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想请您谈谈今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您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
任剑涛：今年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一件事是召集“比较文明再思考”文化沙龙。这个沙龙已经是第二季了，首季的主题是“中华文明再出发”。一季为一个年度，由我主持，每月邀请两位专家就一个主题闲聊。原本由腾讯文化主办，今年运作不畅，只好与一家大学合办，形式上也改成了学术讲座。每一期主持人与两位专家先各讲15到20分钟，再与网上报名的参与者对话一个小时。形式活泼、内容丰富。不求宣示真理，但求开放对话；不求形成共识，但求有所收获；不求形式讲究，但求生动有趣。两年下来，线上线下的反应良好。尽管也招致了一些质疑、批评，甚至是谩骂，但总体上有利于形成就问题展开良性对话的理性氛围。
之所以花不少工夫去做文化沙龙，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社会的疾速变化，让人心生焦虑，催促人克尽个人绵薄之力，去营造一个避走极端、理性对话的文化氛围。一些人面对国家取得的成就，便孤芳自赏起来，不仅拒绝了解其他文明、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巨大贡献，而且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悉数归之于自己的努力。他们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乃是中国向全世界开放的结果。面对这类想法，怎能不努力与人对话，以期促成一种维护开放的社会心态呢？为此，明后年，我还打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与有关机构合作，邀约相关专家，开展“人类文明再审视”和“现代文明再估量”两季文化沙龙活动。
您认为，2019年在政治学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人物/事件/趋势？
任剑涛：这一年在我的政治学大专业领域里，就国内而言，实在说不上或不好说有啥重要的人物、事件与趋势。就国际而言，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的“退群”与“建群”，是我高度看重的事情。不过按照专业分工，那似乎是国际政治专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表示好奇而已。
在我的政治学理论专业领域，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愈来愈狭小的圈子，愈来愈生硬的发声，愈来愈不受待见的处境，愈来愈摸不着的专业方向，愈来愈不清晰的专业边界，愈来愈下滑的专业声望，愈来愈不清楚的发展前景，愈来愈强烈的专业生存危机。这些“趋势”，略略有点危言耸听，也有可能说得还不到位，但一种在中老年时刻可能需要改行的想法漫上心头，却是我个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那么在您看来，是否有一些重要的趋势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任剑涛：今年在我的大专业领域中，最不应该被忽视的是国家发展新趋势。在全球烽烟四起的贸易战中，国家利益是否受损受到贸易战中的国家领袖与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但由此浮现的一些国家发展新苗头，却不大为人注意，甚至往往被人无视。“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国际贸易主张，一般只被当作解决国家贸易纠纷的临时性办法。殊不知这中间可能存在引发国家结构重大转型的动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人类已经对建立在关税、补贴与各种壁垒基础上的国家形态习以为常了，以为那就是亘古以来的国家既定形
式。其实，国家结构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国家结构更缺乏稳定性，如何在这种处境中登高望远、预见未来，可能是今时今日各个国家都需要下的大功夫。惜乎国人对这样的变动必然性感知不敏，几乎还在一种旧态硬化的思维中应对时局：要么在1648年形成的国家体系中思考问题，并在此中设计种种毫无历史预见性的国家对垒方略；要么在中国历史既定的国家形态中打转，认定古人已经一锤定音，敲定了当下国家和国家社会的出路。这种心态不变，可能贻误中国未来。
请您谈谈明年的研究计划，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任剑涛：由于学术研究的外部条件显著趋紧，我从今年开始已经明显转向思想史研究。明年我给自己确定的研究任务是完成三卷本的现代政治思想史清稿任务。三卷书，第一卷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以“难产的现代”为问题轴心，回顾中国现代转型的三百余年处境中古今中西对峙所导致的现代进程迟缓。第二卷的主题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博大的现代”为问题轴心，阐述“站在巨人肩上”的现代何以能够纳传统于现代、塑现代成多元。第三卷的主题是当下的政治思想演变，以“瞩望的现代”为问题轴心，分析国家结构、人工智能正在促成的政治世界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思想的惊人变化。不过，一年之内也许无法完工，那就顺推一年再一年，“好事不在忙上”！
最后，请您推荐一本今年读到的让您“眼前一亮”的书。
任剑涛：由于出版业的收紧，今年还真没有一读就觉得眼前一亮的书。因为受朋友邀约为一个读书会讲读《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这本书算得上是一部让人深受启发的著作了。虽然很难说写得超出意料的精彩，但总算对英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理，志在“赋予保守派以身份”，由此凸显了保守主义的精神宗旨。这对坊间流行的保守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回应。它可能很难再让人在保守主义的名义下，申述一些其实是反保守主义，尤其是反英美式保守主义的古怪想法。有念及此，也有点让人眼前一亮。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期）
任剑涛：政治重塑文化——读《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
1993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世界范围内学界与政界激烈的争执。为了力辟众说、证明己见，亨廷顿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对自己的观点加以申辩、解释和完善。也许是因为亨廷顿的论文和著作受到太多的关注—质疑、批评与赞同的缘故，促使他与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合作，一起从事一项系统地研究文化（文明）与政治、文化价值与人类进步之间关系的项目—文化事务研究项目。这项研究计划持续数年，产生了两项富有意义的成果，一是2000年出版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二是《发展中的文化：文化变迁论文集》、《发展中的文化：个案集》。其后，与亨廷顿一起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的哈里森，将这些研究成果的精华浓缩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在这本书中，作者依据自己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文化事务研究项目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价值、信仰和态度的作用的实证调查与比较分析，申述了文化与发展的良性互动观点，从而帮助人们改变那种藐视文化在发展中作用的观点，并有力地促使人们形成文化与发展双向互动，从而有利于文化自身和发展本身两者的进步。
文化与发展的互动
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确立的首要研究目的，是向人们证明现代发展过程中文化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哈里森沿循亨廷顿的立场，陈述了参与该研究项目的专家与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文化对发展、对国家处理发展问题和国际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前，人们解释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因素是地理特征、气候与资源禀赋，意识形态与政府政策，政治领导人的角色，发展成败记忆等等。人们也看到了文化的作用。但对文化在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严肃的强调。当人类严肃对待文化与发展的关系的时候，外部的解释又成为主流观点，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的消极影响，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的立论，成为主导性的观点。但其实这类观点是一种自己打败自己的立论，他们不过是想借此获得他们所痛恨的“施害者”的补偿或补救而已。
哈里森依据文化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确认文化与价值观念是发展的灵魂。这是一种关于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的主张。哈里森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价值观、信仰与观念。”文化既是工具性的，它帮助人们形成希望、恐惧、抱负、观念和行动；又是生成性的，它塑造人的理想，激励人们为自己及后代的人生完美而奋斗。文化不是发展的奴仆，而是发展的源泉。
发展则是一种进步。在今天，进步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西方标准，而是一种为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基本认可的一些指标，诸如生命、自由、个人安全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直接或以选举代表行使参政的权利，确保人民意愿是政府权威之基础的权利，要求达到可满意生活水准的权利，要求达到可满意医疗服务及必要社会服务的权利，受教育权利等等。
就文化与发展（进步）的关系而言，先进世界以经济方式援助落后世界，改变后者的落后状态的主张，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这可从两种状态获得证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计划获得了成功，但发达国家在拉美的相似工作则以失败告终。成败之别，就在于前者的援助与文化变革相伴随，而后者的援助缺乏相应的文化变革的推动与辅助。
后现代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进程的比较分析，促使人们意识到价值观和态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相关性，敦促人们思考哪些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或有害于发展，提醒人们求解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个案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文化与变迁关系：一些文化是抵制进步的，一些文化是促进进步的。但文化自身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都是可塑的，是可以积极互动的。
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专家们确认并扩展了趋向文化进步与阻碍文化进步的25个因子。这是对此前关于文化与发展关系指标体系的一项实证性检验、理论性推导的工作。
这些指标划分为四个大类。在趋向进步的文化因子上，一类是包含五个子项的“世界观”；一类是包含四个子项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再一类是包含七个子项的经济行为模式；还有一类是包含十个子项的社会行为模式。
在阻碍进步的文化因子上，对应于趋向进步的四类因子，宗教观上的非理性、抑制物质享受、重来世、宿命论、重视不可验证的理论等；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缺乏准则、普遍不信任，次要德性不重要等；经济行为模式上缺乏正确的工作伦理，认为财富威胁平等，创业必定遭遇寻租，畏惧或拒斥竞争，怀疑创新的价值等。社会行为模式上看重关系、容忍腐败，权力高度集中、专断，精英垄断权力且寻租等。
这两大类文化结构对进步与停滞或退化的作用，可以通过当代大多数成功社会与“失败”国家加以验证。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日本、韩国、以色列这些东方国家的进步，都印证了“普世的进步文化”对其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通过对落后社会的观察，人们也可以发现，推广普世的进步文化观念可以加速落后社会的进步。这不是对“西方的”现代模式的印证，而是对“普世的”现代模式的概观。这就足以免除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质疑。
文化变迁与社会进步
文化与社会对进步与落后的关联，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文化手段促成社会进步的问题。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关联的模式可以不同，但两者的关联性促使人们认识到，一方面社会通过多种手段与制度将它的观念与态度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就此维持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中，人们通过调整观念与态度，推动文化自身与社会的变化。
推动文化变迁并借此促使社会进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考察现代变迁历史，几种主要因素的突出作用必须重视：
一是儿童抚养，假如家庭重视儿童自主感的培养，以民主的方式促成儿童形成与家庭互动的积极性，并且推动儿童养成社会正义感，形成积极的劳动伦理观，对于告别威权主义社会，构造崭新的现代化代际文化将极其有效。
二是教育对文化延续与改进具有重要作用。教育可以帮助公民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观念，鼓励集体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责任，并从学生时代开始养成民主作风，学生的课堂教学与社团活动帮助他们理性相处，参与社会服务鼓励他们与人融洽生活。是否借助于这样的教育方式，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社会政治状态的重要动力。发达国家与先进儒教国家印证了重视民主性教育的意义，而拉丁美洲的落后则与其教育的非民主性有关。
三是媒体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它批评社会时弊，但无伤社会共识。落后国家的媒体是“平民主义的”，它塑造着人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愤懑心态，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心理支持。
四是领导层是否支持社会趋向进步。一个趋向进步的领导阶层足以促成国家的变革，并且逐渐改变文化的既定状态，促使文化与社会政治变迁相互适应、彼此促进；而态度消极的领导阶层则对国家进步发挥着阻碍作用。
五是宗教与进步具有深刻的关联性。一些宗教促进社会进步，一些宗教则阻碍社会进步。在宗教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比较分析中，凸显出了一种现实差异：在一种大的宗教形态中，其中不同的、历史宗教形态对于社会进步具有不同的作用，如新教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对而言天主教的表现就不如新教突出；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进行比较，新教、天主教、儒教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要好于佛教和伊斯兰教。一个僵化的宗教形态，对社会进步是一个明显的阻碍。
无疑，假设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而文化变迁也是不可阻止的话，那么“世界上相对滞后的一些地区，如要加快进步的过程，就必须脱离传统的、阻碍进步的价值观，并接受与现代化相联系的价值观”。
确认了文化变迁与社会进步的相关性之后，也就必定在两者变迁的相关性上去观察分析不同国家的变化是不是印证了他们前述的观察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