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嬉皮士：铁幕那边，一群被人遗忘的叛逆青年

正文

一群披头散发、鬓间插着鲜花、穿着花花绿绿的喇叭裤、听着披头士的嬉皮士，一路搭着便车，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加州。他们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下，吸着大麻，安营扎寨，就像举行着一场盛大的派对。假如要评选西方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大标志性场景，这一幕应该不会落选。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铁幕的另一边苏联也有一群嬉皮士，他们同样穿着花花绿绿的喇叭裤，听着摇滚乐，到处旅行。他们长途跋涉到波罗的海旁，到克里米亚，甚至到中亚，安营扎寨，集体生活，就像把加州的“爱之夏”复制了过去一样。

而且，苏联嬉皮士比他们的西方同行坚持得更久——他们一直坚持到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解体后各国独立的签证制度，和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使得这个群体也随之分裂，和他们所反叛的旧制度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暗角里。

撰文 | 徐悦东

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中认为，嬉皮士这一中产阶级白人孩子们的反叛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撒娇”。他们打着反资本主义的旗号，只玩了一场文字和符号的反叛游戏。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利用左派的理论，夺取了以往属于贵族的文化领导权，如涂鸦、摇滚乐等亚文化，模糊了传统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为日后多元流行文化的商品化大生产打开了大门。因此，不难理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很多当年叛逆的嬉皮士已事业有成，变成了兼顾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雅皮士。

不管他们是真反叛还是假反叛，也不管大家对他们的态度是褒是贬，都必须承认，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已深刻地影响了当下的全球文化景观，和日常生活方式。

那么，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苏联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真的想像西方的中产阶级孩子们那样，旗帜鲜明地抗议父辈们所坚持的价值观么？抑或说，他们跟西方那群中产阶级孩子们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反叛的？在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嬉皮士精神，越过铁幕之后，又会有怎么样的嬗变？

赫鲁晓夫时代的“风格猎人”（Stilyagi）， 苏联嬉皮士的前传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这使得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有所松动。当时许多苏联人认为，斯大林去世是变革的机会。其中就包括了当时风头正盛的“风格猎人”（Stilyagi）。

“风格猎人”的成员们主要由苏联的政治经济精英子女们组成。他们喜欢穿西方的时髦服装，并喜欢听“颓废的资本主义音乐”——爵士和摇滚。这一运动表达了苏联精英子女的叛逆欲望。通过黑市交易和特权运作，他们能得到许多来自西方的音乐和时尚讯息。他们试图通过跟上欧美服装时尚和音乐的潮流，来挑战僵化的苏联主流文化规范。

在1949年，当“风格猎人”刚出现的时候，一篇名为《鳄鱼》的讽刺文章中抨击道，“风格猎人”们精通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时尚，但是他们对俄罗斯文化一无所知。在苏联的一些地方，他们时髦的着装和发型，经常会惹怒一些保守的苏联民众。民众会拿着剪刀追着他们，剪掉他们的奇装异服。

苏联“风格猎人”的叛逆举动，实际上是对战后短缺经济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也是对苏联严苛文化管控的一次挑战，更是苏联精英子女们用西方的服装和音乐，将自己和饱受物资短缺的普通苏联群众区隔开来的标识。

苏联嬉皮士研究专家朱莉安·福尔斯特（Juliane Fürst）认为，“风格猎人”并不能算是苏联的嬉皮士，因为他们炫耀性的消费举动，与嬉皮士反消费主义的态度正好相反。但是，“风格猎人”们未尝不是苏联嬉皮士的先驱，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一场更大的文化反叛运动播下了种子。

“系统”（Sistema）诞生， 他们被逮捕，强制剪发，抓进精神病院

朱莉安·福尔斯特认为，在广义上来讲，从1967年开始，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首次出现了嬉皮士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更容易得到东欧的出版物——很多人有亲戚住在东欧——所以他们更容易获得来自西方的资讯。

同时，莫斯科也出现了嬉皮士的痕迹。特权干部的孩子们，通过他们父母的特权，能够获取到西方最新的文化讯息。他们喜欢听西方嬉皮士爱听的摇滚乐。他们甚至采用了“嬉皮士”这个名称，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嬉皮士并不喜欢这个词。

早期来自苏联高干子弟的嬉皮士，在文化封闭时期，有机会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西方文化，所以他们日后很多人在文艺创作上大放异彩。比如“苏联的披头士”花朵（Flowers）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斯塔斯·纳明（Stas Namin），他的祖父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就是一位传奇的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也是十月革命中的关键人物。

至于乌克兰西部地区，研究乌克兰现代史的专家威廉·杰伊·里施（William Jay Risch）认为：

“没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愈发单调的公共生活对 ‘村庄生活传统’的腐蚀，是乌克兰西部地区那个时代的病症。除此之外，这地方遭受着严酷的“俄罗斯化”政策。任何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表现，都会被苏联当局镇压，这使得当时乌克兰西部的气氛令人窒息。快速的工业化、传统乡村结构的破坏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乌克兰西部成了完美的反文化繁殖基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的嬉皮士开始出现在苏联媒体报道上。1967年，《真理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嬉皮士的文章。这文章对嬉皮士现象持矛盾态度，因为西方嬉皮士是反资本主义和反越战的，这令苏联欣赏。但根据苏联的学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变他们反对的资本主义，而不是靠穿奇装异服和玩摇滚。

然而，在苏联，很多普通的年轻人将这篇文章当作一本“嬉皮指南”来阅读。透过这篇文章，他们知道了西方嬉皮士喜欢听哪些音乐，以及他们如何打扮自己。就这样，很多苏联嬉皮士开始在模仿中慢慢成形。

苏联一直否认嬉皮士在其国内的存在。1969年，在一些苏联政府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这个年轻人是‘所谓的嬉皮士’”。苏联当局很难接受苏联公民中存在着嬉皮士，因为他们认为，在苏联，没有什么值得抗议的。

朱莉安·福尔斯特认为，西方嬉皮士的价值观，能在苏联青年文化中找到肥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它们非常接近社会主义价值观，如集体主义和平等。所以，作为苏联的嬉皮士，意味着忠于许多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又拒绝苏联的现实和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嬉皮士开发了越来越多独特的标记和印记。

苏联嬉皮士的父母们，即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入侵，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认同官方的立场，即使他们知道需要进行一些改革。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勃列日涅夫停滞而僵化的时代氛围下，每个人都知道，官方宣传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但已经没有人希望改革能够改变什么。 苏联人要么是选择接受，要么尽可能在体制内攫取自己的利益，要么完全拒绝现状。

对于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要不选择进入这个无所不包的体制，要不尽可能地远离它。 当然，很多年轻人选择进入苏联的体制，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个人的小空间。但有些人，比如嬉皮士，确实完全拒绝了苏联的无所不包的体制。格奥尔基·曼纳耶夫（Georgy Manaev）和汤米·奥卡拉汉（Tommy O'callaghan）提到，嬉皮士试图从空洞的意识形态中逃离出来，像艺术家一样去寻求自由。他们举行 “家庭派对”（kvartirniki），或者在咖啡馆聚会，如列宁格勒的西贡咖啡馆、塔林的莫斯科咖啡馆和莫斯科的里拉咖啡馆。在利沃夫的一群十几岁的男孩，组成了“圣园共和国”（Respublika Sviatoho Sadu），完全拒绝苏联的现代生活。逃避现实的纯粹渴望，导致他们热爱露天音乐会和足球赛胜过福特主义的工厂生产和严苛社会规范。

所以，一方面，苏联嬉皮士看起来的确跟西方嬉皮士很像。 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上，他们存在着明显的脱节。苏联的嬉皮士经常是非政治性的。 越南战争对于美国嬉皮士来说至关重要，但在苏联，越南战争就太抽象了。苏联嬉皮士也常常无视西方嬉皮士的左翼政治议程，因为要是有明显的政治性表达的话，苏联当局是不会容忍的。恰恰因为他们的非政治性，使得苏联嬉皮士能持续存在超过三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苏联嬉皮士移民到美国，这个他们梦想着的嬉皮士乌托邦。结果他们发现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已经式微，这让他们大失所望。

后来，苏联的嬉皮士人数开始增加。在地理分布上，他们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的咖啡馆和私人公寓里。于是， “系统”（sistema）诞生了，这个词用来描述苏联的嬉皮士世界，即他们用自己的“黑话”和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嬉皮圈子。“系统”是一个没有任何特定界限，可以互助沟通的社区。“系统”里没有领导人，也没有什么条约准则。

因为苏联的嬉皮士往往远离体制，他们通常做一些远离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工作，例如，气象台天气监测员、模特和邮差等。他们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对嬉皮士来说，社会地位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在“系统”中可能有着更高的地位。“系统”拥有自己的等级体系，这取决于在“系统”中活跃的时间和程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系统”的帮助下，苏联的嬉皮士可以轻松地穿越苏联，因为系统中的“会员”会保证主要城市的免费住宿和免费食物。通常，他们会在旅行之前，共享地址和电话号码。然而，即使没有联系人和其他联系信息，他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标记进行识别，对方是否是嬉皮士，例如外观，男士的长发和互相问候的“和平”手势等。

这个系统具体是怎么诞生的？朱莉安·福尔斯特认为，我们可以追溯 “系统”这个词，到莫斯科嬉皮士领袖索斯-尤里·布拉科夫（Solntse - Iurii Burakov）上。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通过他的魅力，他团结了莫斯科新生的嬉皮士群体。他提出了“系统”一词：“他们有他们的系统，我们也将拥有我们的系统。”

从莫斯科市中心起，“系统”开始蔓延到苏联全境。朱莉安·福尔斯特认为，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确实每个嬉皮士都认同“系统”，没有嬉皮士可能存在于“系统”之外。 该“系统”也受到了官方的威胁：比如逮捕，强制剪发，抓进精神病院等。这是苏联嬉皮士与他们的西方同类最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来应对这些威胁。

爱沙尼亚纪录片导演、人类学家特尔杰·图米斯图（Terje Toomistu）曾拍摄过一部《苏联嬉皮士》（ Soviet Hippies ）的纪录片，她以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详尽地观察整个苏联嬉皮士的运动。她曾记录道，1971年，苏联的嬉皮士收到克格勃的邀请，聚集在一起，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越南战争。 这时，苏联嬉皮士真正成为一个明显的社会实体。之所以他们会应邀出现在街头抗议，是因为反越战本身就符合苏联的外交立场，加上嬉皮士本身也坚持和平主义价值观。 他们没想到，这是克格勃在“引蛇出洞”，很多人因此被逮捕。有一半人被送去服兵役，另外有一些人被判拥有毒品罪。这是苏联嬉皮士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通过这种方式，当局消灭了早期苏联嬉皮士的政治元素——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嬉皮士不像他们的西方同类一样谈论政治。他们变得更加地下，更内向，更多地与精神方面相关。

旅行与嬉皮社区，苏联嬉皮士“在路上”

苏联嬉皮士的 “系统”一层层往外扩张，主要由三个环组成：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国家组成的小圈子; 一个更大的包括乌克兰西部和克里米亚的圈子; 最大的环延伸到中亚。

其中，莫斯科的圈子是所有嬉皮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般来说，每年的5月1日是“旅行季的开始”，他们会前往爱沙尼亚的首府塔林。然后他们从塔林出发，在波罗的海周围搭便车，安营扎寨。比较出名的营地有维兰迪亚（Vilandia），帕兰加（Palanga）和维尔纽斯（Vilnius）。许多嬉皮士会往温暖的南方旅行，特别是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的古尔祖夫（Gurzuf），也有嬉皮士们的夏季营地。

那些对东方灵性感兴趣的嬉皮士，会冒险进入阿尔泰山，甚至更远的东部。那些前往中亚的嬉皮士会立即成为“系统”中的传说。从西部往东走，这是最接近苏联“嬉皮小径”的路。这取代了西方嬉皮士对加德满都与塔什干，喜马拉雅山与帕米尔高原的迷恋。 苏联嬉皮士们通常以两人一组的方式旅行，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与其他人会面。这些“系统”里的沟通方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嬉皮士旅行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成为了苏联里知道最多新闻的人。通过他们的“系统”网络，他们能知道主流报纸中没有报道的事件，如罢工和骚乱。例如，1972年，考纳斯发生骚乱时，嬉皮士能知道此事（其中许多人直接卷入骚乱），而其他苏联人则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随着每年9月1日的临近，嬉皮士通常会回到莫斯科工作——法律要求他们必须工作; 否则，就可以根据苏联所谓的“寄生虫法”进行审判。在工作的间隙，他们会在一些固定的咖啡馆见面，或者在朋友的公寓里相约，等待新一季开始。

丽娃·佐尔内罗维卡（Liva Zolnerovica）透露，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很多苏联嬉皮士试图建立夏季营地，但直到1978年才有所成功。通常，嬉皮士出发去营地的路上，都会被警察抓住，扔进监狱里关几天。因此，在嬉皮士运动的早期，只有克里米亚或阿勒泰偏远地区才有十到十五人的小型营地存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系统”的界限扩大了，其他的亚文化如朋克，金属党，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其他“波西米亚”人都进入了“系统”。 “系统”里有了大量的新人，这伤害了很多老嬉皮士的热情。因为许多新加入的瘾君子和酗酒者认为，“系统”只是一个方便他们的工具。因此，许多提供免费住宿的嬉皮士，无法确定他们的客人是嬉皮士还是仅仅是醉酒者。 随着时间发展，“系统”实际上从内部摧毁了自己，陈旧的“系统”无法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新的加入者接受。

然而，最具决定性的时刻还是苏联的解体和新国家的形成，包括边界的恢复和签证要求。他们将新波罗的海国家的嬉皮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开，这个“系统”便彻底崩溃了。

“抽一支大麻是没问题的。”苏联嬉皮士的毒品规避

亚文化研究先驱迪克·赫伯迪格有个著名的论述，他认为亚文化并不是直接地挑战主流文化霸权，而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即符号层面的风格——如奇装异服和非主流的音乐等。这种风格，也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是扰乱主流大叙事的“噪音”，也是对社会结构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苏联年轻人的亚文化亦是如此。

当美国的嬉皮士正忙着谴责消费主义时，苏联嬉皮士却渴望能在黑市里买到美式牛仔裤。 朱莉亚·福尔斯特认为，这种现象跟嬉皮士反消费主义的理念并不矛盾，因为牛仔裤是所谓“进步”青年的标志。然而后来，随着牛仔裤在嬉皮士社区里的风行，嬉皮士必须自己制作衣服来标新立异。莫斯科嬉皮组织“维洛西”（Volosy）就要求成员必须自己制作自己的服装。事实上，服装本身也是符号，就像“风格猎人”追求西方时尚服装一样，嬉皮士通过外表来表达嬉皮士的意识形态，为苏联的主流文化制造扰乱传统美学的“噪音”，也给他们提供一种身份认同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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