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

旗帜微平台 · 公众号 · · 2020-02-21 14:26

正文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一、历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 “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

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 “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二、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在甲骨文中，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 “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秦汉时期，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中医药学趋于成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运六气”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 “五运六气”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导致发病，又取决于内因“正气”，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药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资料照片）

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础上，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在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经过不断发展，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还在许多地方推广。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在治疗方面，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 “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 ”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三、大疫之中有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 “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医生仿效应用，广东高要黎佩兰、福建郑奋扬都报告成功率达到八九成。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申报》记载，仅在1894年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加上后来疫情十年间死亡近20万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严格实行交通检疫，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尚无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这说明，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近代开始，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

四、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 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胁京津，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 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 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图为东北鼠疫时期伍连德在东北主持防疫，实施隔离检查措施。（资料照片）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 1916、1930、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 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两次中医救疫的经验后来记载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中。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3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

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