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性的离世,在近日刺痛了大众——26岁的青年演员徐某患癌离世,28岁的农妇杨某终结自己和4个孩子的生命。(识局君注1:演员徐某是家中七个小孩的老三,一直打拼存钱,给家里买了新房。日前因患急性淋巴癌、肺部严重感染去世。
识局君注2:在对杨某的这场关注中,其实有一个人们在巨大震惊下主动或被动忽略掉的事实,那就是杀人是犯罪的,是法律所不容的。很理解大家跳过了这个层面,从不同角度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但这一点仍然值得被指出。)
几日来关注相关消息,越看越沉痛,既是因为我和这两位女性的年纪相当,也因为两场悲剧的共同点——她们的家庭都带着超生因素、都陷于贫困或改变贫困中的重压。这些我也曾经经历过的压力环境。一个作为母亲,一个作为女儿,为什么想将这两位女性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痛感吧,看似可以归罪于贫穷和生育,但捆缚她们的更是出路的狭窄,家庭的重压,和与之伴随的疲惫或绝望。在有些人的人生道路上,缺乏爱,缺乏自由,和可以腾挪选择的余地。杨某的故事在近日被议论得很多,为什么一个母亲,在自己选择赴死前,要亲手带上四个年幼的孩子?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信息被披露,大致勾勒出其生前最后几年的形象——一个经济条件糟糕、接连生育、疲于照顾几个年纪相近的孩子的母亲。据说她平时很少给自己买东西,去集市也是多给孩子和家里买日用品。这种情形下,生活应该并不开心。乡村社会是熟人网络,谁家过得怎么样,藏掖不住,是要摊在面上比长短的。有报道说,因为村里人都盖了新房,而她家没有,杨某感觉“抬不起头”。如果再加上孩子多,经济压力骤增呢?我试图理解杨某,就像理解小时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是在很年轻的岁月里,一连几胎生育了我们。家庭庞大,加上父亲并不知如何进取,她长期处于争强逞能的紧绷状态中。这种压力,不止是物质的捉襟见肘,还要时常对抗旁人的目光——对于我的家庭,乡人既怀体恤感情,又不时泄露出狡黠的恶意,为什么?大家都只生一个两个了,就你们生这么多!你们成为弱者,陷入这种困苦的境遇,是自找的。即使幼年懵懂,也可以浅显地感受这种潜隐的“屈辱感”,在亲戚邻人嘴里,我们的名字,是用简单的排行数字来取代的。名字被剥夺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感觉。有人质疑,父母一辈都是多兄弟姐妹啊。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即使在农村乡间,养儿成本和精力花费已经不如旧时了,现在还可能天生天养,就把一群孩子养大了吗?事发后,心理学家武志红在微博上推断,杨某可能有心理疾病。而下面的网友评论可以一窥民间心态——“穷还生这么多”、“只生一个不信还这么穷”。家里让她招赘,贫和贫结合,这俩夫妻混沌婚嫁,接连生育,在越滚越大的贫困中,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汪泥潭。我外婆说,我母亲在还是她的小女儿时,受尽宠爱,怎么也没想到她后来可以这样扛起生活的重担。但是外婆也同样很惊奇,在养儿压力之下,母亲的脾气也慢慢变得暴戾,常对孩子打骂或恶语。即使年岁渐长,我们已经和成长过程的伤害握手言和,但一些隐痛仍然如倒刺扎心。亲戚说,杨某在闲聊时劝她,别那么早结婚,结婚了就受苦。什么苦?为生计愁,为子女忧,摇晃的尊严,还是无尽的孤单?我们不知道,一个绷紧的母亲会在什么时候失控。如果受过穷,曾经“抬不起头”,这根刺从小扎在心里,贫寒子弟在成长岁月中会抱着什么奔头?是争口气,把头抬起来。 徐某是一个苦孩子,独自带着三百块钱来北京闯荡,打拼,像供血一样,把辛劳所得源源不断地输送回原生家庭。有人说她是愚孝,但她留下的文字和旁人的描述中,她是甘于奉献的,能帮扶原生家庭,她自得又骄傲。像她一样,在上大学离家后,我也有过几番歇斯底里嚎啕大哭的遭遇,每次都是在接到家乡来电后。遥远的电波在提醒我,父母的艰辛、成长的隐痛和整个家庭还没有彻底改善的贫弱的现实。这是书本、理想和诗酒年华之外的另一重现实,当你的脚穿行浮华城市时,这片阴云会跳上心间。如此出生背景的姑娘,有可能自己独好,对远在故乡庞大的家庭、着急的生计视而不见吗?对于徐某的善良,我哀其不幸。但作为女性主义思想的拥趸,这个姑娘又让人怒其不争。她所做的,超过了自己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这个姑娘,带着一种向家庭献祭的自我感动,越来越沉陷于将自己工具化的境地。徐某是老三。在多孩家庭,尤其是这种为了生得男儿不停造人,可想就重男轻女的家庭,排行中间的女孩常被忽视。爱的缺失,让徐某对家庭过度回报,出于一份证明自己的满足感——自己有能力,对家庭至关重要,能帮助父母为家庭中心、独苗男孩做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徐某有多孤单啊,她用一种无私的奉献感,填补着心里的情感空洞。有评论说,徐某的悲剧是一场家庭互助吸血的悲剧,她的原生家庭像水蛭一样吸干了她的血。而人情难断,又因为徐某出自心甘情愿,旁人又是不好判断其间是甘是苦。我想到另一个故事人物。四川农民何洪,从1995年到2012年生了11个孩子,为什么“越穷越生”?何洪说“存钱不如存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再带带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这种落后于时代,悖于社会发展形势的短视,很可能会不断地制造叹息。等不到有出息,改变命运,抬起头,这样的家庭和其中的个体,可能就已经被超生之贫拖垮了。其中的女性呢?如果陷于悲境,可能是两种境遇——婚嫁之痛,如杨某;家庭负累和个人发展的撕扯,如徐某。发生在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的惨剧,往往能在社会引发大范围的关注。讨论的靶心很多:制度不义,治理不善,社会不公。但这两个女人的死,能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是,在我们日异的生活、趋新的观念之下隐藏着的陋习的幽灵。当惨剧曝光,才发现这些女人其实一直存在,它们是光亮背后的阴影。 贫穷一定会囚困女性吗?其实不然。但如果生路和选择更少,她们则可能被陈腐习俗,被疲惫的生活压着喘息不止。世人也不明白,“温柔”、“贤良”、“驯顺”的杨某,为何会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辞世? 我想起看过的一部电影《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故事说的是温顺开朗、任劳任怨的农妇金福南,挥刀砍杀了全村村民和来造访的童年玩伴。她为什么举起刀?因为在传统的村庄社会里,男尊女卑,甚至年长女性欺侮年轻女性的风气长期压制奴役着她。因为她的生活缺乏爱意和自由,自私冷漠的童年挚友到来,血淋淋地揭开了她的生活真相。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她杀了全村坐船走出海岛时,她不知道能走向哪里,这是一种痛彻人心的绝望。 而在杨某这场悲剧里,在面对奶奶要把大娃留下的希望时,杨某说,拉到18岁(她)也是嫁人,你拉也是白拉。是否可解读成,杨某觉得未来女儿的生活也是没有出路的。
在死前,杨某和奶奶说“把我逼得……你骗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徐某写到,“这26年来我好像从来没过自己活过……在我得知得了癌症后居然有一丝的轻松……我感觉我要解脱了……”
杨某最远只去过了家旁边的镇,徐某走得很远,但她们其实都没有走入新的天地。面对这两个故事时,我感到一丝侥幸,因为有机会接受了教育,握住了自己的命运,我可以越走越远,可以远离沉痼的陋习,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扶我的原生家庭,而不必担忧会重走母亲一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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