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蒋介石收到奉化同乡庄嵩甫一份电报。电报写道：“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庄嵩甫要求中央政府制止日本渔船的大举入侵。
时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庄嵩甫，曾与蒋介石一道在辛亥革命时召集奉化渔民组成敢死队光复杭州，被蒋视为长辈。他毕生关心农渔林业，此番为宁波渔民的利益向最高领袖上书。
这封电报之前，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就已经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而且
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访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
“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1932年广东沿海的渔船，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文 |
陈祥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香港凤凰周刊”
（ID：pho
enixweekly
），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鼓励去中国近海捕鱼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
同时，日本采取的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
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
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
关东州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甲午战争后不久被强制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被日本所得。它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唯一的侵渔据点，从这里蜂拥而出的日本渔船扑向黄海和渤海。日本在1930年甚至计划在不冻港旅顺修建大型渔港，将渔获制作成咸鱼后运往市场无比广阔的中国内地。
翌年，日本吞噬整个东北，该计划作罢，日本渔船在黄海、渤海海域横行无阻。
日本在一战后从德国手中抢到青岛，直至1922年底由中国收回，日本占领期间必然是纵容本国渔民来此滥捕鱼，并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渔民。北洋政府接手青岛后，由于中枢无力，日本渔船依然顺利进出青岛港。
以上海为据点的日本渔船，目标是中国当年最重要的产渔区——江浙沿海。《申报》1926年4月18日报道日本渔轮在长江口肆无忌惮捕捞甚多，
“续捕三昼夜，获渔约二十万斤”
。《申报》接着在7月11日向公众指出渔业遭受侵犯的严重现实：“江浙洋面，外人侵渔，本年尤甚。日本手缫网机船自由沿海侵捕，公然运沪销售。”
台湾在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渔船攫取台湾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进而把猎食范围扩张到华南地区。台湾总督府在1926年制定禁渔令，特意把渔船赶到福建和广东沿海。
1920年代中期，日本在香港设立渔业公司，方便本国渔船出入香港。不过，日本渔船在香港一带海域的收获不佳。
2
日本军舰护航
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
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
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关东州水产实验场、台湾总督府水产课、农林省水产局，则成为调查中国沿海地区渔业资源的专业机构，它们细致调查各种鱼群的洄游情况、入水深度、栖息场所等，将情报提供给渔民。除作为主力的三大机构外，还有东京水产讲习所和各地的水产实验场。从事渔业情报收集和研究的，机构之外尚有个人，较有名的如东京大学教授岸上谦吉，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来中国科学考察，最终死于长江渔业调查途中。
3
中国渔民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
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