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团队声称他们利用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工具成功使用卵细胞的正常拷贝基因取代了携带MYBPC3基因突变的精子基因，产生了两个正常拷贝的胚胎。
即便Mitalipov团队对他们的研究信心满满，但哥伦比亚大学干细胞科学家Dieter Egli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发育生物学家Maria Jasin以及业界大牛George Church仍然对Mitalipov团队的研究提出了质疑。
在他们的bioRxiv论文中，Egli和Jasin认为没有合理的生物学机制能够解释精子基因突变能够被卵细胞内的正常基因所取代。
Mitalipov的团队没有真正修正精子中的这个突变，他们只是没有成功检测到并没有因为基因编辑而发生改变的突变而已。
“Egli等人的批评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实验数据，他们仅仅基于纯粹的揣测而对我们的结果提出质疑。”Mitalipov在一份声明中反驳道。
即便如此，与Nature杂志联络的其他科学家仍然对Egli和Jasin的观点表示出认同。
英国巴斯大学生殖生物学家Anthony Perry表示，受精后，卵子和精子的基因组位于受精卵的两端，每个细胞都会被膜结构包裹好几个小时。Perry认为这一现象将使得CRISPR难以用基于卵细胞中的正确基因类型基于同源重组而对精子基因组中的相应变异基因进行有效编辑。
“很难想象跨越这些巨大细胞距离的亲代基因组重组如何发生。” Perry表示。
Egli和Jasin在他们的论文中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Mitalipov团队的错误在于后者已经确信其已经通过基因检测确定了错误突变的消失，而事实上这些基因检测并不能有效检出基因组编辑实验的可能结果。CRISPR系统在精子基因组中引入的遗传缺失并不能被Mitalipov团队的基因检测所有效识别。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遗传学家Gaetano Burgio同样也对Egli和Jasin 的观点表示认同，“在我看来，Egli等人提供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论据，阐明了通过自我修复并不能纠正有害突变的事实。”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家Robin Lovell-Badge则提出了一种与众人不同的观点。
在早期的人类胚胎中，有可能出现一种“新颖或不具备预期”的生物学机制，这一机制的激活或许可以解释Mitalipov团队如何通过基因编辑有效纠正胚胎中的基因突变。
“在弄清更多相关的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并不能急于否定Mitalipov的研究成果。”Lovell-Badge表示。
在相应声明中，Mitalipov团队则继续坚持他们的现有结果。“我们会在几个星期内以正式的同行评审形式逐点回应他们的批评。” Mitalipov实验室表示。
参考文献：
1.Ma, H. et al. Nature 548, 413–4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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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i,D.,Zuccaro,M.,Kosicki,M.,Church,G.,Bradley,A.,Jasin,M. 2.http://www.biorxiv.org/content/early/2017/08/28/181255 (2017)
Nature doi:10.1038/nature.2017.22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