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功名社会中，改革开放39年来，企业家的崛起和出现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情。
1978年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今天1600万的规模以上私营企业主、4500万的个体工商户，加上一起几乎等于法国人口，而且比韩国人口还要多。所有的物质变化都比不上人的自我解放。
刘东华用“正和岛”这个名字来定义他的新视野。这五年来，很多朋友都对我说，我是岛邻、岛亲，大家出现了一次在东华兄领导下的身份的自我认定。
阿玛蒂亚森说“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你是谁”，他写过《身份的焦虑》，我觉得东华兄通过正和岛五年的实践，在中国上千万企业家里面筛选和呼唤、拥抱出了这么几万个企业家，他们形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
今天我谈谈我对创变、变化的看法。
我曾经是一个“变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有时候想想，我跟100年前搞“五四运动”的那拨人非常像，要砸烂一个旧世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坏的、都是错误的。所以对变化的拥抱和追求，甚至对年轻人的献媚，很可能是我们这代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跑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跟猴子一样，总有一根尾巴在后面。这根尾巴可以说是旧机制，也可以说是集体主义的旧的价值观。所以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是未来，对于所有的变化，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拥抱。
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到商业世界的，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温州做调查研究，一直20多年干到今天。所以20多年来，我是在不断地面对变化。同时我觉得这20多年来，我对变化的理解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怎么理解“创变”、变化这件事情。变化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讲几个跟变化有关的小故事。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领导的指示去温州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傲江边圈了一块地，把它定名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城，他自己画了一张地图，拿了这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给你一块儿地允许你建一间房子，当然你要给我地皮的钱，还有修路的钱。
我去调查的时候，他已经把2000多人忽悠到里面了，非常热闹。九十年代初，重庆火锅已经开始卖到全中国来了，所以温州人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做重庆火锅，已经是全中国最大的搞铜皮火锅的地方了。
我那时候是在新华社写内参的，我之所以去做调研，是因为有人举报他，说这个兄弟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违法的。我去看了之后发现果然从土地的审批到城市的规划、房屋的出售、工商注册……十件事儿有八件事儿都是违法的。
我调查完了以后，第二天得走，晚上他请我吃饭，我们俩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内参写完以后，这个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
我当时说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投机倒把是最快的，早期的实体企业发展是最多的，全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是在温州搞起来的，他圈那块儿地就解决了一件事儿，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那些个体工商户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的生产。
所以我回去写内参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但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把他那句话也写到里面去了。这个事儿是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批示的，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再后来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2008年温州搞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这个人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被选为第二名。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的，我刚刚写完《腾讯传》，我对互联网有了很多新的理解。互联网是从边缘开始起来的，起初每个人都看不起它。慢慢地到了2008年，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说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个信息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任何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扎克伯格上上个月生日的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说Facebook的理想是让这个世界变成统一的社区。
我在几年前听到这些话也是热血沸腾的，可能今天很多朋友听到我刚才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是热血沸腾。但是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人曾经把这个世界的山川大河全部抹平，用一种意识形态、用一种权利来统治这个世界呢？两类人：第一类人：宗教领袖。第二类人：政治家。现在有一类叫互联网家。
宗教家没有实现，政治家也没有实现，互联网家会实现吗？如果互联网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扎克伯格所说的全世界是一个社区的话，那各位你想，我们背后就站着一个老大哥，人类的多样性在哪里，人类对自我追求的冲突性在哪里。
我在北京来采访去哪儿网的领导，叫庄辰超，我去见他的时候，去哪儿还没有被携程收掉。他跟我讲，你知道吗？中国在线旅游行业会有1万亿的规模，我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可以占到80%的市场份额。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10000亿中的8000亿，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吃，那个时候的世界会是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一件事情，有一户人家会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会掌握这个行业的定价权。第二件事儿是，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去哪里了？会造成一些人的失业。第三件事儿，那么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你这个统治中国在线旅游市场80%份额的公司在哪里注册？北京、上海、深圳？那么这个城市的地方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那你说世界是平的吗？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露出了另外一面。比如说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攫取利润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联网长得并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80多岁，我在上海陪了他3个多月，写了一本《吴敬琏传》。我问他说你是一九五几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的。他说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只要把绳子解开，让手脚舒展开来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因为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1998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要感谢朱镕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中国加入WTO了。
吴老说我们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来了，现在不但解开来了，我们还加入全球化了，中国的法律即将跟国际的商业法律全部接轨。内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外部又来了一批文明人。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今天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倒退。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我最近在写企业史，2000年时，那么多老板聚在一起，有哪个人会讨论移民的事儿？移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开始的。
我到今天已经由相信变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慢慢开始变成了变化的理性主义者。伴随着我个人对“变化”认识的改变，其实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当年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已经不是那些当年洗脚上田的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后，那个田是一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让你违反的时候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理念去经商的话，他是会被抓起来的。
所以，到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我请吴老写一个题记，吴老写说“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词儿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说要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吴老说有法制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企业家必须要试错、犯错误，要有人去付出、牺牲。要改善我们企业的面貌，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个好东西是不会自己发生的。
中午的时候，东华兄开了一个小型的闭门会，讨论“关于企业家精神”。这个事情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大学的商学院或者说哲学系的老师们做的。但是今天来到现场的很多都是企业家朋友，有很多企业家朋友表态，我愿意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跟我们这个阶层有关的一件事情。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有怎样的价值观、你有怎样的愿景，这些东西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除了掉刀子什么都不会掉。所以，所有的变化都要去努力争取。
第三件事儿，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坏。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就特别高兴。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价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个人站在地上都有一个阴影，各有各的坏。所以今天有很多60后、70后朋友们，跟我是一代人，我们也没有必要献媚那些年轻人。
我是1993年开始写专栏的，我现在每个礼拜还得写一篇专栏。有些朋友是我吴晓波频道的用户，你去看我的频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把我现在写的专栏和十多年前写的专栏比较一下，会发觉我在谈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创作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变了。80后、90后的语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愿意变。我觉得坚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写作的优美，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文章变得那么口水话呢？你看得懂、认真看。我在这个行业27年了，你不愿意看，快点儿走。中国是一个有圈层的社会。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中国这个国家好在于五世同堂，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他的，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刚才陈总讲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你90后牛吗？你先给我活到70岁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现在更愿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些变化。
我最近在写书：《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的30年，叫做激荡。为什么很容易形容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创世记，从零到一跑过来的都是英雄，没跑过来的都是狗熊。现在从1到N我怎么来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呢？有没有一个词汇。
上个月在杭州举办互联网+大会，北大的周其仁老师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周老师，如果让你定义刚刚过去的10年，你会用什么词？周老师当过猎人、当过农民，他不是一个从书房到书房的书呆子。周老师想了两秒钟就跟我说“水大鱼大”。
这个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我们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我们的货币总量都大了三倍了。水大鱼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惧。
水大了以后这里面的鱼就变大了，出现了鲸鱼、鲨鱼、深海鱼，这里面出现了水与水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间、有钱的企业家和门口站队的那些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各大阶层的矛盾空前激化。
鱼大了，小鱼变成大鱼，鱼本身面临转型升级，鱼和鱼之间（行业之间）出现了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银行，第一名是中国工商银行、第二名中国农业银行、第三名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名中国银行、第五名花旗银行、第六名汇丰银行。你去采访六大银行，你们问他未来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敌人一定不在这个名单上，他们的敌人很可能是那个杭州人。鱼的跨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周老师讲得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要创变呢？就是因为你原来的东西都是错的，你原来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它流得越快。所以必须要面临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水大鱼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景象。
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我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资产，是你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物质。所以今天我们参加完正和岛大会以后，出了门响应东华兄的号召要去创变的时候，已经不能像当年傻小子一样什么都没有，那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社会了，我们要会妥协。
所以，我觉得创变的意义在今天可能跟原来理解的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年我跑得最多的是传统企业，我们两年前做过一个活动叫做“转型之战”，那时候刚刚提出企业转型升级这个概念，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开的，有1000人的规模。6月初我们在上海开了第七次转型之战，大概有六七千个人参加过我们的课，全部都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
这波是正在面临巨大自身变革和变化的一代人，这个时候变已经不能乱变了。因为我们都是有资产的人，我们都是有产阶级。所以今天面向未来的变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做文化产业的，我自己有做企业、基金）我有三个关键词跟大家做分享：
关键词一：归零。
我们每个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儿，过去30年来走到今天，企业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来可能都会变成负资产。要以一种归零的心态来干这件事儿。
关键词二：不适。
保持不适感，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人死掉之前大概是什么样的。说人死了以后是非常舒服的，就躺在那儿觉得天上飘过一朵云，云上面有一个天使就把你接走了。我听完他那段话之后常常警告自己，就是如果我觉得我那时候很舒服、很舒坦的时候，可能就是天使要接我的时候了（要死的时候了）。
做企业每天都要有一种不适感，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跑得比我快，总觉得有一种更好的模式。
我写《腾讯传》用了八个字“小步迭代、试错快跑”，这是互联网的精神。就是用一种实时应对变化的心态，去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在面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同时把我们的企业也变得非常地不确定。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型组织。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性组织，其实都是一个面对不适性的企业的自我应对能力。
关键词三：必死。
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拥抱这个创变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变化是会让我们死的。今天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年轻人创业（97%的死亡率），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心去改革。
归零不是必死，我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未来的一种姿态和一种心态。
我并不认为过去的10年我过得非常愉快，其实我过得非常纠结，而且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转型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慢一点。但是，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一些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最后用尼采的这句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无论这个时代怎样，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上克服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