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路财主A（iMoneyLu） 作者：路瑞锁
春节前夕，财政部公布了中国2016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按照我们自己的定义，中国政府在2016年财政收入达到了15.9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其实，近两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还已经便缓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就蹭蹭蹭的快速增长，整体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然而，你看到的这个财政收入，还远远不是中国政府收入的全部，宏观上中国税负那么高，把GDP的1/3以上都拿走了，那么微观上呢？
微观上更糟糕！
世界银行曾经发布报告称，2015年全球所有国家（地区）的平均总税率约为40.6%，而中国的总税率却高达68％，位列全球第12位——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总利润中有2/3以上其实被政府拿走了，联想到前一阶段曹德旺美国建厂及宗庆后声称企业杂费太多，你不难理解这个问题……
有人说了，大国崛起嘛，政府财政收入就应该越多越好！
果真如此么？
当然不是！
实际上，中国历史不仅不能支持政府收入越高国家就越强大的结论，反而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从宋朝到民国，每次一个王朝崩溃的时候，常常是在其政府财政收入最高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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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大清国为例，来详细分析一下。
在清朝前期，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持续维持在3000万两白银到5000万两白银之间，特别是康熙皇帝定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家政策以后，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都没什么大的变化。
清朝前期政府主要来源于田赋、盐税和关税，其中以田赋为主。例如，乾隆31年（1766）政府的4858万两白银财政收入中（鸦片战争之前之前中国无数界政府中收入最高的一年），田赋占了2991万两，盐税和关税各500多万两，田赋占了税收的60%以上，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物折算银两。然而，到了清朝灭亡前夕的1911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了惊人的3亿两白银！
我们不妨把清朝不同时代的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列一个表格。
是的，你一点儿都没有看错——鸦片战争爆发之初的1841年，天朝政府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左右；有了两次鸦片战争，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政府收入却快速提高到了8000万两白银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提高到了1亿两白银；到了清政府垮台前夕的1911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竟然超过了3亿两白银！
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没有股票可炒，没有中央银行哗啦哗啦的印刷钞票，政府财政收入的每一个子儿都是来自老百姓的血汗，一个政府的财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收入剧增，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政府加紧了搜刮人民。
的确是如此。
“厘金”，就是大清朝政府想出来的一条搜刮人民的“锦囊妙计”！“厘金”这个词儿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这个词儿却贯穿了中国晚清一直到民国初期，其本质上是政府征收的一种商业税，由于最初其税率设定为1厘（1%），故名“厘金”。厘金的征收范围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名目繁多，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之列，包括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等等。
厘金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所谓“行厘”或者“活厘”，就是说某种商品从A地运东西到B地，政府对于那些搞运输的经营者，要按照一定比例强行抽税；所谓“坐厘”或者“板厘”，就是指在商品的生产地或者销售地，政府要对那些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一定比例抽税。
“厘金”制度的首创，还是要归功于那个瘸子皇帝咸丰——1853年，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的国库早已空虚，位于扬州的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军饷，在长江边上设卡，对经过此处的来往船只实行所谓的“劝捐助饷”——因为扼住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长江，白花花的银子滚滚而来。
正因为求财无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瘸子皇帝听说了这个消息，一时间心花怒放，赶紧下令，做先进经验报告会，向全国推广。
短短的几年功夫，“厘金”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得到了推行。
厘金收入有多少？
列个数字：1887年清政府厘金收入1600多万两白银，1911年已经达到4300多万两，几乎敌得过康乾盛世期间清政府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清政府的确是发了大财了，可人民却惨了——厘金开始设定为1%，但后来在全国推广以后，满清朝廷干脆让地方政府官员自行决定，导致厘金最高税率居然达到了20%，而且是产地征、运输征、销售征，而且各个省、各个关口都要设卡，层层加码，极大地加重了全国的物价和人民负担。
更要命的是，厘金征收范围实在太广，人从出生到死，你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东西政府都要征税，以当时的广西为例，征厘物品达到了1942项，连手帕、荷包、扇袋都要负担厘金！
更可恨的是，由于战争打不过洋人，根据各种条约，清政府不能向洋人们征收厘金，所以政府在厘金征收上只能是“窝里横”，使劲儿摧残自家普通国民和民族资本主义，反而为洋人们提供了更高额的利润空间。
由于厘金征收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导致了地方军政大员自行设定厘金，层层加码，勒索盘剥，并把这个作为自家自留地和小金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地方督抚趁机独立，而“厘金”则成为这些军阀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才正式下令废除“厘金”制度。
除了厘金之外，清政府另一个大幅度增加的收入来自“海关税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海关税收简直不值得一提。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海关税收收入提高到了近800万两白银，而到了1901年，海关收入达到了2300万两！
同样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政府海关税收的增加，其最主要的功劳还应该归功于一个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他在清政府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要职将近半个世纪（1861-1908）。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而赫德本人也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然而，更加全面的历史资料显示，由于赫德在中国海关引进整套英国行政管理经验，从1863年赫德被正式任命为大清朝海关总税务司以来（1861~1863年为代理），赫德及其所有聘用洋人，没有出现一个营私舞弊的人员，而大清帝国海关税收除清晰明白的行政管理费用以外，全部如数上缴清政府——晚清的中国海关以廉洁高效著称，历史学者洪振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不腐败的衙门”！
为了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于是清廷决定卖官鬻爵，所有官职明码标价，10两银子可以买九品官，20两银子是八品官，30两银子是七品官，40两银子是六品官，还别说，真不贵——比方说《胡雪岩》中的那个王有龄就是捐官捐出来的。
到后期，不止是拿银子可以买官，拿与银子等价的实物也可买官，比如卖驴肉火烧的王老五，每天给官府送一车驴肉火烧，送到价值40两的时候，他就是四品官了。
到了1911年，政府的3亿两白银财政收入中，田赋为4810万两，盐税为4631万两、厘金为4319万两，关税收入为4314万两，田赋收入不足清政府总收入的20%……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当清政府的收入达到最盛世的3.02亿两白银的时候（这是清朝以前朝代最高年度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清王朝却在武昌起义冲击之下，一下子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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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强调过，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最盛世的时候王朝却突然崩溃，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绝不是个例，反而是普遍的惯例——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阅明朝相关的财政税收资料，你会发现，明朝灭亡前夕的那几年，也是朝廷财政收入的最高峰，此前的宋朝也与此类似。
金朝、元朝和民国，因为后期实施不兑现纸币制度，政府财政收入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但如果按照凭空印刷的纸币数量当做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话（或按照政府自己确定的金银兑换比例），金朝、元朝、民国崩溃前夕，也绝对都是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高峰！
那么，是不是说政府收入多了社会出问题就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
那也不是！因为这只是中国历史的规律而已。
不信，你看大英帝国和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的政府财政收入也连年提高，而且越来越多，但因为社会更加富裕，所以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强大……
这其中的原因和原理嘛，大家自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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