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今天的主题前，我想先对心中喜爱的作家表达一下敬意，他就是倪匡。
金庸、古龙都是所崇敬的作家，逻辑结构缜密的金庸是人才、人物快意恩仇的古龙是怪才。但什么都能写的倪匡，真是奇才啊！
谈到倪匡，有篇关于他的访谈段落，让我特别感动：
当年，他（倪匡）参加台北文学座谈会，与好友三毛相邻而坐，在座者都是硕博。倪匡自我介绍时，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我只有初中学历。」
议论声还没过去，只见三毛「蹭」地一下站起来，环顾众人：「我也很不好意思，我才小学毕业。」
接下来我想可以谈谈今天的主题，关于某些离不开「舒适圈」，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人。
一个人之所以无法离开舒适圈，往往肇因于无法放弃故化的价值体系。就像一个清朝人，即使社会开放了，他依旧无法放下从小被灌输的封建皇权思想，那些思想早已深入骨髓。
对他来说，民主、自由都是不安全的怪兽。但这不能怪他，因为陌生的思想就像外星球，令人畏惧。
我想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就是高校。就一个读了两个博士的人，人生超过三分之一都在高校，也上过大学讲台教书，后来跑到民间工作的人。我谈这个应该有那么一点参考价值。
在学院待久了，有几年染上一个不好的毛病，看人的眼光老摆脱不了学历、文凭这些标准。拿来看自己，也拿来看别人。
后来之所以离开，也是想通了这一点。
能够想通，不得不说受了很多人的「启发」。
博士班末几年，越发见证不少人读书很认真，但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读书；在学院里长期待着，却只是害怕社会，选择窝在校园中好逃避社会。
更糟糕的是看到一些人，学历很高、书也读得很好，便以此恃才傲物，好像只要学历高、读书好就比其他人都了不起。
但这些人有的受自己的焦虑所苦，有的则是受生活所苦。能读懂艰涩的德文原典，却连怎么用中文跟人打交道都不太会。
三十几岁，大谈伦理学、社会哲学、公民责任，同时却是个啃老族，跟家里人要钱要不到还会生气。在外头，因为职业和资历，连申请一张信用卡都很困难。
去便利商店打工，人家都不见得要。在职场、男女交往、融入社会等方面，处在边缘的地位。
如果说小时候如此，是被父母威权式的价值观胁迫。成年之后呢？
有个概念叫
「自渡」
，用最浅显的方式说明，自渡就是能够「靠自己好好活下去」。
读书读到无法自渡。搞到生存有问题（个体）、与人相处（群体）也有问题，天天谈渡人的道理，真是匪夷所思又悲伤的一件事。
某些人是真的在学院里面非常努力的做研究，并且研究本身就是他们喜爱的事物，我佩服这些人。但这些人跟躲在学院里头不出来面对社会，面对自我的人，完全是两码子事。
近几年面对公共事务，常提到道德的勇气，在我看来，
「独立的勇气」
或许比道德的勇气更重要。一个没有独立勇气的人，要他坚守道德？未免要求太高。
回头来说，学历很重要，但换个人生的视角，重要的事情太多，学历只是夜空中的一颗小星星而已。
谈到这里，我不是为了批评。
相反地，我是担忧，尤其其中某些人是我的朋友。
尽管有许多人智力（至少读书学习方面）没问题，但
他们的社会功能却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妥善建立起来。
这些功能，却在以学历与考试分数为单一标准的视野中，被漠视了。
社会功能包括待人接物，包括如何向他人求助，人际之间的同理与关怀，如何在生活中以退为进等等。
他们的社会功能很难在高教的学院中建立起来，因为高教阶段很少重视这一块。
但这也不纯然是高教的问题，就像大学教师不需要跟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同样必须修读教育学程，就在于高教有自身的特殊性。
但这也使得社会功能缺失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茫茫然于打开封闭心灵的困境，却不知该怎么去做。
有意思的是，某些教师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真的不大会跟人打交道。但当他成为学院的一员，他是得到保护的。但这个保护过去「老师如父」的传统下或许有用，现今学生不鸟这玩意儿的多了去。
慢慢地，这些教师也成了教师团队中的边缘分子，他们在课堂内外都难以建立良好、长远的人际关系。
当他们的工作没问题，好歹保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一旦工作有了变动（好比在少子化下，渐渐有些高校要关门大吉），他们之后如何生存，令人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