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20000人迈入老年，如何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 社会科学报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过快增长转化为人口结构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挑战的主要方面，成为21世纪我国的重要国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2020年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随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就开放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进一步放宽养老服务市场准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更需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道。这代表人活得越来越长寿，社会越来越进步，医疗卫生越来越发达。同时，卷入其中的不仅是老年人，也包括了中年人，甚至青年人。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这是一场你我皆置身其中的变化：每天两万多人进入老年，60岁以上老人近2.5亿……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一大变化？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

中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未来一段时间，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20—2035年老年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3.26亿，占比为22.8%，与同期英国、瑞典、挪威、美国老龄化程度相当。这一阶段老年人口相对比较年轻，有利于在进入深度老龄化之前，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而2035—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 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达29.3%，进入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基数大、速度快，二是底子薄、负担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指出。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上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是115年，瑞典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不到25年。同时，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水平情况下出现的，而且建立了较健全的养老保险体系。例如，美国1935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当时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有较充裕的财力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的老龄化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我国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时期就要面对快速老龄化问题，即所谓的“未富先老”。

当然，对老龄化也要客观辨证地来看。“不能简单地把人口老龄化当作问题来对待。”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告诉本报，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是一个对称命题，它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和对高质量生活追求等理性选择的结果。 要顺应老龄化趋势和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从人口老龄化进程看，我国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指出，我国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部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这与世界上先期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明显不同，要求我国要尽快做出反应，及时应对，并且“对症抓药”。

如何尽快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规模和控制公共医疗费用支出，是人口老龄化时代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有不完善之处，养老和健康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特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明显滞后于城市。”贺丹指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建立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

从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 当前，中国仍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养老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既要增长又要养老”，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眼下面临着较为凸显的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给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2013年至2018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累计减少约2560万人。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累计减少2亿人。同时，中国劳动力老化趋势明显。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带来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银发经济”蕴藏着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但是，从供给端看，中国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的矛盾较为突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林珏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较低、地区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老龄消费市场一时还难以迅速扩大，老龄产业发展速度可能滞后于退休人员增加的速度。比如，目前中国至少需要1000多万名养老护理人员，但实际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家政养老看护服务和社区日间照料的缺口率分别超过55%和70%。

人口老龄化确实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到，人口老龄化并不绝对会导致经济衰退。 实践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后，仍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就曾在报告《日本宏观和策略：日本从落后者到领导者的历程》中预测，日本拥有比G7集团中其他成员国还好的前景。针对日本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报告指出“学术研究并未有实质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生产效率减退直接相关”。这对我们深化认识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指出，中国现正处于多重转型期，中国新一代老年群体受教育状况、健康水平都有所改观，现在他们对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期待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与机遇。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进入新时代，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有积极的转变，要正确看待老龄社会、老年人和老年生活，向主动适应转变、综合协调转变，要向从全生命周期做好养老储备转变，要向关注老年人物质文化生活，向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来转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表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新时代要做好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第一个还是思想观念问题，要在全社会树立积极老年观。”

发掘人口结构的变化，才能在长寿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复旦大学社会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认为，传统的老年定义已难以全面评估老龄化社会的真实影响，目前有必要对“老年”和“老龄”进行重新审视。他建议，应当更新“老年人”的定义，以此拓展政策应对空间，建立理性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