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跨区域合作是非洲国家谋求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优先议程,也是域外国家拓展其在非洲利益和影响力的重要抓手。非洲国家希望通过跨区域合作来突破国家发展瓶颈,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遇,并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动力。在大国竞争、能源转型和供应链安全等因素驱动下,域外国家正加大对非洲重点国家、关键资源和战略走廊的关注和投入。内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提升了当前非洲跨区域合作的战略重要性。
跨区域合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它在本文中特指基础设施方面的跨国跨区域合作。狭义的基础设施合作仅限于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单一目标,而广义的基础设施合作是指以基础设施为载体来驱动国家间或区域性的合作。后者已超越项目开发的概念,形式上涉及沿线开发、经贸往来、地区产供链、普惠发展、和平安全等更多元的合作,理念上则表现为基础设施开发衍生的新发展理念和发展生态。例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基于空间发展倡议开展的经济走廊合作实践,以马普托发展走廊为代表的早期实践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和非洲洲际互联互通项目的经验来源。 非盟和非洲国家如此重视发展走廊建设的主要驱动因素正是跨区域合作理念。
非洲跨区域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合作。与地区一体化理念驱动下自上而下构建制度、规则和标准的过程相比,跨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这一特点根源于非洲不同地区和国家间开展合作的实际需求,通过开展功能性合作,促进国家间的协调合作,为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创造条件。相较早期对欧盟一体化的效仿,尤其是对其机制的模仿,功能主义合作被视为当下非洲推动自身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也被视为整个非洲的优先议程。发展基础设施是非洲国家的普遍需求,其重要性也得到普遍认同。而且,由于基础设施合作涉及的利益划分更明确,各国需让渡的主权更少,因而国家间在该领域的合作更容易实现。 总体而言,互联互通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投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形成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结构互补,进而提升非洲整体的竞争力。同时,国家间依存关系的增强也将提升政治互信,减少对抗和冲突,最终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非洲跨区域合作的类型比较多元。从地域范围看,可分为洲际、地区和跨境联通项目。洲际联通项目主要有非盟《2063年议程》的旗舰项目、PIDA的项目以及其他洲际倡议项目,如泛非高速铁路网、单一航空市场、单一数字市场、非洲大陆电力系统总体规划等;地区联通项目有东非电力池、南部非洲电力池、地区互联互通(发展走廊)等;跨国(境)项目有马格里布高速公路、东非多条标准轨距铁路、中央走廊标准轨距铁路等。从领域看,涉及交通、能源、电力、水资源等。从参与主体看,有非盟及非洲国际组织、地区经济共同体、相邻国家等。总体上,非洲大部分洲际、地区和跨境项目是重叠的,即重要的跨境项目往往是洲际规划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盟《2063年议程》的旗舰项目和PIDA的优先项目通常先从跨境项目起步。例如,PIDA第一期优先行动计划(PAP I)包括51个跨境计划,分为433个单独项目,涉及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及跨境水资源领域,涵盖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坦桑尼亚中央走廊铁路等交通项目。
自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后,地区一体化一直是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核心战略,而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则是地区一体化的优先议程。2002年,非洲统一组织重组为非盟,非盟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启动一项洲际层面的综合计划,旨在加强非洲大陆在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跨境水资源上的联通,该计划制定了短期行动计划(STAP),并提出制定中长期战略框架(MLTSF)。MLTSF最终于2012年发展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并在当年的非盟峰会上获得通过,旨在从2012年到2040年推进区域和非洲大陆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目标是通过改善地区联通、促进贸易、刺激增长和创造就业来推动非洲一体化。2015年,非盟《2063年议程》再次强调地区一体化是非洲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愿景2”特别强调非洲需要发展世界级基础设施,并将“联通非洲”作为《2063年议程》的旗舰计划,聚焦交通、能源和信息通信的联通,提出了一系列旗舰项目,包括综合高速铁路网络、大因加水坝项目、建立单一非洲航空运输市场、泛非电子网络等。过去十年,PIDA一直是变革的催化剂,促进了区域一体化,提高了非洲的竞争力,并释放了非洲的巨大潜力。通过对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跨境水资源领域有针对性的投资,PIDA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减贫创造了有利环境。
深化和优化跨区域合作是当前非盟和非洲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自2020年以来,由能源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的全球发展转型,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与全球竞争等因素,正给非洲带来深刻影响。如何把握和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为推动非洲一体化和地区合作加速的关键议题。当前,非洲正加快推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落实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计划,积极推动落实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地区联通项目,以促进非洲发展转型。由此,跨区域合作成为一个主要着力点。PIDA提出“协同式走廊”或2.0版本的经济走廊范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跨境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效率和协同作用。有效的区域走廊网络将确保非洲进一步一体化,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加强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
非洲跨区域合作的进展较以往有所加快。为了推进非洲跨区域合作规划和项目的实施,非盟和非洲国家积极提升自身的筹资能力。在洲际层面,非盟提出了建立非洲多边金融机制等重要倡议,并且非盟还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Alliance for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AGIA)。 在国家层面,非洲国家则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等方式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据估计,来自非洲国家内部(公共或私人)的融资占PIDA总资金的份额将在2030年增长到三分之二,2040年将达到75%。 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等国积极推进洛比托走廊建设,致力于将本国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机遇。洛比托走廊有望使南部非洲成为全球关键矿产供应者,并将为非洲经济发展创立一个新模式。 据统计,各方就洛比托走廊及相关项目已经签订了多项合作备忘录,涉及交通运输、关键矿产、新能源、农业、国际融资等。例如,洛比托大西洋铁路公司特许协议,欧盟、美国、刚果(金)、赞比亚、安哥拉、非洲开发银行(ADB)和非洲金融公司(AFC)签署的铁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安哥拉、刚果(金)和赞比亚签署的洛比托走廊过境运输便利化机构协议,美国—刚果(金)—赞比亚电池产业链项目等。2023年12月23日,首批铜精矿货物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卡莫阿-卡库拉矿通过铁路运抵安哥拉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港,于2023年12月31日抵达,这是该项目运营的一个里程碑。2024年8月,来自刚果(金)的首批铜矿产品开始通过洛比托大西洋铁路公司运往美国。
(三)大国围绕非洲跨区域合作的竞争
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便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搭建起崭新平台,为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饱受质疑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提供了新的替代方式,贡献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中非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使中非合作论坛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深入推进,中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已超出传统双边合作的范畴,正带来广泛的地区性和社会性影响。
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作出的贡献确立了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和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参与非洲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合作理念和框架,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间合作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这一倡议还为非洲基础设施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对于增强非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和推动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通过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非洲国家连接起来,形成循环经济区,促进互联互通,加强经济联系,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作为非洲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者,中国在能源、运输和制造业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促进了非洲贸易量和对外贸易地理结构的转变。中国在非洲建立的产业园区已经成为跨国投资网络的重要枢纽,为其他国家对非洲投资提供了平台,在推动非洲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应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逐步上升,同时强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优势,美西方国家一直在探索新的对非发展合作模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强调与中国展开模式竞争,提出将向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着重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重组,强化在融资领域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在拜登政府时期,有别于传统的对非援助和发展合作,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关键矿产供应链等构成了美欧国家对非战略的重要议程。 跨区域合作由此成为实现美欧战略目标的新的重要抓手。欧美国家利用“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 GG)计划、“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Transition Partnership,JETP)、“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等,推进新的对非战略。
美欧正将跨区域合作视为强化与中国等国在非洲展开竞争的重要手段。就参与非洲地区一体化、经济走廊战略等相关议程而言,美欧国家在理念、标准、政策设计和规则制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为此,一方面,美欧国家正尝试利用新倡议来向非洲推广新模式、规范和标准,如七国集团支持非洲联盟和经合组织合作启动非洲虚拟投资平台(African Virtual Investment Platform),以此来加强对非洲投资的信息共享、提高透明度和公共政策协调。 另一方面,美欧国家不断夸大国际对非合作中的模式差异,强调其合作模式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更好的选择”,以达到矮化中非合作模式的目的。
非洲发展走廊上的竞争是当前大国在非洲进行战略竞争的突出表现。近年来,发展走廊(尤其是战略走廊)成为美欧对非战略的重点方向。欧盟在“全球门户”计划下制定非洲-欧洲投资计划,支持建立战略性、可持续和安全的交通走廊,通过建立协调监管框架来发展多国基础设施,为此已确定11条与非洲优先行动计划相一致的战略走廊。2022年,七国集团宣布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经济走廊建设被确定为重点投资方向。在2023年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表示将支持非洲建设首个开放式洲际铁路网,在新能源、非洲数据中心(非洲最大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加大投入。2024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普利亚峰会上发表公报,表示“将进一步推进七国集团PGII具体倡议、旗舰项目和补充举措的落实,以发展具有变革意义的经济走廊,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如深化对洛比托走廊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协调和融资”。 洛比托走廊是历次七国集团峰会关注的重点。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人员发文称,洛比托走廊代表着美国正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参与非洲的发展。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相关研究指出,经济走廊战略使美欧在非洲经贸议题上有了真正的抓手,是美西方强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战略竞争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