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对什么人可以期待援手？每个中国人都懂其中的分寸

文 | 许倬云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如果人类没有集体的组织，每一个体没有虎豹的爪牙，没有马和羊的奔跑速度，也没有大象、犀牛的庞大身体，人不能上天，也不能入水，在这地球上，人类根本没有和其他生物竞争的能力。正因为人类可以合作，才终于主宰了这个地球，奴役了其他的生物。

在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无处没有人类的集体组织，有的是村落，有的是部落，到了近代，则是民族和国家。这些团体，都不如所谓小区和社群，更有凝聚个人的能力。中国几千年来，凝聚个人的群体，大家都以为是亲缘团体和亲缘团体的延伸。相对于亚利安种族（大多数的白种人），中国人亲缘凝聚力，远比他们的战斗集团的本质，更为持久和具有弹性，而且，亲缘组织的根本假定，是从血缘组织的家庭，扩大而为不同性质的集体，其生物性的本能，更接近自然的共同生活的要求。

亲缘团体当然最核心的是，配偶与亲子组织的核心家庭。在许多地区的人类社会中，这种核心家庭无不是最基本的组织。若干核心家庭，如果能够顺着世代的延伸而扩大，同祖父、同曾祖父（或者同祖母、同曾祖母）等等，一代代地延长，每一代若干个别的核心家庭，就会结合为一个巨大的族群。几个有亲戚关系的大族群，结合为同一个生活共同体，就可能是部落或者村落。这种现象，在民族学的研究中，并不罕见。只是，中国的亲缘组织，扩大为类亲缘的共同体，其渊源甚久，而且又有儒家的伦理，作为其合理性的依据，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注重家族，就成为民族学和社会学上，几乎独一无二的例证。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东南的农村组织时，就将这种的大型共同体，称之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回到历史背景，商代以前，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社会，其组织型态，可能就具有以亲族为基本的共同体。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重建这种组织的特性。

商代的统治集团，称为“子姓”，以王室为中心，显然有许多分封出去的单位，拱卫首都“大邑商”，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组织的详细内容。

西周统一了中原，有计划地规划了封建诸侯，以藩屏周。这一个封建秩序，以王室为中心，每一个分封的单位，有的是王室子孙，有的是王室的姻亲，当然，除了王室姬姓以外，姬姓的老同盟姜姓，与姬周同居统治的位置。周代庞大的分封网，其封君不是姬姓，就是姬姓的亲戚。我曾经在《西周史》中说明，君统和宗统，二者不能分开。上一层的封君，就是大宗，下一层的封君，就是大宗分出去的小宗。相对每一阶层，大宗拥有祭祀祖先的权力，小宗的封君，必须经过大宗的祭祀，才能取得祖先的护佑。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是一个金字塔的形态，许多小金字塔累积成一个大的金字塔，一层一层，其亲疏远近，就决定了权力大小。从西周到春秋，大致都是如此格局。当然，春秋时代，就是这一个金字塔逐渐崩解的过程，到战国时代，如此的权力金字塔，已经和亲属金字塔脱钩了。

▲ 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

子姓、姬姓、姜姓……这些所谓“姓”，其本来的意义，只是源自同一祖先的群体。此处所谓“祖先”，在人类学上，可能就是有些学者称作为“图腾”，并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特殊的生物，或者神体——当然，都是一种虚构的传说，以结合许多不同的亲缘小集团，建构为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才有力量和附近的群体，竞争而共存。西周时代除了“氏”，这是“姓”下面的分支。举例言之，姬姓的周王室，分出若干王子，各自建国，例如，鲁、晋、卫等国，他们就是“姓”分出来的“氏”。鲁国的公子，例如，孟孙、叔孙、季孙，则是公子们，从鲁氏分出来的另一层次的“氏”。“氏”之成立，必须在第三代，才能正式当做一个单位。前面两代，也就是儿子和孙子的时代，都仍旧归属在原有的“氏”内。

这“姓”“氏”的不同定义，在战国时开始模糊，到了秦汉，已经完全混合为一，所以才有汉高祖在史记中，被称为“姓刘氏”。

同姓、同氏的父系系统之外，西周实行外婚制，因此，同姓的人不婚，一定要娶外姓的女子为配偶。这种安排，是以婚姻的关系，彼此交换其女性成员，将若干姓集团，结合成关系密切的大同盟。姬、姜二姓，世代为婚姻，从西周开国，就是周王国统治阶层的两大成分。当然，他们又个别和其他的姓氏，建立婚姻关系。于是，纵向联系是宗族，横向的联系是姻亲。周代的封建网络，经过宗亲和姻亲两个方向纽带，联系当时整个中国的封君，非亲即戚的关系网。这个大网络之内，如前所说，有亲疏远近之分，世代渐远，亲疏关系也就慢慢疏远了。姻亲的关系更是如此，老亲如果不是继续若干代不断通婚，亲戚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就会淡薄了。这就是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解释。

▲ 1957年，费孝通在吴江县松陵镇的旧居

我以为，假如用同心圆的方式，解释这种格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网络的中心，根据亲疏远近，决定了他们与中心人物亲密关系的程度。亲缘关系内，个人盼望得到团体的庇护，人多势众，在生存上，远比单打独斗为有利。另一方面，能享有亲缘共同体的庇护，也就必须对于这个共同体，尽一定的责任。权利和责任，因为“社会关系的距离”而决定其程度。近亲之间，互相帮助的责任，就比远亲之间，更为具体；个别成员能够从近亲得到的帮助，也就比远亲之间，更为自然。以这个观念来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内，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对的。在今日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先决条件下，所谓人人关系都是平等，却与中国的人人关系都不一致，呈现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

这种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别，在宗族的祭祀仪式上，就呈现为个人牌位排列的秩序和高低。在墓地上，也呈现为个人坟茔位置的安排，成为扇形的展开。最显著的表现是丧礼上，每个人丧服的形式和材料都不一样。

对于最亲近的人，例如，父母之丧，子女戴孝，是最粗的麻布，而且没有缝线，没有缉边。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孝服的材料逐渐细致，也比较接近常服。这种丧服的差异，也就决定了死者和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可以得到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我记得，在我年轻时，亲友们的讣闻，要送到六种关系人的手上：亲（同姓）、姻（姻亲）、世（世交）、寅（同事）、年（同科）、学（同学），至少六类关系。至于远近的邻居，其实关系更为密切，如果没有其他特定的关系，通常放在“世交”的范畴内。如此庞大的关系网，如果一个显著的家属，可能牵扯到数百、上千的人口，也往往超越了他的居住地点。

除了家族姻亲的关系以外，实际上，中国还有一种类亲缘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佛家和道家的宗派，模仿了儒家的亲属观念，师弟之间也有类似父子的称呼，所谓“师父”，一日为师，终生如父。同门师兄弟之间，也是类似家族的手足关系，以此推广，师兄弟下面的徒弟们，彼此也是以堂兄弟相称，而且尊上辈为伯叔。同样地，民间的手工艺和商店的学徒，也称“师父”如同自己的父亲。民间许多社团，例如，著名的“漕帮”，是水路工作人员的帮会，新会员入会，必须要有师父，因此，师徒论辈份，同门师兄弟之间，也如家族成员。江湖上，各种的民间宗教或是职业团体，几乎无不具有类亲缘的组织。

同门读书的儒家师弟，甚至于私塾和书院，其模仿亲族的结构，更不在话下。推而广之，科举制度下，同年考上科名的举子，都认阅卷的主考者和总主考为老师，称为“房师”“座师”。同年彼此称为“年兄”“年弟”。在官场上，科举同年，是个重要的网络，彼此扶持，结党结派。这种个例，当然是以利相结，未必有真感情，其所谓亲缘的关系，只是比附而已。

因此，上一节所说的，亲戚族谊所具备的差序格局，成为普遍存在网络关系的基础。差序格局的特色，在于对外是一家，对内却有亲疏远近的差别。如上所说，这种亲疏远近，很具体地确定了人际关系的权利和义务。除前面所说丧服制度以外，在社会关系的实际运作上，这种亲疏远近，通常成为“伦常”。所谓五伦，都是相对的。在公的方面，君仁臣忠；在私的方面，父慈子孝，夫妇敬爱，兄友弟恭：以上是亲属之间的相对关系。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义，而朋友之间，又以年龄和资格的高低，排列类似弟兄的长幼秩序。凡此相对关系，也就无形之中，规约了人际相处在什么关口，对什么人要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对什么人可以期待什么样的援手。

整个中国的社会，笼罩在如此庞大绵密的网络之下。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预设关系，不需要经过法律，自有必须信守的规则。从好的方面说，个人不会完全孤立无助，艰难困苦时，必定有人可以伸出援手。中国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的位置，也不至于有失落孤独之感。

另一方面，从坏的方面说，个人的行为，举手投足，无不在众人监视之下，人和人之间，规律之严，甚于法律。在这个传统社会的网络下，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约束、互相监督，使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在传统中国，很难理解。中国人的“修养”，就包括了清楚地理解，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不至于逾越。一个人要在广大的群众之间，自己知道分寸，而且要懂得在差序格局的约束下，如何忍受严格的规矩。唐初，山东郓郡张家，九世同居。唐高宗询问这一家的家长，怎么能做到九世同居而不分家？族长在纸上，写了一百个“忍”字，因此，张家的堂名称为“百忍堂”。

假如从生活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差序格局，就是结合一群亲缘或类亲缘关系的人口，以深度的合作，组织为一个同生死共荣辱的共同体。明代，浙江的郑氏，百年同居，称为“天下第一义门”。据说，每日用餐时，一人不到，全族等候；甚至于郑家的狗，也等别的狗到齐了，才开始用食。我在香港新界，参观过当地郑家的大围，这个上千家的大村落，都在墙内，挨户排列，每家不超过三间房。他们全族共有海浦新辟的土地，按照各家的劳力，分配耕地。新界除了郑家，还有文家，也是如此，全族共有开垦的土地，每年要按照劳动人口，划分各家的耕地。这种“小共产”，并不需要马克思理想，只是按照中国的差序格局，组织了一个共同生活体。

▲ 香港新界文氏围村

从东汉开始，以至于到唐代，郑家、文家这种大族，在北方聚族而居，数千上万的人口，依赖坞堡，抵抗北方的胡人。迁移到南方的移民，也是以族的组织，成群结队，开发南方的土地。宋代以下，则是地方性的亲族集团，成为更常见的组织形态。

这一类的族群，延续到近代，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宗族。将近一千年，这一类的族群，在地方上担负起集体福利的任务。一个县内，这一类的宗族，其人数大致两三百人，也很难超过五六百人。他们有一个核心，通常是以“祖宅”的方式，无论在城内或是在城外，圈成一个大院。这份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族群。其中，上百数的房间，并不完全固定属于哪一房、哪一支居住。全族人按照需要，分配住房。通常最发达的一支，会居住在主要的内院，其他的房和支，则各自按照需要，居住在边缘，还是散开的房间内。每一房或一支，各自过日，所谓“同灶分炊饭，共甑各烹鱼”。也就是共居而分财。只有在节庆祭祖的时候，大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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