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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迁，并且还要花很贵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
文| 陆铭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
”（ID：jingjixue_yuanli）
，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最近，三里屯的“脏街”改造，引起了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城市化建设中必要的代价，也有人恋恋不舍于老街区给城市生活带来的珍贵记忆。
事实上，这种争论早已有之，甚至，它伴随着我们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整个进程。我们劳动的目标——建设更好的宜居环境，到底该如何达成？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什么样的城市建设才是宜居的
。大城市的生活固然带来了种种问题，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本身已经说明城市化的进程仍然远未终止。
如何理解大城市吸引人的原因？怎样的城市建设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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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不死：
城市扩张到底是好是坏？
我有个经济学界的“80 后”朋友，姓陈。小陈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原因无非两点：一方面，北京是中国的学术和政策中心，借助其地理优势，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此外，他太太是美国毕业的气象研究方面的博士，除了北京之外，能够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地方实在寥寥。
小陈博士留在北京的原因正是当代城市经济学要说明的两个重要的道理：
一方面，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途径，而这在个人层面最终将体现为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只有大规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别专业化的工作岗位。
小陈的故事还说明，在大城市发展对于已婚的专业人才是个优选。大城市的就业市场高度专业化，这不仅会使大量专业人才倾向于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对于已婚人士来说，要使双方都能够找到好工作，那么，选择大城市就更有利。
最新研究发现，
夫妻双方的就业的确是大城市更能够吸引专业人才的重要原因
，
也正因此，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正是那些本来便有更多人才的大城市。像康奈尔这样的老牌大学近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挖人才的时候，很难给夫妇两人同时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原因就在于康奈尔的位置在所谓的“大农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大学的进步非常快，不能不说这是借了纽约的“地利”。
有主张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官员批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只看到大城市发展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大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个批评站不住脚。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在讨论城市规模的决定时，从来都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城市的规模将由企业和个人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之后，理性选择生产和居住地的决策而定，而政府却并不知道什么是城市的最优规模。
恰恰因为忽视城市规模带来的各种好处，并且简单地将“城市病”与城市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才由此得出应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结论。
实际情况是，“城市病”容易被人们直接感受到，而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
，
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城市规模扩张的坏处就没有了，它带来的“城市病”值得专门去探讨。
但“城市病”主要不是城市扩张本身带来的,而是取决于技术与管理。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向往宁静、悠远、离群索居的生活，另一种喜欢热闹、多样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种人，好比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又好比美国的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看四季变换和蚂蚁争斗，思考“我为何生活”这样的问题。后一种人，不用举例子，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外桃源、瓦尔登湖，都只是个梦，我们不是那里的常住人口。
在一个国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从本质上来讲，就取决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人的多少，这可能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
在农业社会，就算农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农田和酒肆之间来回奔波—
城里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到了现代社会，即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GDP
当中所占比重也已经达到90%。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传播知识。同时，也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知识，从而更好地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换句话说，从前，生性再喜欢热闹的农民，都不得不居住在农村与土地为伴；现在，性格再内向的都市白领，也必须在最低限度上与人交流和开会。
2
城市建设：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建设才是更宜居的？上海的杨浦大桥和翔殷路隧道连接着黄浦江以东和以西。这两条通道非常有趣，在早高峰的时候，是单向从浦西往浦东堵，反向则相对畅通，而在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方向则正好反过来。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
子女教育是影响居住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结果，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为了孩子也搬到了浦西。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1990
年代初，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上海流行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20
多年过去了，浦东已经今非昔比，浦东的房价也早已经追上浦西，金融区、自贸区、迪士尼都在浦东。那浦东还缺什么？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上海人，估计很多人会说，浦东缺人气。
借用一个流行的句式，当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 “生活在城市”，还是仅仅“活在城市”？
这里涉及要讨论的两种城市发展模式。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如图(a)，有很多窄马路，同时有个别宽敞的主干道。在这样的模式中，主干道是行车的，而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车也可以开到窄马路上进行分流。我们往往认为宽马路可以缓解堵车，但事实上当马路太宽时，马路的条数也会相应减少，
于是宽马路的堵塞因为缺少小马路进行交通分流而得不到缓解，参见图(b)。
第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行走，为此，城市研究里已经有了一个新词，叫 “宜于行走性”(walkability) 。
恰恰因为窄马路更适合人们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进门人口。高密度街区上，沿街人流多了，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人口就更多，通过城市发展中的分享效应，这个“进门人口”就可以支撑商铺投资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业就更容易发展起来。对比上海和北京，不难发现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马路，因此沿街商业比较丰富，居民生活半径比较小一点儿。
但是北京道路宽，因此它的沿街商业相对比较少，服务业分布在一些点状的购物中心，要享受这些服务往往需要长途开车，而这种通勤需求的产生跟城市规划有关。
如果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流量不够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撑服务业经营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区有更完善的商业配套和服务，人们没有太多开车出行的需求，可以减少城市的通勤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