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关于死囚器官的表态，引发关注。
2月7日至8日，“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梵蒂冈召开。黄洁夫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身份出席。
据新闻联播报道，黄洁夫向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经验。他倡议，成立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协调各国间器官移植监管数据的合作，协助成员国提高打击器官买卖的执法效率。
一些与会者质疑中国器官移植项目的改革承诺，黄洁夫在发言时明确回应：2015年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艰巨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紫禁城也是一样。”
峰会期间，针对个别参会人员散布的“活摘法 轮 功人员器官”的谣言，中方代表用事实和数据予以严厉驳斥，许多与会人士也对谣言予以谴责。
对“政事儿”来说，黄洁夫也是“熟人”。他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接受“政事儿”采访。
近10次面对面接触，如果谈及对他的印象，“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可以归结为两个词：坦诚、讲真话。
黄洁夫生于1946年，现已70周岁，是我国器官移植及肝胆外科专家，顾氏和平奖和吴阶平医学奖获得者。
顾氏和平奖和吴阶平医学奖这两个奖项，分别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医学界的诺贝尔奖。
公开履历显示，2001年至2013年，黄洁夫曾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局长、党组成员，是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尽管已经官至正部级，黄洁夫目前还是一名医生，仍然在协和医院出诊。
担任原卫生部副部长之前，黄洁夫曾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
当年，得知要从广东来到北京，并且走上原卫生部副部长岗位，黄洁夫不甘心放下手术刀，向上级打报告。最终，上级同意，将他的医生资质由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调到北京协和医院。由此，除行政工作外，黄洁夫可以每周做一两台手术。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定期到协和医院出诊这个工作模式，黄洁夫从2001年一直保持到现在。目前，协和医院肝脏外科的医师出诊信息中还有他的名字。他曾对“政事儿”说，“如果让我在开会和做手术上选择，我更愿意去做一台手术”。
出席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之前，黄洁夫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回应关于“死囚器官移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2005年。
当年，他以卫生部副部长身份，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43个国家的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一再追问，“你们的器官哪儿来的？”黄洁夫坦陈，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的捐赠。
多年后接受采访时黄洁夫回忆，上述表态引发波澜，“回来还是引起了very controversial（非常大的争议），有很多跟我比较好的同事，包括卫生部其他的领导，关系都很好的，都说你捅了个马蜂窝，你这个乌纱帽很快就要掉下来，因为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不过，他认为，“我作为卫生部的领导，我自己还是个医生，所以我想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如果不承认用死囚，你一年9000个器官移植，器官哪儿来的？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
他表示，当时之所以会承认，就是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和中国国情的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欣慰的是，讲出真相的黄洁夫，仕途并未受到影响，继续担任原卫生部副部长，而且还成为中国器官捐赠移植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我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层领导的坚决的支持”。
其实，熟悉黄洁夫的人看来，他能在国际会议上首揭“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这并不意外。
历年全国两会，黄洁夫只要在会上发言或接受采访，经常爆出“猛料”，有些表态经常被媒体引用为标题。“黄部长坦诚，讲真话”，不少媒体记者评价说。
2010年全国两会，黄洁夫参加联组讨论时拿出一本德国作者尤格·布莱克的畅销书《无效的医疗》，他希望在座的政协委员都能好好看看这本书，反思目前在我国公立医院中同样存在的“无效的医疗”。
“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他说。
他还举例，“我是肝胆外科的，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2013年全国两会，在政协医卫组委员们中广泛流传一条《医生哭，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短信。
面对第一问“医疗行业是服务行业吗？为什么不能利益最大化？”黄洁夫说，“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行业，但和其他服务行业不同”，“医院不能把谋利当做主要目的，而是把维护民众健康与社会效益作为追求目标，一旦行业争取利益最大化，就会走上‘邪路’”。
2011年至2013年，因有地方烟草研究院负责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引发了关于“烟草院士”该不该当选的争论。
2013年8月，出席第十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APACT）之前，黄洁夫曾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专访，直陈自己对“烟草院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最高科学荣誉，竟然授予研究‘卷烟降焦减害’伪科学命题的人，这个事说不过去。因为‘烟草院士’，很多国际组织、控烟人士谴责中国。”
他还谈到，“我们这次去日本开APACT，‘烟草院士’将是我们代表团要面临的质疑。其实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反响，希望工程院妥善处理好此事，其实工程院中生物医学部全体院士均有一致的意见，遗憾的是久议未决，此事仍在发酵，影响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国格’”。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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