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现阶段的最大矛盾，就是俱乐部无限膨胀的购买力和影响力，与各级国字号球队竞技水平之间的反差。
1月16日一早，22岁的高嘉润照例来到酒店餐厅吃早饭，自1月4日以来，他一直跟随天津泰达在西班牙马拉加进行着第二阶段冬训。季前准备期的单调、枯燥与疲劳，无疑是对年轻球员的重大考验，但这个早上，一切都显得非比寻常，在听到队友们的交头接耳后，高嘉润完全不敢相信，“我一下就有点懵了”……
就在当天西班牙凌晨1点、北京时间早上8点，中国足协正式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对中超中甲联赛部分相关规程内容进行调整》的通知，文中称——
一，在2017赛季中超联赛中，上场的外籍运动员(含亚足联会员协会所属运动员)为累计三人次。外籍运动员(含亚足联会员协会所属运动员)注册、报名的规则、数量不变；
二， 在2017赛季中超、中甲联赛中，上场运动员名单中应列入至少二名U23国内运动员(1994年1月1日后出生)，其中一名U23国内运动员应为首发运动员。
几乎是一夜之间，高嘉润们距离本队的首发阵容已经近在咫尺，与这位U23辽宁小将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队友杨泽翔，“我真吓了一跳，没想到会有针对我们年龄段的特殊政策。”就在通知正式下发当天，包括高嘉润、杨泽翔在内的四名U23队友全被主教练帕切科放进了分组对抗阵容，而加盟球队只有一年的高嘉润，更直接被分在了主力一队——对于上赛季身披42号却一场未上的后者而言，足协的一纸条文，几乎为他铺平了通向首发11人的康庄大道。
有人欢喜有人愁，当高嘉润们为U23出场名额的保障感到惊喜时，更多媒体和俱乐部则把重点放在了外援名额的削减上。相较于继续保留的4名海外+1名亚洲球员的报名规则，此番中国足协推出的新外援出场政策则是“伤筋动骨”，简而言之，无论中超球队在每场18人比赛名单中放入几名外援，最终出场比赛至多是三人次(不分海外和亚洲)。要知道，上赛季中超外援的出场名额可是3(海外)+1(亚洲)，换人不计人次，原则上进入临场18人名单的外援都有机会出赛。
对于已经进入赛季备战期的中超球队而言，这样的巨变无疑为晴天霹雳，在距离新赛季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情况下，球队的规划、备战乃至人员调配，都要推倒重来。而且，这样的条令竟然是在转会期之内颁布，可谓职业足坛罕见，这与职业联赛传统的提前一年讨论、审议和通过大相径庭。
身为中国足球的新人，正在迪拜指挥上海上港冬训的维拉斯-博阿斯就有话要说：“这样的规定应该在2017赛季结束后或者等待合适的时机才正式推行，要知道，绝大多数球队都是按照先前的规则制定新赛季计划，现在距离2017赛季近在咫尺，这么做并不合理。”而对于中国足协为U23球员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葡萄牙人的表态也并不乐观：“我很理解足协培养年轻球员的想法，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样的政策只会催生更大的、针对U23球员的金钱泡沫，他们的转会费将不断飙升，他们面对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一旦处理不好，只会事倍功半。”
维拉斯-博阿斯的声音代表了圈内人士的部分意见，而效力于上海绿地申花的秦升，也在个人微博上直言不讳道：“改变需要过程，需要时间，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完善……U23集训怎么办？联赛停止？U23的队员受伤怎么办？不敢想象！我们能不能把改变一步步来，18年外援3+1，19年U23以下规定出场时间，20年U23必须主力，规定上场人数。一步一个脚印，提高联赛质量才是中国足球唯一的出路，别到后来联赛质量越来越差，球迷越来越少，关注度越来愈少……拔苗助长不是好事，别到时候中国足球成为笑话。”
当然，有质疑声就有支持声，目前担任上海申花青训总监的范志毅，就表达了与秦升截然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次出台的方案不错，这样会给更多年轻本土球员表现的机会”，“范大将军”如此说道,“我觉得现在中国足协比较务实了，在寻求一种正常的市场规律，这样的政策出台对年轻球员也是一种激励。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不会影响到中超的精彩程度，政策都是公平的，我们应该坚持这么走下去，毕竟中国足球的未来需要靠中国球员去实现。”
在微博粉丝超过200万的“搜达足球”平台上，有9600人参与了关于外援和U23新政的投票，其中，1500多人投给“支持”，7500多人投给“不支持”，500多人则是“无所谓”。
事实上，早在去年6月，中国足协就在贵阳举行的注册工作培训会上透露，为了向亚洲冠军联赛的3+1外援政策看齐，中超联赛很有可能在2018赛季实行相同的外援新政，至于即将到来的2017年，将作为承前启后的过渡赛季。
去年12月，中国足协向中超俱乐部下发了《修改外援报名条款的征求意见函》，计划“将原外籍球员人数限制由'4+1'调整为'3+1'”，但由于只是征求文件，各方面的态度比较微妙，也并没有因此产生明确意见。由此看来，中国足协最初的规划，很有可能就是2017年过渡、2018年外援3+1，一切按部就班。然而，就在去年年末，随着更高层不断对中国足球发出声音，这个原本的计划也随之付之东流。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现阶段的最大矛盾，就是俱乐部无限膨胀的购买力和影响力，与各级国字号球队竞技水平之间的反差。去年总花费约2.92亿英镑，今年已花费1.4亿英镑，连续两个冬季转会窗，中超联赛都力压欧洲五大联赛，成为全球花费最多的职业联赛。然而，同样是在过去24个月，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战绩却停滞不前：2014年亚少赛，中国队1胜2负，小组赛即告出局；2014年亚青赛，中国队小组出线，但1/4决赛被卡塔尔淘汰；2016年亚青赛，中国队1平2负，未能晋级淘汰赛；2016年亚洲U-23锦标赛(里约奥运会预选赛)，由傅博执教的国奥队三战皆负，排名小组垫底。
至于时隔15年惊险杀入世预赛亚洲区最后阶段的中国男足，已经无须赘述，虽然迎来十场重量级赛事的结果可喜可贺，但无论是此前主客场对阵中国香港，抑或12强赛面对韩国、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和叙利亚，我们的表现都鲜有亮点。
或许，正是在这样金钱与成绩的鲜明对比下，更高层领导决定加速推进中国足球改革，在限制“金元泡沫”进一步膨胀的情况下，也给予更多年轻球员出场比赛的机会。
去年12月6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
12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近期足球领域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近期陆续出现的中超高薪引进外援等话题持续受到广大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体育总局对此高度重视。体育总局希望俱乐部从长计议，根据实际引进合适外援，提高竞技水平。与此同时，俱乐部更应注重本土球员的培养和提高。引援工作要与中国足球发展阶段相适应，不宜盲目高投入。希望投资者和俱乐部理性投资，注重长远发展，注重青少年培养和梯队建设，促进中国足球健康持续发展；”
一周后，又一份“答记者问”正式出炉，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对外表示：“要用好规则和政策杠杆鼓励长期培养本土球员。比如：通过调整联赛积分计算的方法，引导俱乐部增加本土球员的使用。在具体场次的比赛中，通过对积分方式的微调，鼓励本土球员在比赛中发挥更积极、更大的作用；还可以利用政策杠杆，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增加本土年轻球员上场机会，比如规定每场比赛必须有1-2名21（或22、23）岁以下球员进入名单或首发上场；”除此之外，“要以打造百年俱乐部为目标，加强俱乐部规范运营建设。设置俱乐部购买球员及球员工资资金支出上限，抑制非理性投入，研究制定对俱乐部超高引援投入实施按比例收取足球发展基金、用于青训等措施。打击签字费、阴阳合同等违规行为。对于违规发放、索取签字费的俱乐部、球员和经纪人将严肃处理。”
如今来看，无论是中国足协推出的“3外援和U23新政”，抑或所谓的“18天条”，都是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建议照搬实施。据《体坛周报》报道，“18天条”就是足协针对各俱乐部管理乱象推出的“严打政策”，其中包括“严厉打击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阴阳合同，严禁弄虚作假；严禁以任何形式支付给球员天价地下签字费；将严控天价转会费和天价年薪，研究限薪令；在基地以及梯队和青训建设方面，2018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达到中国足协要求；严控俱乐部财务，所有交易必须在中国足协掌握的财务账号内进行，杜绝幕后交易等等”。
对于近两年不断吹起“金元泡沫”的中国足球而言，这样的管理措施确实势在必行，当然，相比于仍然需要不断推进的“天条”，外援新政策可谓立竿见影。几天前，在接受天津体育频道采访时，天津权健总经理束昱辉就遗憾地说道：“有关迭戈·科斯塔和卡瓦尼的消息都是事实，我们不仅提出了报价，而且就转会已经进行了深层次的谈判。我和门德斯有过很好的交流，原本我们准备签下法尔考和吉梅内斯两名球员，合同都弄好了马上就要签约，但足协出台的新政让我们不得不改变决定。”
踩下急刹车的不仅是天津权健，过去几天，上海上港和河北华夏幸福也开始将自家外援相继出租，意图适应新政策下的新形势。而此前还在为第五外援苦苦寻觅的北京中赫国安，则因祸得福，重新将引援重点从外援转向内援。
经过了近两年疯狂的外援引进，或许，中超的海外金元泡沫也会暂时停滞，乃至缩小。不过，依仗于“户口本”的珍贵和优秀球员的稀少，国内一线球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转会身价依然会居高不下。也许就像范志毅所说得那样，再过几年，中国U23球员的身价也能突破1亿元大关……
▽点击“阅读原文” 下载界面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