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我心血来潮，发了一条微博，提到王小波、汪曾祺、白鹿原和严歌苓：
（1）王小波的小说比散文好，散文比情书好；
（2）汪曾祺不是什么最后的士大夫，他是民国之子；
（3）《白鹿原》的文学价值被高估了，也不适合高中生读；
（4）严歌苓是一位通俗小说家，很多论文都在扯犊子。
这四条其实都有背景，但是我懒得细讲，就是任性地甩个结论出来。信得过我不乱说话的，可以好好想想，这些与“常识”相异的结论，有没有道理；信不过的，你就当我在扯犊子，一笑而过。
或赞成或斥骂的评论，都在意料之中。特别被流量大王王小山转发之后，更是各种说法乱入，还扯到《封神演义》是不是个P……但最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位加V的评论说：
没读过汪曾祺，其他赞同。
看看她的微博认证，是位“悬疑作家”。老实说这有点让我意外，如果是个广东东莞音响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啥的，尚不奇怪。称号是作家却没读过汪曾祺，尤其是汪曾祺散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之后，这个略清奇。
有人做过统计，汪曾祺生前出版各种文集不到30种，去世20年，出版的各种选编倒超过110种（小可亦有贡献，编过《汪曾祺集》）。谈不上畅销，长销是一定的。
对汪曾祺的接受度，我一向有信心，比对王小波还有信心。我的祖父年轻时从南京流离到四川上大学，最爱的一样蔬菜是豌豆尖（四川话尖发成“巅”）。他常说：豌豆尖是蔬菜里的肉，没有人不爱吃。
豌豆尖从前北京不易得，只有四川馆子有，要卖二三十元一盘。现在菜市也有了，四五元一斤，不够四川的新鲜水嫩。我小时候，豌豆尖才五六分钱一斤，汃耳朵们买成七分钱，都要被婆娘骂成瓜娃子。
我觉得汪曾祺的作品就像豌豆尖，炒香肠可以，清炒也可以，下面吃，加几茎，更是好。唯水煮肉片这样的浓烈菜不甚相宜。
今年出版《小说课》的毕飞宇3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说自己的理想是写“大小说”，被问到“你的小说最早有汪曾祺、沈从文的感觉”时，他说：
我永远不会成为汪曾祺和沈从文那样的作家。这么说会有点冒犯，在讲小说的时候，我永远愿意把赞美给予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但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还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们是，就小说而言，他们不是。他们太闲适了。我更偏向鲁迅，有力量，有丰沛的情感，同时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这样的人还是闲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从我内心来讲，无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多好，多迷人，和鲁迅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五月在江苏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毕飞宇把《小说课》里的评价又说了一遍：“汪曾祺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在《小说课》里，他谈到汪曾祺与张爱玲一样的“偷生的哲学”，认为不伟大。
我这里不是想跟“汪迷”一样，跟毕作家争个高下——这种容不得人批评自己偶像的粉丝心态最要不得。我只想说，毕作家这种显得有点矛盾的心态，其实跟他对文学的想象有关系。就好象将《中国新文学史稿》与《中国现代小说史》放在一起，两者对文学的想象也是大相径庭的。后者力荐的张爱玲钱钟书，前者根本不提。这个我们在阅读邻居讨论过。
不同的人心目中，文学的价值序列真是不一样。我最近当了评委，看去年11月后出版的一些文学书，发现碰头碰尾都能见到汪曾祺的痕迹。比如编剧宋方金在《给青年编剧的信》里写地域性：
地域性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跟地域性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地域性并非人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地域性来写作或者写人类特性的作家，都行之不远。真正的作家，是人性作家，是写根本性的作家。比如鲁迅，比如汪曾祺。但大部分作家都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人类的地域性和特性之间。
这又是一种对文学的想象。在这种想象里，鲁迅和汪曾祺又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那条叫“小说好作家”的河流的两岸。又比如在文学史家如孙郁眼里，他们都属于乡土写作序列：“鲁迅、废名、沈从文之后，汪曾祺无疑是个重要的存在，他把走向单一化的乡土写作，变得有趣和丰满了。”（《汪曾祺散记》）
其实汪曾祺自己说过，中国现代散文无非两条脉络：鲁迅式的峻急与周作人式的冲淡。废名是周作人的弟子。但他的老师沈从文很难简单归类，《从文自传》《湘行散记》里有舒缓与细致，也有惊心动魄的杀戮与离别。说到汪曾祺的文字，汪迷们也不是个个都最迷恋静态的《受戒》《葡萄月令》，很多人也喜欢《八千岁》《徙》《陈小手》，那里面其实充满了大运河即将决堤前的狂乱，与汪曾祺通常给人的恬静悠闲印象，全然不同。
张大春的《文章自在》里，很少见地提到了汪曾祺写的戏。因为张的姑父欧阳中石是奚啸伯一派的传人，手头有《范进中举》的演出本。《范进中举》是汪曾祺写的第一个京剧剧本——不是调到北京京剧团之后，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了《范进中举》，后来才有理由将摘帽右派汪曾祺从张家口调回北京京剧团。
1954年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逝世200周年。《儒林外史》并不太为胡适等新派文学史家看好，而鲁迅独推重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也要为吴敬梓来个纪念。有领导建议时在北京文联编刊物的汪曾祺：你又不能下去体验生活，又写不出反映党的政策的作品，那不如改编一下《儒林外史》？——就像贾宝玉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说的，编新不如述旧。
由汪曾祺来改编吴敬梓，是很恰当的。这两人家乡离得不远。吴一生科场蹭蹬，汪也不是什么学霸，读个西南联大，因为外语和体育考试不及格还留级，最终也是个“肄业”。读书时整天不上课，为好学生所不屑，严谨的老师如朱自清也不喜欢他。要不是战时的联大中文系本来就比较松，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师又特别包容他，搞不好等不到肄业就被清退了。总而言之，他二人都是体制里的边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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