种全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在当时，他就已展现出商业天赋。《幻城》责编时祥选在上大附近的宾馆第一次见到郭敬明时，小说还未写完，但郭敬明已经自己找人画了插图、设计封面。《幻城》大卖后，出版社为他安排了密密麻麻的签售行程，周末两天都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他从无怨言，也没有对吃住行提出过特殊要求。春风文艺出版社是国营单位，没有包装文学“偶像”的意识，“做严肃文学的，和那帮做娱乐圈的牛鬼蛇神斗，哪玩得过他们啊。”郭敬明取笑当年的自己，“他们今天告诉你，我们要去所学校，有一千个学生在下面等着听你演讲。我当时只想，我要穿件好看的衣服。你懂那个心情吗？我根本没意识到那是种商业营销。”
娱乐圈向风头正劲的他抛来了橄榄枝，快乐大本营邀请他参加，条件是希望他骑着哈雷机车出场。“放到今天，我一定告诉你这不可能，可当时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大本营啊，好酷哦，我从小看到大，还能见到演艺明星。”他答应了。接下来的活动更令人眼花缭乱，剪彩、座谈、在线聊天，他甚至被撺掇着出了张质量欠佳的专辑。最离谱的一次，他被拉去走秀，“我要在T型台上和那些一米八几、穿12厘米高跟鞋的女人一起走，换到现在，我能允许吗？”30岁的郭敬明越说越激动，手在空中乱比划，半晌反应过来，自嘲地笑了笑。
“我以前像只提线木偶，被一群已经走在前面的人拉着、拽着。”他用尽全力向他们奔跑，跑到一半才发现，原来这不是自己的方向。“没办法，你自己主动要跑那么快，甩开同龄人，你就必须更有主见。”
2004年6月6日，郭敬明满21岁。当天，他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达成协议，由出版社出资租下上海市闸北区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他和好友阿亮、痕痕、Hansey等人组成《岛》工作室，计划以杂志书的形式出版十期。
2005年，郭敬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法院判决抄袭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成立，他的处理方式十足少年意气——赔钱，但不道歉。他一时处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他的名字拼音缩写“GJM”，一度甚至被用来指代“复制粘贴”。
作为《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责编，时祥选模糊暗示：“文学作品有时候见仁见智，你说借鉴肯定有，但抄袭这码事……中间还有出版圈里其他人在这里边，也有人递话，让郭敬明给他们写个序签个约什么的，就能调停、息事宁人。反正，故事挺多。”
不喜欢暴露脆弱的郭敬明，就连对阿亮和痕痕都没有倾诉过痛苦。她们俩只觉得，他的情绪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在那时的散文里写：“我是来自乡下的小孩，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学着规则。妈妈说，你就是杂草的命。”
同年，他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业界知名的畅销书推手、长江文艺出版社“金黎组合”金丽红与黎波向他发出邀请。签约时，金丽红对他说，“以后那些乱事儿你就完全不用管了，你听听，内心能承受住就行，剩下的事我们替你干。”版税分成怎么样？金丽红神秘地笑笑，“没一个作家和出版社能像我们分给小郭总这么大。”
2006年10月，脱胎于《岛》的《最小说》月刊创刊，郭敬明出任主编。金黎组合希望他能在社会评价中进化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杂志主编”。和《岛》相比，《最小说》拥有了正式杂志刊号，这对一本杂志非常重要。2010年，韩寒创办的《独唱团》就因“以书代刊”被叫停。《最小说》初期主要以郭敬明、落落等人的小说连载和散文为主要卖点，取得了巨大成功，单期销量曾高达七八十万册，并衍生出了《最INK》书系。《最漫画》、《文艺风象》、《文艺风赏》、《放课后》等四本杂志也相继创办。
17岁的郭敬明曾在散文里写过，“我有很大的功利情绪，我要用一个企业家的身份来经营艺术。”今天再打量他这十年的经历，其实，他一直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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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6日，《岛》工作室成立，一群年轻人像乌托邦一般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审稿，看电影、唱歌、玩游戏，为工作室里的猫砂该由谁来清理，今晚轮到谁做饭这样的问题打打闹闹。出版社支付的稿费统一打到郭敬明的卡上，再由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分给各人。痕痕是工作室的出纳，但她唯一懂得的财务知识就是在本子上记下每一笔支出，众人一起去超市采购东西回来，她还得拿着收银条一笔一笔算。
阿亮说：“当时我们就像《中国合伙人》，几个年轻人决定一起做件事，但大家什么都不会，只有本身最朴素的技能，只能一起摸索。”即使如此稚嫩，在市面上没有任何同类产品的情况下，《岛》还是成功了。
面对急速膨胀的市场份额，郭敬明开始展现出他的决断力。他先是休学，然后肄业，专心投入在职业出版人的角色上。面对好友，他的身份也开始从朋友转变为领导者，对工作质量与进度提出要求与考核，而这让习惯散漫的伙伴非常不适应。“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是朋友，你应该对我更宽容”，落落说。矛盾开始逐渐累积，他们之间逐渐有了微妙的等级之分。《岛》创办时，大家吃饭都是AA制，但随着生意不断壮大，郭敬明特意告诉大家，如果桌上有领导在，其他人不能买单，这样对领导不尊重。领导指的就是他自己。
2007年，因为对管理方式、薪资待遇不满，《岛》工作室核心成员、负责设计的Hansey另觅新枝，带着工作人员晴天和不二离职，创办了《岛》的同质化竞争刊物《爱丽丝》。落落则被郭敬明说服留下。
“由家庭式的小团队向公司转变，必然要经历由情感维系到制度制衡的过程。”如今的郭敬明看得挺清楚。“你只能和10个人成为生死之交，但如果公司有1000个人，不可能和他们都亲如家人。好朋友突然有一天问我，为什么你要这样，难道我们的友谊如何，这种审问令我挣扎。但这就是人生，就是创业。不断会有人落下或者选择其他东西，但你不能停下。一旦出状况，大家就可能会一起死了。”他开始认真思考重新建构公司的管理制度。即使在涉嫌抄袭时被骂得“妈都不认得了”，他还是坚持认为公司转型的那两年是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时间”。黎波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套制度介绍给他，他也开始学习商业管理，发现自己“没有公司章程、没有股份结构、没有收益”，“我们就像过家家，钱到我账上，我是爸爸，今天你要玩具，明天她要裙子，那就分给你们。”
《爱丽丝》没做多久就宣告失败，Hansey不得不承认，久经世故的郭敬明远比他通晓外面世界的规则，他们逐渐开始相互谅解。汶川地震后，老家在四川的郭敬明接到的第一个关怀电话就是Hansey打来的。不久后，Hansey回归了最世文化。阿亮和痕痕劝告过郭敬明，要他想清楚，“咬过你一口的人还要不要再相信。”郭敬明则说，“其实他像当年的我，心高气傲，一定要去外面闯一闯。回头找我，就是对我的认可。”
“过去的日子像乌托邦一样美好，但愈美丽愈脆弱，根本不可能抗住现实社会的颠簸。”他开始主动寻求建立现代商业管理制度。今天的最世文化，员工要按时打卡上下班，工作时间出外、用车、调休、加班，都需要填写相应申请单，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也一早建立完善，这给了郭敬明安全感。
他将极大的热情倾注在公司上，阿亮和痕痕是最世文化的两位副总。痕痕负责管理签约作家，阿亮负责公司运营，除此以外他还有五名专职个人助理，但所有的重要事务均需要郭敬明点头同意。《最小说》所有的文章出刊前，郭敬明都会自己挑选一遍，淘汰比例大约为四分之三。有些稿子他看过后，还会自己加投稿者的QQ，商量修改。最世文化签约的所有作者，均由他一手选定。旗下每本杂志的标点符号、字体、颜色，甚至行间距都要经他审核。当他看重的作家出版新书时，就连广告他都会亲自推敲。筹备电影《小时代》，所有的外景地都由他亲自挑选，他甚至为此五年来第一次坐了地铁。所有的演员他都要亲自约谈，说服他们完全认同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不仅是工作领域，他也希望杜绝生活中一切的未知。如果厕所里没纸，他会“发大飙”，如果有人敢在生日当天给他个惊喜，这对他来说只是惊吓。“你要送我什么礼物一定要提前告诉我，最好颜色款式都能我自己挑选，要不然我一定不喜欢。”
《小时代》男主角宫洺有个怪癖，不能容忍电话响起三声后还没人接听，这其实就是郭敬明。猫某人说，“我们每个人都给他特设了一个来电铃声，从警报声到消防车都有，甚至有人是婴儿大哭。”他甚至会在凌晨三点突然打电话叫醒下属商谈公事，浑然不知时间已晚。公司设计总监胡小西说，“他表扬和批评都特别直接，QQ聊天时他很喜欢用感叹号，说你做的东西‘跟屎一样’，后面跟十个‘！’；‘太美了’，也是十个‘！’一定要你把东西做到他想要的样子才行。”
创业九年，身家过亿，他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仅有的几次出国游玩，他都要带上一批旗下作家，出版游记。
《最小说》成功后，他又先后打造了杂志《文艺风象》、《文艺风赏》，分别由落落和笛安出任主编，目标受众为大学生、社会新鲜人和文艺青年。一直到现在，每期杂志出版前，他还要看过PDF才放心。
在挑选作者时，虽然他挺看重作者写作是否通俗易懂，预估市场反馈，但最终打动他的永远是“作者独特的个性”。最世文化强调，绝不强迫作者跟风写作可能流行的题材。落落是校园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转型写作《剩女为王》。小读者很苦恼，郭敬明却非常支持。猫某人的文字风格略带黑色幽默，也不喜欢写缠绵悱恻的文艺爱情故事，有些年轻读者接受不了，郭敬明专程在微博上出声力挺她。
如今公司已经转型为产业化运营，最世文化与60多位签约文字作者的合同中从未规定过对方必须写什么、写多少。类型从奇幻、言情、校园、穿越、武侠、都市、玄幻到引进书系，领域宽广，开给作者们的印数、分红也均好于国内一般出版社，所有新书还都会在公司旗下杂志大力推广。现在，最世文化一年出版量接近五十本杂志、八十本书，出版圈内戏言：“长江文艺一半的书都是他们做的。”
身为作家，郭敬明对创作有着朴素的尊重。不止一个人说，如果他肯放弃自我写作，也许他的生意能做得更大。但他强调，作家永远是自己的梦想。他意识到了写作对自己产业的支撑作用，“抛弃这个身份去跟别人比，我没有优势。”也坦陈没有时间和精力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作品。但他还是保持着一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写作一直都是他心中的伊甸园和永无岛。只有埋头写作时，他志得意满的现在才会和恋恋风尘的过去合二为一，提醒他的初心。
已经年满三十的郭敬明曾被很多人质疑，读者太年轻，等他们长大了，他何以为继。金丽红举了个例子：白岩松的儿子小学时喜欢郭敬明，上中学后崇拜韩寒。去年郭敬明要求《最小说》封面设计更偏向黑白色调，销量立刻下滑，学生们还是喜欢华美的风格。他更大的苦恼在于，旗下出版物虽多，盈利点却很单一。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最小说》、《最漫画》根本拉不到广告，只能靠销售。《文艺风象》由此被寄予厚望，他在推广上下工夫，进入全家、罗森等便利店销售渠道。偶尔他还会亲自客串广告销售业务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开拓市场。
精明的郭敬明看到了马革裹尸还的前辈，知晓不能冒进。他拒绝了两家基金公司提出的投资入股方案，保持自己对最世文化的独立控制权。为了成功拍摄《小时代》，他集合了所有手上能掌握的资源，希冀通过这部电影来熟悉此前陌生的电影行业。一旦自己成功，下一步就是让落落和笛安复制自己的经验，上马新的题材。像以前一样，他做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沿路惦记着为后人搭桥。
黎波说：“有些人是做事，郭敬明是做局。”一个人总迷恋自己在舞台上的身姿，就只能一直做个舞蹈演员，没法变成班主。郭敬明也意识到，最世文化必须“去郭敬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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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算了一笔账，新概念作文大赛从1998年办到现在，拿过一等奖的好几百人，到今天能被大家一口叫出名字的只有他和韩寒。他将自己的地位与财富归结于抓住了机会，“第一我聪明；第二我意志坚定；第三我运气好。”三者中，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我意志，他有“一颗一定要成功的心”。
郭敬明有些偏执地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做时代的弄潮儿。2007年，他参加一档财经类节目，没听懂主持人提出的问题，那种面红耳赤的感觉让他从此患上了强迫症，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猫某人在下班后接到过他的电话，那头的声音焦躁不安，“又出来了一个新电影、新趋势，你看了吗？我们怎么办啊，是不是跟不上新趋势了？”她只能又回到办公室，和郭敬明开会。
每个月他要买几十本杂志和书，从财经、时尚、娱乐、家居装潢到文学，什么都看。上飞机前永远拿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杂志，看到有用的就撕下来。猫某人说，“不管是工作、逛街还是吃饭，只要见到他，手上永远拿着本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别人无论提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能及时发表见解，而这种感觉也让他特别享受。
经历过这么多后，他的棱角也被渐渐磨平。黎波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那会儿他年少气盛，心里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你们懂个屁”，从眼角里斜斜地打量人，透着股桀骜，对吃穿住行也挺讲究。出门吃饭时，服务员上菜慢了，他就会叫来领班论个一二。阿亮和痕痕都知道，那会儿千万不能和他辩论，他一定要说服所有反对他的人；和他约会，如果迟到五分钟，他都能生好半天气，孩子气地拒绝说话，必须要人哄。
现在他想起那会儿的自己，哑然失笑，“那会儿我真是个挺荒谬的人。但慢慢就发现了，世界远比想象的辽阔，你其实特别弱。”现在再和金黎组合开会，他成了提前到场的人，言谈中对两人的身体状况关怀备至。忙起来他也会抱着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埋头猛吃。每年身边人过生日，都会收到他精心准备的大礼，金丽红就收到过一万多块的围巾、古董麻将、iPhone5，样样都动了心思。
下属都觉得，他比以前平和多了，“不可能再吹胡子瞪眼，”胡小西说，“可能是因为他经的事多了，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吧。”他自己则说，“现在我一定会先表扬别人两句，再轻描淡写地说，有个地方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更大的改变体现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郭敬明已经懂了，圆滑与世故未必是贬义词。我们请来的摄影师刘香成为他拍照，他被要求坐在自家悬空且不承重的玻璃屋顶上，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跌落受伤。助理试图阻止，他摆摆手：“别，就依着刘老师。”一天工作18小时后，他仍然要挤出时间参加某位娱乐圈人士的生日Party。痕痕心疼他，劝他休息，他笑笑，“要搞关系，我能不去吗？”
黎波说：“他懂得分辨哪些人重要，哪些人不重要，又该怎么去对待人家。”《小时代》电影监制柴智屏说，拍片过程中，两人没少争执。但某次开会，郭敬明突然直视着她，半晌说：“柴姐，你真像我妈妈。”又把母亲的照片拿给她看。从此之后，每当再有分歧，他就改口叫她“母后”，“‘母后母后，我希望可以怎么怎么样。’他这么一叫，我是不是就得他要什么我给什么了呢？监制变成妈妈了。”
郭敬明不愿意说自己是个势利的人，在他看来，他只是学会了圆融地与世界相处。他说自己“是个入世的人”，面对社会地位高过他的企业家和前辈们，他给自己定位的形象是个“乖巧的学生、小朋友”，而且再三强调“我不是装出来的”。2009年，郭敬明曾与黄永玉一起做过一档电视节目，他事后专门写过一篇博客，里面这么写，“见着黄永玉老师一次，真的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是多么幸运啊……他脸上闪耀着人生岁月的光。”
18岁时，他在散文里反复强调，“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某种程度上，到今天这还是他的愿望，只是范围从“所有人”变成了“身边人”。
他害怕孤独。落落说，“他是没法接受有任何一顿饭自己吃的人。”和朋友一起出去，他总觉得自己有义务不冷场，饭局上他屡屡敬酒，KTV里他传播最新的游戏，Party中他就成了只蝴蝶，抱着酒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他天生具有沙龙主人公的意识，想要照顾好现场每个人的情绪。如果有人局促不安，他远远地就会看到，立刻凑过去闲聊说笑，穿针引线，将他介绍给其余人认识。胡小西说：“他不能容忍身边有人不开心。”
买下位于静安寺的这座三层洋房后，他将第三层改建为了自己的房间，一二层则用来给公司办公。他自嘲：“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村小青年，喜欢一帮人一起，热热闹闹。每天一睁眼就有一大堆人。我想有一个大大的家。”
郭敬明不喜欢在公共媒体上生事，相比起曾在接受采访时用“我和郭敬明男女有别”之类言辞攻击他的韩寒，他一直显得很沉默：“我是个攻击性不强的人。”2012年韩寒代笔门闹得沸沸扬扬，他一句话也没说，这让不少人对他改观。
不过，即使是面对最好的朋友阿亮和痕痕，他也不喜欢“传染负能量”。柴智屏说：“他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藏在了很深的地方，害怕暴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购物是他最喜欢的发泄方式。他擅于理财，业余爱好看城市规划论坛的他，依循上海市政规划，买了九套房子，每一套都让他发了大财。坐拥巨额财富的他并不遮掩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穿“CK的内裤、LV的鞋”，在上海顶级豪宅“汤臣一品”露台上自拍，夸耀家具的价格。而这太容易激发仇恨了，批评他炫富的声音比比皆是，还有人说，“郭敬明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有了钱，却不能自由自在地花呢？痕痕说，他从没有超出过自己的经济范围来花钱。《幻城》大卖后，他搬出了学校，和另外三人合租了一套毛胚房，两人一间。没有床，他睡在泡沫床垫上，自己做饭，生活简朴。他的生活标准一直和他的收入水准相匹配。他自己则颇有些恶狠狠地回应，“管得着吗？我的底线就是，只要钱是我奉公守法靠自己双手赚来的，你就没有任何立场来管我怎么花。”
他宁可出格，也“讨厌平庸”，拒绝成为一个符号，“我不想要表演一个模范，我可以在公众场合不穿名牌，不描写奢侈品，捐钱做慈善。可那不是我。说难听点，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一定是朋友最少的那群人。”
众口一词的喧嚣与嘲讽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小时代》中反复出现的奢侈品是他的武器。“我当年非常清楚，这一定会刺痛那些卫道士的神经，一定会变成争议性的话题。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这些矛盾。”
像所有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人一样，郭敬明急于捍卫自己财富的正当性。他将所有对他的质疑归纳为嫉妒、“仇富心理”和不理解，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
数月前，他和落落一起去了躺法国，途经一座修道院遗迹，他赞叹古建筑的壮美，直呼能在这儿住一晚上就好了。落落大惊：“住在遗迹里，你不怕鬼吗？”他说：“不可能，有鬼也不会害我，都是来帮我的。我这个人很正，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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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错了。”16岁的郭敬明这样问。
那时他迷恋上海，他写，“燃亮整个上海的灯火，就是一艘华丽的邮轮。”而他的故乡自贡“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一句话，它是一个像农村一样的城市，一个像城市一样的农村……所以我固执地认定我将来的生活应该在上海。”
热爱文学的他在脑海中建构起了一座梦幻的上海城，那里象征着纸醉金迷和夜夜笙歌，是货真价实的欲望都市。“那些作者描写晚上十一二点走在街上，累了直接进罗森买一杯热咖啡。罗森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好酷！十二点，我们那边的医院都不一定开着。”
怀抱着对上海的憧憬，他参加了在上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并不会像其他的获奖者说的那样，自己随便写写，然后就拿了大奖。我是很认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尽全力地，朝向那个最虚荣的存在。我写了整整7篇五千字的文章。我买了七本杂志，剪下七张报名表。”
进入复赛后，他生平第一次离开四川，前往上海。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后，他“吓傻了”，一圈摩天大楼，“最矮的那栋都比我住过最高的还高。”他立誓要考去上海。
可上海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大城市崇奉的是速度、力量和不顾一切的激情，对于一个要自己拎着箱子报到的少年人，他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生活残酷，现实不是文学。“我下了飞机，自己拿着地图研究上海大学在哪儿，怎么坐地铁。我根本不敢打车，从机场去宝山校区要两三百块，我拿不出来。到了学校，周围都是本地生，开着私家车，身边爸妈保姆站了一群伺候着，他们就拿着可乐、戴着墨镜。我呢？一个人跑来跑去交钱、领宿舍，担心我的箱子会不会被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孤独又渺小。”
不久，妈妈去上海看他，母子俩搭地铁出外。第一次坐地铁的母亲不会刷卡过旋杆，先进去了的他站在里面发急，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帮了他们。他刚想开口说“谢谢”，却听见对方低声地说了句，“戆色特了。”(笨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他，还有听不懂上海话而一直对她点头感谢的妈妈。
“那一瞬间我握紧了拳头，可是却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因为不想让我妈妈体会到这种羞辱。如果不知道，其实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剩下听懂了这句话的我，站在原地气得一直发抖。”
家境平凡的他也从那时起开始领悟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在学校的食堂买午饭时，他有时想买一碗蒸蛋，可就连这个钱都拿不出来。他喜欢喝学校卖的珍珠奶茶，却不能每天都喝，否则就没钱买鞋子了。他只带了两双鞋子去上海，还都是夏天的，到了冬天，脚就冷得发痛。
学习影视编导的他一入校就被要求买一台照相机、一台DV和一台高配置的电脑。他犹豫了一星期，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小声地告诉妈妈。过了足足一个月，他才收到家里寄来的钱。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问过妈妈，那笔钱到底怎么来的。
大一未成名前，他和阿亮相约去世纪公园看过一次烟花，入园票价80块，他只有60块。他们只能站在门外，仰着脖子看到烟花在头顶炸开，他和其他那些不愿或不能买票的人一起欢呼起来，心里却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他也要进入公园。
所以，后来他说，“我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形成了后来的世界观—成王败寇，胜者为王。
今天的郭敬明还是会经常做梦，梦见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新概念大赛的自己，梦见刚进大学的自己。他有不舍和怀念，但更多的则是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了机会。他甚至会责怪未成名前的自己浪费了十个月的时间来玩乐，没有为日后的成功学习储备。“不过，谁的青春没浪费过。”他薄薄的嘴唇抿起来，略带嘲讽地微笑了一下。
可他毕竟到上海了，“虽然那么乱、那么辛苦、那么害怕，可我在上海了。我知道我不会走了，属于我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2002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时，班上除了他，全是上海本地人。老师总遗忘他的存在，一口上海话叽里咕噜。他钻进书店，斥“巨资”一百多块，买了一套上海话教学磁带，用自己的CD机换来了阿亮的复读机，一句一句跟着学。缠着身边的上海人和他对话，毫不怯场地说着夹生的上海话。
2013年，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了，身份证上印着“上海市静安区”，他的父母坐上了凯迪拉克和奔驰。
“你征服上海了吗？”
30岁的郭敬明先是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又迅速地摇头，“还没有”，他笑起来，往后重重一靠，陷在那套Kenzo沙发里。他的声音轻快，甚至带有几分戏谑：“我看上了一套很厉害的房子，但我现在买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