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思想史，传播最广最深远的，往往是慷慨激昂的非理性思潮，因其调门高之故也。而理性的声音，往往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百年思想史上，严复是最值的研究的一个人物，也是最被忽视的人物之一。其严译八著，在我看来是五百年内不会过时的经典，充分彰显又陵眼力。也是因为其参与“筹 安六君子”，使我倾向于对袁士凯称帝谨慎地下相对不负面的评价。
袁世凯有一自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多被后世史家认为是袁的自我辩护。其实，近晚以来，无论清政府，还是保皇党（康梁），抑或革命党（孙黄），均与日本有扯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唯有袁世凯不卑不亢与对中国虎视耽耽的日本渥旋。所以我认为至少其自挽的前半联是没问题的。
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莫不是以后起者杀人流血，对被推翻斩草除根完成的。但唯有大清王朝实现了软着陆。我个人以为，原因有几条：一是时代，二是宣统的生父载沣身段柔软有策略，三是革命党力量不足，四是历史选择了袁世凯。
现在研究历史有种风气，总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研究，再省事点的干脆就按别人研究得出的观点再梳理一遍。五十年代以论带史的遗毒，沉疴难治，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辛亥革命做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并没多少可说之处，也没给后世提供多少思想资源和遗产。反到是袁世凯开启的北洋时代可圈可点之处更多。但是在国民党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对北洋旧人刻意打压，使得北洋旧人大多噤声，历史细节大多被他们带进坟墓，之后又经意识形态的任意扭曲，形成现在模糊而狰狞的面貌
整个20世纪，基本上是倒着走的世纪，有好的开端结果却没走向好的结果，每到历史的机会，就每每丧失。如立宪成功，真正虚君共和，中国未必不能像今日日本；北洋时代，在我看来恰是中国向现代宪政转型的蹒跚起步，若不中断，则未必不能如今日德国；1945年则又是一个机会，若非党争，则未必不如今日美国。
张口就来：梁任公曰：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家史也。任公此传世之语，实属想当然的张口就来，览二十四史，新唐旧唐均为李姓，前汉后汉为刘姓，何来二十四姓？张口就来也有好处，那就是气势。若实话实说，则气势尽失。
刘知几论史，曰：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也，摸拟之下也。学书之道，庶几近之。
刘知几论史：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新闻特稿的写作，也该如此。
凡是政党，都有一脉相承之处，“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民国期间，蒋介石的这句总裁训词作为标语被刷在街头巷尾。
汤用彤那一代经历了西风欧雨沐浴的知识分子，在晚年大多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而经历了五四余音的现代人们，却恨不得把传统丢到垃圾箱里，恨不得把自己的皮肤漂白。忘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就忘了我们来自哪里。
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思想史。这话太绝对了，我只能部分的认同。要是史料派看了，则会完全不认同。
关于徐志摩和张幼仪，一般人都会把同情的天平倾向张幼仪，很少有人知道徐志摩有无法提及的苦衷，倒是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知道底细，在这件事上一直站在徐志摩的一边。细翻徐志摩全集，会发现有首诗与徐的其他诗作风格大相径庭，题目大概是《这可恨的忠孝礼义》，徐张迷局的答案，便在其中。
1948年，梅贻琦也面临是走还是留的选择，听前辈讲，当时周恩来专门托人带话给梅先生：梅先生可以不走，他没有伤害过我们GCD，还帮助过我们。梅贻琦说，我必须走，走还可以做事，不走，就成了傀儡。后来梅先生在台湾创办了清华，而在此岸的清华大学，风雨飘摇，传统中断。
钱穆去台湾前，有人问他：钱先生，您为什么要走？钱穆说：你没看到墙上贴的告示？文字里透着一股杀伐之气。一年之后的种运动，验证了钱先生的判断，大史学家往往能见微知著。而如今微博之上，有杀阀气的文字甚多，与他们所批判的，其实如出一辄。这更让我觉得只有改良是正途，而革命是改良的反动
《史纪》没法跟《通鉴》比。都是被鲁迅忽悠了。
顾颉刚说：让我呵斥一个仆人，就像让我崇拜一个一样困难。我也是如此。平生不崇拜人，所以没有偶像，但是榜样一直在心中。顾颉刚先生，便是我的榜样之一，近代治史者如顾先生者，真如羚羊挂角。
近人写近人的文章，最喜欢的是温宁源先生用英文写同侪的文章，后来温先生的学生钱钟书把老师的文章翻译成中文，书名译为《不够知己》，在我看来，这是近代以来最传神的译笔。
就像长期以来我们说到闻一多，想起的多是他的战士形象，当说到卞之琳的时候，第一时间都是想到《断章》。其实卞之琳也有战士的一面，下面的话可作为佐证：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血说了话。专帮凶，专堵人嘴，专掩人耳目的报纸也终于露出了血渍。死难者的血债也正是流氓政治的伤痕。
毛去世，有人梁漱溟什么感受，梁漱溟落寞地说：我很寂寞。能有资格如此说的人，确实唯有梁漱溟一人。
义宁陈氏，自陈宝箴以下，皆有孤愤之气，散原老人陈三立有诗云：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寅恪有诗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看夕阳。一看就知道是父子俩写的。
越是人到中年，这个景象就越清晰具体：一九一八年旧历十月四日，梁济收拾东西去积水潭临湖小阁，临别前，他与儿子梁漱溟有段对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想，还是应该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吧。梁济叹息：能好就好啊。然后，梁济绝然投水赴死。我常想，中年之后的梁漱溟，是否还像原来那么认为？
少年时努力，是希望自己能有一种自由的生活。人到中年，常常想我辈此生已是不过如次，之所以还不敢懈怠，是希望下一代的生活，不再如我辈这样卑微。
为什么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想当官，因为当官不意味着承担责任，而是意味着当官的责任可以由别人承担。回想每次一次重大事故，莫不如此。
教育大国怎么变成教育强国？不是不明白，而是装胡涂。管的过死，是工具教育不是人的教育，这种思路不改变，成为教育强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关于知识分子是否该是社会的良心，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不过，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职是对知识的建构，而不该是意识形态的附庸。至于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每一分子应有之义的职责。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一点，我始终坚信不疑。
模仿有两种，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而行之也是模仿。今天大多数人看似秉承自由主义，其实摆脱不掉的恰是D思维。正是这种道理
道德这东西，用于要求自己的时候，无限美好；用来要求别人甚至逼迫别人的时候，是杀人尖刀。
儒家文化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践行的文化。不了解这一点，很容易把一切脏水泼在儒家文化上
总为他人考虑，容易失去自己，总为自己考虑，容易失去他人。凡事皆有度，平衡最重要。
惺惺相惜：黄永厚先生读王学泰自述，以国士誉之。或曰：有一次三联书店开会，你与王学泰先生就坐对面。我以为你们认识。刚才在王学泰先生家中说及此事，王先生说：当时我坐黄老对面，看他顾视群雄的样子，不好意思上去说话，怕人说我攀附大人物。
因为有点小事情要去叨扰张思之先生，给张老打电话，张老说：你什么时候来？我说下午吧。张老说：你什么时候来都行，尽量不要下午来，天气太热了。每次聚会，开始时张老总是第一个站在门口为大家开门，结束后，他又总是把着门让大家走完才最后走。大家风范，如斯也。
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张惠言的词，我书房的名字吾庐便是取其意。张词人还有一名句：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名字，便是出自此典。
真正的保守主义，不应该仅仅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要懂得”己所欲，勿施于人“。
说到底，人是一个利益体。但中国主流思想经宋儒改造之后成为耻谈利的传统，利益之争常常借道义之争来表达，造成自宋至今利益无表达渠道，道义被扭曲的情况。只不过，今日尤甚。
要洞悉一个人的内心，可以看他的言辞。凡言辞里有暴戾之气者，不管其目标多伟大，都不可不警惕，尤其不可不警惕者是那些长篇大论确又让人不知所云的人。
我们常常向当政者要制度，以为制度可以给我们自由。我们不知道其实自由在心里，如果我们内心的自由已经死亡的话，什么也给予不了我们。
工具理性并非总是一无是处，只是需要与价值理性相调和。
民主不是好制度，但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最不坏的制度，判断一种制度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人们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