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追求：构建学术互动平台
罗必良
《经济研究》之于我来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我可以算作是“老读者”，因为从我进入大学开始，她就是我的必读刊物，随后她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涯。另一方面，我只能算作是一个“新作者”，因为在该刊发表论文是近些年的事情了。当然，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一个参与者，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如果说《经济研究》刊发的论文能够让学界感受到她作为我国经济理论顶尖刊物的思想性、前沿性与权威性的话，那也只是体现了《经济研究》所具有的一个特质：理论品格与“标杆价值”。而我所亲历的两件事，则让我感受到《经济研究》的另外一面：她的重大转型，即从单纯的搭建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论文传递通道”，转向构建编者—作者—评论人之间的“学术互动平台”，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该刊的新使命、新追求与自我超越。
第一件事与书评有关。众所周知，《经济研究》发表过不少的书评，但与很多刊物那种广告式或推销式的“评论”不同，近些年来《经济研究》刊发的书评，表达着新的更为重要的学术导向。她不仅主张批评、碰撞与思想深化，更关注于知识生产、知识交易及学科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批评家”著称的张曙光教授在《经济研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书评，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互动及“溢出效应”。
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出版了“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第一批），其中包括我的以“产权、合约与农业发展”为主题的《罗必良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张曙光老师与我是忘年交，我们在产权和合约理论等领域有着长期的讨论与交流。与以往一样，拙作出版后我当然要请他批评指正。没想到他从头到尾阅读了书中全部的12篇文章，而且还写出了洋洋万言的长篇书评。更没想到的是，《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用5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其评论的核心部分。
张教授在评论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经济研究》编辑部的重视。
据笔者涉猎，关于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以往的讨论大多分布于两端：一是采取宏观叙事方式，集中于道路、模式之类的战略研究；二是采取就事论事方式，从事具体经验的讨论和对策研究。与此不同，罗必良的研究虽直面经验现实，却侧重于机理层面的逻辑解释。尽管近几年来从产权制度方面讨论中国农业发展的文献大增，但产权如何作用，并未深入讨论。产权经济学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产权界定，二是产权实施。由于彻底明晰的产权界定是不可能的，因此产权实施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注产权实施，必然关注合约安排。所以，读完《罗著》 （《罗必良自选集》——编著注），不仅能够发现一个贯彻始终的逻辑线索——“产权—合约—农业发展”，而且能够了解作者的理论创造。
在该书评发表之前，我接到了编辑部资深编辑唐寿宁教授的电话。他说：张教授的书评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提醒；中国农经学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提高农经研究的理论层次及其思想性，应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起合作搭建一个平台，来共同推进和诱导农经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于是，与《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我马上查阅了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第一，2011年至2016年10月，《经济研究》发表的有关农业经济领域的论文只有30余篇，这意味着农业经济学界在顶级刊物占有的“市场份额”是十分有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经济研究在理论与思想层次上的不足与欠缺。第二，《经济研究》已经与经济学的多个学科板块或分支构建了多样化且系列化的学术论坛，其中有些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多届。这些论坛的共同特点是聚焦学术前沿、关注中国实践、强调研究规范、注重理论创新。无疑，农经学界也急需一个这样的学术平台。
尽管农经学科已经有了多个学术论坛，对于推进研究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重要的专业期刊也发挥了重要的平台功能，但就学术思想而言，大多局限于“圈内”的交流与互动，其开放性以及与整个经济学阵营的对话则相对有限。另外，由我领衔的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被华南农业大学定位为农业经济的“学术研究特区”，也迫切需要对接主流渠道。“大河有水小河满”，显然，能够与《经济研究》进行深度合作并将之转化为农经学科发展的“内生激励”，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我们有一个判断，即现代经济学呈现的主流方向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越来越重视情景依赖问题。特殊现象与特定环境条件，有可能拓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已步入化蛹成蝶的蜕变阶段，一个既能够坚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又可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流派，呼之欲出。中国特殊性所表达的对象特殊性，极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论的话语权。同样，应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的特殊性所隐含的经济学意义。农业经济是理论创新的沃土。舒尔茨基于对传统小农的研究，提出了“穷而有效率”的命题以及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刘易斯关于农业人口流动所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张五常对佃农问题的研究而诱导了契约理论的枝繁叶茂。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素材与案例，大大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并成为理论创新的天然实验田。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农情，决定着中国农业经济学应该能够做出特殊的理论贡献。
我相信，与《经济研究》共同构建学术互动平台，必将推进农业经济研究的“范式转换”。
万事开头难。经过一次又一次与《经济研究》杂志社的张永山社长、郑红亮副主编以及唐寿宁教授讨论商议，我们将论坛的宗旨定位为“跟踪前沿、引领学术、直面现实、创新理论”，其基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引，结合经济学的国际前沿，追踪中国“三农”发展现实，探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问题、新领域与新方向。
合作是高效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作为联合发起人举办“首届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的征文通知，就在《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刊出。尽管发布时间仓促，但反响热烈。在随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应征论文182篇，足见农经学界对这一平台表示出的热情与响应。2017年4月22日至23日，以“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经验、启示与展望”为主题的首届论坛，在广州召开。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决定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第二届论坛的主办单位。为了开好第二届论坛，同时也为今后的年度会议提供“规范”，三家发起单位专门聚会北京进行商议，形成的基本共识是：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愈益规范，方法更加先进，尤其是计量方法的使用与国际前沿更加接轨，选题与中国实际密切契合，体现了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性。但在思想性和创新性方面，尚需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建立在良好的理论构架基础之上，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学理性的实证研究，更是需要强化。
于是，在2018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论坛上，就有了新的运作：不仅要广泛征集中国农经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严格控制入选论文数量以代表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而且要打造编辑部、潜力作者、评论人三方现场互动的交流平台，通过成果的交流、讨论以及会后的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优秀成果直接进入《经济研究》匿名评审流程的“绿色通道”。
学术生命在于交流，而互动能够激励创新，进而推进知识深化与扩展。我个人以为，由《经济研究》所倡导的“建制化”的学术互动平台，不仅有助于学术成果市场与知识市场的生成，而且也有助于作者市场的细分与学术声誉机制的构建。《经济研究》联合举办了多个论坛，比如“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国法经济学论坛”“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中国金融与投资论坛”等，它们不仅培育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学术才俊，更是形成了极具导向性和影响力的学术互动品牌。我相信，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必将成为助推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高层平台。这既是《经济研究》对农经界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