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晚上，钟南山院士肯定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疯传，虽然18岁的我没有对SARS病毒的恐惧——那年我才1岁，但我还是知道，出大事了。
9天前，大学放了寒假，我从长沙返回老家新化。相比长沙，这座小县城破旧慵懒，但人情味浓厚，人们尊重传统习俗，会不嫌麻烦地筹备过年。而春节前的一周是最热闹的时候，在外工作或者上学的人陆续归来，县城的商业街、商超被挤得熙熙攘攘，架在资江河上的两座大桥全天堵车，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外地车牌。
这是我熟悉的一切。在今年之前，我从未觉得这有多可贵。
跟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我的寒假多数时间就在家里度过，除非要被爸妈拉着出去买年货，当个苦劳力——这让我得以看到网络新闻之外，人们对于疫情的重视与恐慌是如何一点点加深的。
我在菜市场第一次听到了“湖北”成为敏感词。
那是一处售卖活鸡的摊位前，一位中年女子在问老板：“你这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当然是外地的，本地的（土鸡）价格要贵很多。”
“外地的？是从哪里进来的？不是湖北的吧？”
“当然不是，就是隔壁县里自己养殖的……”
我突然也觉得紧张起来，那天从家到菜市场的路上，我已经见到有人佩戴口罩。钟南山关于疫情人际传播的判断，显然已经影响到县城这样的毛细血管。
我决定也去买点口罩。回家路上，我找到一家药店，想买医用口罩。店员却告诉我：医用口罩已经限购，每人每次只能买一个。
和我一起进来的一位阿姨立刻急了，“一次只能买一个吗？但是我家里有很多人，而且还有两个小孩……” “确实不能多买，是有规定的”，店员眉头皱起，双手一摊，显得十分无奈。
我赶紧追问：“有N95吗？” 店员回答：“有的，但是要贵一些，十八块一个。”她又想起了什么，转头告诉那位阿姨说：“这个可以多买，效果比一般的口罩要好很多。”
最后，我买了1盒8个装的，那位阿姨买了两盒——我原本还觉得有些贵，但很快，全城药店断货，在哪里都买不到口罩了。
紧张的气息在县城逐渐蔓延。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钱，ATM机前排着长队，每个人都自觉隔了半米远。恐慌和焦虑，似乎正在抹去这座小城临近年关的喜悦。
真正的坏消息，在大年三十那天传来。
一对常年在武汉工作的中年夫妇，返乡第二天出现发热，大年三十在县人民医院确诊感染了新型肺炎。县城里开始人人自危，更多谣言在爸妈他们的微信群里传播：“十数名接触者先后确诊”、“高速路口惊现大量鄂A车牌”……
正月初二早上，我还躺在床上，就听到爸爸讲电话的声音，“谢谢你的好意，只是现在这个情况实在不方便拜年，打个电话就行了。”走到客厅，我看到爸爸坐在沙发上，紧皱的眉头透露着担忧。
这大概是我印象里最冷清的一个春节了。
以往正月里，我家基本每天都有亲戚朋友走动。正月初二，应该是我们一家去大姨家拜年的日子。今年我们本来还计划春节去厦门旅游，现在只能全部泡汤了。
疫情成为我们关注的全部重点。
即使吃着年夜饭，我们也在讨论疫情进展。随着新化更多确诊案例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影响也浮出水面。即将去长沙实习的姐夫被告知工作延期，在政府工作的表哥被派去了防疫一线，整个春节都不见人影。
政府部门的管控也在逐步加强。1月24日，湖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新化也陆续出台更多细则。
“禁止各类整酒和公众聚餐、聚会活动”
“所有涉汉人员必须加强自我防护，居家观察，禁止串门”
“县内除超市、医院、农贸市场、加油站、婴幼儿用品店、药店正常营业外，其他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
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转告：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人们对外地车牌尤为紧张，特别是“鄂”字开头的。正月初六我和姐姐去超市采购，看到停车场里的许多外地车牌后，姐姐坚持不让我进超市，“你在外面等着，里面太危险了”。
小区电梯也开始频繁消毒，听清洁工人说，白天每两个小时就要消毒一次。不知不觉中，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每天宅在家里，偶尔跟同学连线玩《王者荣耀》。但即使在游戏里，我们也会讨论这些事。正月初五，有朋友在游戏里喊：“你知道吗？武汉封城前，好多人跑到长沙来了”。
武汉封城当天，就有一份从武汉到长沙人员的酒店住宿名单在朋友圈疯传，不知真假。长沙是距离武汉最近的省会城市，两地交往频繁。我开始担心，什么时候能回长沙？回长沙还安全吗？
新化封城的那天还是来了。
2月1日，大年初八中午，我们正在家吃午饭，姐姐接到了封城短信通知，从当天下午六点开始，政府将实施新化与外县（市）之间隔断、县城区与相邻乡镇之间隔断、乡镇与乡镇之间隔断。
姐姐急忙放下碗筷，准备收拾行李。
她跟姐夫都在市里工作，本来可以晚几天再回城，这下就得加快速度，赶在封城之前离开了。
我的学校也推迟了开学时间，好在班里同学没有湖北的，同学群里倒是没有太紧张。
封城对爸妈的影响显然比我严重——因为姐姐姐夫回市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春节乐趣：搓麻将。我也越发觉得无聊，偶尔下楼，绕着小区外的人行道走上几圈。路面上车辆极少，偶尔见到的人，好像也都是神情呆滞的模样。
县城确诊案例在逐步增多，截至昨天的最新数据是6例，没有出院病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67人。
身处一线的表哥压力很大。
他告诉我，新化是贫困县城，乡镇面积大，道路庞杂，路况不一，之前网上流传的河南农村防疫那些招数，比如挖路、无人机监控等手段，不仅成本高，收效可能也不好。
“我昨天只睡了两个小时”，表哥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去监测点给村民查体温，填写健康情况登记表，然后就轮流去村与村之间的隔断点值班。这几天天气湿冷，在乡下公路边站上一个小时就冻透了。
他们的工作被要求得越来越细致。随着确诊病例的增加，他们对外来人口的登记排查范围，从湖北省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外县（市），健康情况登记表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从体温检测到咳嗽、流鼻涕的，都要填写并深入观察。
“有好多村民搞得很紧张，经常半夜打电话来上报自己咳嗽、流鼻涕的”，哥哥说，如果得知身边突然有外来人员，特别是从湖北来的，村民的反应也会很激动。
还有人会拒绝配合。
有人开车冲坏隔断点障碍，有人拒绝体温检测还破坏仪器，有人对工作人员进行谩骂，这些人最后都进了派出所。
与逆流而行的医护人员类似，像表哥这样的防疫工作人员也要直面风险。“你别来看我，我现在是疑似病例，不能接触别人的”，哥哥在电话里苦笑着说，“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都是隔开着的，像考试一样。”
由于人员不足，乡镇防疫者无法轮换休息，只能持续上岗。防护用品也稀缺，表哥说，他们领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原本只能使用4个小时，但因为物资短缺，都是用酒精消毒，坚持用到两天。
至于防护服，表哥都没见过。这些物资连乡镇卫生院都少得很，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数据是，全新化31个乡镇卫生院，只有不足10套防护服——有村医走村入户测量体温时，生怕遇到疑似病例，简陋的医用口罩招架不住。
表哥只能尽量保持乐观。“我负责的区域还没有确诊病例”，他有些开心地告诉我。我也跟表哥约定，等疫情过后，要去吃火锅，看电影，把新化美景全部走一遍。
19岁这年的春节如此特别，我大概会铭记很久。
我会记住，素来擅长享乐的新化人和新化县城度过的这个清冷假期；
我会记住，武汉数万例确诊和疑似确诊家庭背后的痛楚；
我会记住，愚昧和谎报远比真相更可怕；
我会记住，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也会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努力和希望。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座小城会醒过来，像往常那样，人们在向东街吃米粉，在沿河绿化带和家人骑单车，与朋友约在深夜的街头吃夜宵，日子如大河般缓慢而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