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ind资讯（windzxsh）
弗里德曼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可惜，穆迪这一套在中国注定行不通。
春夏之交，就在中国紧锣密鼓加大金融市场整治的关口，海外评级机构突然“奋起发难”了。
周三（5月24日）盘前，穆迪发布评级报告，将中国的评级从Aa3下调至A1，展望调至稳定，此前为负面。这是穆迪自1989年以来首次下调中国评级。穆迪预期中国的财政状况在未来几年会有所恶化，随着潜在经济增速下滑，债务将持续增加；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GDP总量将保持巨大，GDP增速将保持高位，未来几年潜在增速将放缓。
盘后再加一把火，穆迪下调中国26家非金融企业和基础设施类政府相关发行人（GRI）及其子公司评级，其中17家是央企及附属子公司，9家是地方政府企业及附属子公司。包括将农发行、国开行和进出口行的长期发行人评级和/或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从Aa3下调至A1。
Aa3和A1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当然是风险。据穆迪介绍：
Aa3表示信用程度较高，资金实力较强，资产质量较好，各项指标先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经济效益稳定，有较强的清偿与支付能力；
A1则表示资金实力、资 产质量一般，各项经济指标处于中上等水平，经济效益不够稳定，清偿与支付能力尚可，受外部经济条件影响，偿债能力产生波动，但无大的风险。
穆迪这次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债务上升，金融体系混乱。信用评级下降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提高国家企业、国家银行等国有机构的借款成本。
麦格理认为穆迪罕见下调中国评级，标普是否紧跟引发市场疑问；大华继显认为中国债务问题不值得过分担忧。招商银行表示穆迪降级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对中国离岸公司债券的影响可能很小。
中国财政部：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不恰当评法
中国财政部回应称，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范围依法是指中央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以及清理甄别认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除此以外我国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债务。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不论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其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对国有企业承担责任。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发改委官网称，我国企业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中国杠杆率水平仅位于主要经济体的中等水平；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各项措施如债转股等，均不会增大银行风险。
新华社发表评论性文章称，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存在三大误判！
首先，穆迪在报告中预测，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达40%，2020年达到45%。但事实上，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6.7%，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今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有望保持合理规模，2018至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预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其次，穆迪认为，中国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再次，穆迪在报告中称，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这更是对中国法律和相关法规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规定，穆迪的上述观点不成立。
降级？我们不接受！
对于这次下调，瑞穗银行表示，穆迪这个举动，本身及其时机都“让人意外”。
纵观这些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的历史，可以发现如下情况：在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期，它们刻意压低中国评级，导致中国海外融资成本上升；在经济处于转型期时，再度降低中国评级，存在做空中国的嫌疑。
其实评级机构唱空中国并非第一次了。早在2016年3月初，穆迪就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次日又将多家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下调至负面。
但结果怎样呢？当天的离岸人民币是如此的波澜不惊，未来数日甚至还在走强。
时任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回应代表多数人的心声——“中国不特别care他们的评级，不必一个个去拜评级机构的码头”。
楼继伟当时表示，“希腊出那么大问题的时候，他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
对于这次评级下调，财政部也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穆迪的评级方法并不恰当。他们是基于“顺周期”评级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同样的，周三的评级下调目前并没对市场带来重大冲击，离人民币兑美元只受到了小小的“惊吓”，随后就继续走强了。
瑞穗银行驻东京新兴市场交易员Masakatsu Fukaya表示，如果人民币稳定且股市未出现大幅下滑，那么市场也可能忽略这一消息，即便短期内也是如此。
招商银行驻深圳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穆迪降级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对中国离岸公司债券的影响可能很小，因为其持有人大多是中国投资者，他们对中国企业的信用情况有比较好的了解。
评级机构：金融“阳谋家”
早在2016年，新华网就发文反驳过穆迪，称其下调中国评级展望的操作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某种习惯性看空。这种误读在于缺乏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财政的稳健度。西方评级机构的信誉早已备受质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均在下降。
文中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穆迪评级有失公允，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并且缺乏前瞻性。
这也难怪，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私人资本在背后支持。且穆迪和标准普尔皆为上市公司的事实，成了评级机构独立性的根本问题。
惠誉（Fitch）由一家法国公司Fimalat 掌控，而这家公司归其创始人马克·拉德雷德·拉夏里埃所有；标准普尔归属麦格劳—希尔集团旗下，公司所有人为哈罗德·麦格劳；而穆迪为上市公司，由6家机构投资者共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沃伦·巴菲特。
下面，我们为你揭开国际评级机构的“真实面目”“
1、在中国商业银行谋求海外扩张时，刻意压低评级
2003年11月26日，标准普尔公开将中国11家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评为“投机级”。 为什么2003年发布呢？原因在于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商业银行在积极谋求海外上市或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信用级别最低融资成本自然最高，其目的在于压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股价，获取超额收益。
从外资银行投资中国银行业的 收益来看，它们完全实现了目标。2002年，花旗银行以约6亿元的人民币成本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0年实现了600%的收益。2006年花旗以约 6.2亿美元入股广东发展银行，2016年以3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过去10年花旗集团对广发银行的投资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利润，实现了大约400%的利润。
2、次贷危机时，对大公司破产和历次金融危机没有做出任何风险提示
2002至2007年，相关评级机构将绝大多数的美国房贷抵押债券评为最高级别AAA，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闭前，相关评级机构依然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二天评级机构才仓促将其评级下调至D级，即破产级。这令投资者大为恐慌，无数投资者要求撤资。随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这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如出一辙。
实际上，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相关评级机构也无一发出预警。危机爆发后为挽救自己的声誉，又骤然大幅降低东亚许多国家的主权评级，加剧了市场恐慌，从而使得金融危机恶化。2002 年，IMF在工作文件中指出，相关机构对危机负有责任，因其“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
3、在欧债危机中落井下石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冰岛政府尽全力应对危机。但是，10月8日穆迪率先下调冰岛评级；2009年12月，相关评级机构又同时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导致欧洲债务危机正式爆发。相关机构不断下调评级则对危机产生了“墙倒众人推”的作用，要么是切断了一国的融资渠道，要么是大幅提高了融资成本。
但当时，法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让·阿尔蒂指出：“2004 年，我们就知道希腊政府在弄虚作假。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早些作出反应的话，希腊政府也许能够行动得更早一些。”这也说明相关评级机构对欧洲债务危机并未及时预警。
案例不胜枚举，不知道看官们作何感想？更糟糕的是，当前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对评级机构尤其是国外评级机构的法律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真是“有冤无处诉”。
虽然目前穆迪下调了中国评级，另外两大巨头，标准普尔与惠誉国际仍然按兵不动。不知另外两家评级机构是否跟风。但这里依旧要引用楼部长的那句话——对于他们的评级，我们不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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