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世界动荡、国际秩序变革形势之下，“全球南方”崛起并日渐成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新兴供给者。“全球南方”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其所倡导的安全合作理念及在多个层面所开展的安全合作实践。在“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中，“安全”同时囊括国家、地区、国际（全球）安全，三者呈三位一体之态。国内稳定与发展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而非域外大国的介入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方式；合作安全而非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是实现国际安全、通往国际和平的主要路径。这一安全理念是内在推力与外在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进一步塑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地区及全球层面的安全合作实践。不同层次和形式的安全合作实践宗旨不同，但又都统一并回归于“全球南方”的安全理念。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及有影响力的主要大国，有必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以推动“全球南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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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 安全合作 公共产品 全球安全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陈明霞，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1955年4月18～22日，来自亚非两洲的29个国家在印尼万隆召开首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讨论了经济合作、反殖反帝、主权独立及世界和平等问题，通过了联合公报，发表了联合宣言。万隆会议正式拉开了南南合作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广大亚非国家崛起并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其后，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及“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亚非拉国家的联合与崛起进程缓缓推进，并以“第三世界”的身份跻身于美苏两极之间。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倒塌，“第三世界”的身份逐步淡化并最终退场，“发展中国家”则成了亚非拉国家的显著集体身份。随着“一超多强”格局的确立及“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加速推进各自地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全球层面南南合作的新途径，“南方”与“南方国家”成了这一时期亚非拉国家的典型代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遭遇重创，广大亚非拉国家却迎来了群体性崛起，成为一支与“全球北方”分庭抗礼的重要国际力量——“全球南方”。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或许意味着后冷战时代宣告终结、“后后冷战时代”拉开帷幕，世界政治也由冷战后的稳定发展期逐步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世界愈发动荡、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背景之下，“全球南方”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和超越，即其开始在国际安全领域实现崛起并推进合作。
回顾过去70年来，“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形势及国际秩序的发展动态密切相关。放眼当下，“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崛起与合作也同样既表现为动荡世界中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结果，又同时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注入了新动力。关注“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安全合作，可为理解当下国际秩序变革的内涵、把握将来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提供一定的启示。为此，本文透过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治理困境的背景，分析“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所扮演的“新”角色，以期解读中国这一“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如何推动与引导“全球南方”的安全合作。
随着世界逐渐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安全形势不断呈现新特点，国际安全治理困境也日益加深。这样的全球安全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安全格局的调整，加速了一些国际力量的衰落，也助推了一些国际力量的崛起。
（一）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展开，相互叠加激荡，深刻影响着个人、国家等各类行为体的行动与互动方式。作为国家行动和互动的场域，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深受“大变局”的影响。从大国竞争到阵营对抗，再到地区冲突乃至国家动乱，皆可谓“大变局”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共同塑造着当下的国际安全形势。
首先，大国竞争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主要内容，隐隐构成国际关系发展演变历史的一条主线。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虽短暂中止了大国竞争的进程，但进入21世纪后，沉寂未久的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中央。以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时间节点，以中国的快速发展及美国的霸权护持为背景，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逐渐拉开序幕。历史上的大国竞争以地缘、技术与（国际）制度为其主要领域，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与之既存在关联，又存在区别。有关二者间关联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反复有声音将当前的中美竞争联系至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争霸，提出中美“冷战”说（如“新冷战”“颠倒的冷战”等）。与此同时，也需注意到当前中美竞争的特殊性：一方面，中美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与社会治理之争，其冲突性与对抗性远低于传统的大国间的政治（或军事）之争；另一方面，当前的中美竞争比以往的大国竞争更具全面性与复杂性。
其次，阵营对抗同大国竞争一样，几乎贯穿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直到冷战，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阵营对抗，冷战尤甚。虽然作为对抗方之一的华约随着冷战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另一对抗方的北约非但并未就此消散，反而在后冷战时期数度扩员，最终成为当下美国在东欧地区针对俄罗斯开展阵营对抗的重要工具。与东欧地区针对俄罗斯的情况相似，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开展阵营对抗的倾向也愈发明显。不同的是，在亚太地区的阵营对抗中，美国所组建的阵营非但囊括七国集团成员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也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当然，不论是东欧还是亚太，也不论是针对俄罗斯还是中国，美国开展阵营对抗的本质始终如一，即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家集体应对被其视为威胁或挑战的对象。事实上，在可见的将来，中东地区也可能成为阵营对抗的主要场域。更进一步说，美国挑起的区域性阵营对抗或将成为当下及将来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
再次，地区冲突或许是比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更为普遍的国际现象。从地区视角来看，地区冲突是地区内部异质性的结果，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则是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产物。地区冲突通常由一些特定形式的持久暴力行动演变而来，如内战、边界战争以及外部干涉等。因此可以说，地区冲突一般是国家内部冲突、区域内部冲突以及区域外部冲突的复杂混合体，而其之所以难以解决，也主要是因为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冲突相互联系、彼此纠缠。最典型的便是当下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至今已绵延70余年，历经五次中东战争，巴（阿）以之间的和平始终无法真正实现，短暂的和平也仅是冲突与战争的间歇，中东地区的秩序因此始终受到威胁。
最后，国家动乱几乎是一个从空间维度看无处不在、从时间维度看无时不有的国际现象。作为国家和谐与稳定的对立面，国家动乱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更具对抗性、破坏性和颠覆性的政治动荡，如党争、政变、起义、内战等，也可以是相对温和的社会骚乱，如示威、游行、抗议等街头运动。与表现形态多样化相关联的是，国家动乱的诱因也具有多样性，既可能是政治整合的失效，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倒退或者社会民生的恶化。放眼当下，正是因为这些诱因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不仅非洲、中东、中亚、拉美频繁发生动乱，就连欧洲也存在国家动乱的威胁。几乎同时发生在亚洲东西两端的韩国政治纷争（2024年12月3日）与叙利亚变局（2024年12月8日）堪称典型案例。
（二）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
大国竞争、阵营对抗、地区冲突与国家动乱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共同塑造着当下的国际安全形势。在这样的新国际安全形势之下，国际安全治理面临的任务与压力不断增加，但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与意愿却持续走低，这种治理需求增大而治理供给减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国际安全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致使国际安全治理面临失灵的风险，而国际社会也面临“失败世界”的危险。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建立起以会议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以保障欧洲和平与稳定的“欧洲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转维持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欧洲和平。“欧洲协调”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可被看作是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安全治理的最初且成功的实践，基本奠定了运行至今的国际安全治理原则与模式，即“大国”原则与“大协议”模式。具言之，国际安全治理是大国的游戏，被大国所垄断，其他国家或者被置于治理进程之外，或者被视作需要治理的对象。治理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大协议”来划分势力范围并确立下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一战、二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皆是如此，由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共同商定协议，并规划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秩序。实际上，由大国通过“大协议”开展的国际安全治理具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即其作为一种战后的“应激性”安排，其所关注的首要与核心的议题自然是预防或管控下一次战争的发生。因此，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被置于国际安全治理的优先位置，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则被忽视或搁置了。国际安全治理的这种时代局限性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形势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导致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产生和累积而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国际安全治理出现了严重困境。“后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形势再次发生转变，政治与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卷土重来，大国战争一触即发。这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回归及其与既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叠加极大地加剧了国际安全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将国际安全治理推向了困局乃至僵局。
首先，国际安全治理从协同合作转向分歧与对抗。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虽然也存在矛盾与分歧，但总体上仍维系了一定程度的协同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全球威胁，各国在全球反恐行动上的协调与合作最为典型。然而，在面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大国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应对却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攻讦与“以邻为壑”。拉开“后后冷战时期”帷幕的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更是直接将大国间的分歧与对抗从幕后推向了前台，大国间非但未能联手推进国际安全治理，反倒成了需要被治理的安全问题本身，更是将整个世界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其次，与大国分歧与对抗相伴而生的是集团政治与阵营对抗渐成趋势。冷战的结束看似将集团和阵营等因素抛入了历史的垃圾桶，但这些因素实则一直潜藏在美西方的行动逻辑之中，并时刻影响和塑造着其对外行为。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愈发公开化的当下，美国更是加紧建设其所置身的集团和阵营，试图借此彰显和放大自己的竞争力，以期服务于其霸权护持的最终目的。但对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而言，美国将集团政治与阵营对抗重新推向国际政治的前台其实进一步切割乃至撕裂了整个世界，致使国际安全治理的“全球”属性不断被“集团”与“阵营”所侵蚀。
最后，与集团政治相伴随的是美国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盛行。自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变化，尤其是对胁迫外交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以武力威慑、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为手段和工具，对其敌对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等），或竞争对手（如中国），或盟友和伙伴国家（如北约国家和日、韩等国）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胁迫，迫使各国改变或做出特定行为，致使各国普遍处于不同意义及不同程度上的不安全状态，从根本上消解了国际安全治理的意义。
（三）“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新角色
在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新特点、国际安全治理面临严重困境的情况下，“全球南方”顺势崛起。
“全球南方”近年被热议，根源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崛起。这种经济崛起一方面体现为南方经济体对北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以及二者之间差距的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体现为全球经济重心的由北向南倾斜。“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更表现为政治的崛起。这种政治崛起集中体现为“全球南方”国家在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对战略自主的坚持和伸张以及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觉与自信。“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最终表现为国际地位的崛起。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这个专属于大国的游戏里，“全球南方”或者被视作“问题”，或者被当作“棋子”，抑或直接当作不重要的角色被忽视。然而，近年来这一情况大有改观，“全球南方”逐渐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央，更多地寻求以独立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趋势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安全领域表现得愈发活跃和重要。一方面，在全球层面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尤其是大力推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的和平解决进程。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治流行病、维护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致力于维系并提高全球治理的效能。
“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和国际层面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积极进取和有所作为，进一步预示着“全球南方”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定位和角色的转变，即在百年变局加速推进、国际格局急剧变革的时空背景下，“全球南方”将不再继续扮演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被动需求者的角色，而是正成为与西方平等的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积极参与者与主动供给者。作为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全球南方”，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包括观念与物质两个层面。观念层面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全球南方”在安全合作与治理问题上持有的特定理念，物质层面的安全公共产品则集中体现为其在安全合作与治理问题上的丰富实践。
“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及安全合作问题上坚持特定的理念，这些安全理念来源于特定的现实土壤，同时受到特定未来愿景的驱动。
（一）“全球南方”安全理念
“全球南方”国家在各自开展安全实践及对外开展安全合作时坚持特定的安全理念。有学者将之提炼为“全球南方安全观”（Global South’s Security Perspective），并指出这一安全观不同于西方国家一贯坚持的“外生性的安全观”，其在根本上是一种“内生性的安全观”。这种安全的内生性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不可分割性：一是在各个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二是在各个地区内部，不同国家的安全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前者关乎各国国内安全韧性，后者关乎地区安全韧性，国内安全韧性与地区安全韧性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国家发展进步的前提与保障。
当前，谈论“全球南方安全观”或许具有超前性。然而，不可否认，“全球南方”国家虽然并不一定充分认同和践行一套以“全球南方安全观”统一冠名的安全观念，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些特定的安全理念，并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各自推进安全实践、互相开展安全合作。而且这些理念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小院高墙”和“拉帮结派”式的排他性安全理念，其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体来看，依照“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的递进轨迹，这些安全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国内稳定与发展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包括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而非域外大国的介入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依托；合作安全而非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是实现国际安全、通往国际和平的主要道路。
概言之，“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何实现国家的安全、地区的安全以及国际的安全，理念的具体内容则是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安全”既包括国家的安全，也包括地区的安全，更包括国际（全球）的安全，这3个层面的安全呈三位一体之态，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基本的关切即确保国家的安全。要实现国家的安全，首要和基础是确保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如果国内稳定与发展遭遇冲击，即如果发生国内或国际冲突，冲突方应首先选择政治方式来缓解或解决冲突而非军事手段来升级冲突。国家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地区安全的保障，要实现地区的安全，主要依靠的是地区国家的自主力量，域外大国为次要力量，域外大国的介入并不一定促进、而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地区安全同样离不开国际安全的保障，国际安全主要依靠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大国之间的阵营对抗或军事威慑，后者往往导向战争的深渊而非和平的高地。
“全球南方”安全理念与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之间存在契合之处。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大国竞争态势逐渐激烈、全球安全治理走向失序、各国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一言以蔽之，在世界越来越不安全的时空背景下，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在国际安全领域提出了中国方案，即全球安全倡议，初衷在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构建。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严重赤字的情况下，较之于其他既有的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性与独特贡献既存在于观念维度，也存在于制度维度，更存在于器物维度。对于如何实现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了“六个坚持”，同时观照到全球、地区、国际、国家以及个人层面的安全；规划了多达20个重点合作方向及5个层次的具体合作平台与机制。对比“全球南方”安全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发现，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所坚持的相关理念其实也正是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一项内容明确、结构完整、布局成体系的政治构想，它向国际社会清晰传达并大力弘扬了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因此有助于为“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指明方向。
（二）“全球南方”安全理念的来源与驱动力
“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持有这样的安全理念，并非是外在权力强制或外在制度约束、外在规范内化的结果，而是其内在的推力和外在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在的推力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群体所置身的现实土壤，而外在的拉力则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群体所期待的未来愿景。
在国内层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究其根源，“全球南方”国家曾经和当前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其实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后果及遗留问题。“全球南方”国家曾经为殖民地、托管地或保护国，被殖民国家罔顾其人口混居和重叠社群强行分割和占领，留下了内部分裂（原本的异族或异教群体被人为整合进同一政权的结果）和跨境冲突（原本的同族或同教群体被人为划分进两个或多个政权的结果）的隐患，虽经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依然在深层次上被前殖民国家剥削和掠夺，导致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主权和政权脆弱性。即便到了21世纪，殖民主义这两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时爆发，给“全球南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各类全球挑战将整个世界推向危急时刻的当下，“全球南方”国家遭受了更为强烈的冲击，同时面临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共同影响甚或危及各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生存。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全球南方”国家首要的诉求与期待就是摆脱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谋求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国际层面，“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被排斥、被边缘化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南方”国家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那么这些国家在曾经和当下所遭遇的被排斥和边缘化问题的根源则在于“西方中心主义”。显而易见，当前人类所处的世界、至少是所认知到的世界有极大一部分是被西方的知识和话语所客体化的产物。从15世纪发现新大陆，到经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再到开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基本上成为世界的“代表”，广大非西方则扮演“被代表”的角色。国际关系学科可以说是这一现象的延续和反应，因为其始终生产和再生产着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乃至存在论。国际关系其实建基于一套特定的西方式的思维与经验之上，即笛卡尔—牛顿式的二元本体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模式以及欧洲式的现代性经验。置身于这样一套思维或经验中的国际关系学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作为世界政治的积极主体，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将西方推向中心，而广大非西方则被挤至边缘。
“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被西方在认识论乃至存在论层面所边缘化的群体，相应地也被排斥在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秩序的“内”与“外”其实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置身秩序之内的西方国家享有更好的安全环境、更高的国际地位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处于秩序之外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则不仅要在一个并不由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艰难地求生存、谋发展，而且还要承受并非由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的制约。事实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其实长期处于一种自知或不自知的错误知觉之中，即认为国际秩序总体良好。这一错误知觉极大忽视了现行秩序所包含的大量不公正现象以及非西方世界对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吁求。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在西方世界内部主要表现为不平等（西方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则表现多样且复杂，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及其引发的国际依附，到后来的政权更迭（典型的如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及中东地区的“中东变局”等）及其引发的内乱、饥荒、难民等问题，皆是不公正国际秩序引发的严重后果。基于此，作为一种整合性的身份范畴，“全球南方”所代表和呈现的其实是一种不满与期待的集合，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及西方对此的忽视，期待着打造一个更加公平与公正的全球经济与政治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