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10月起，韬奋在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发表了22篇回忆生活书店创办、发展艰苦历程的文章，文章平实细腻，情真意切，脍炙人口。后来他将这22篇回忆文章汇编成《生活史话》，作为附录，随同专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于1940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邹韬奋故居的书桌
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我以半天时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该社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译著职业教育丛书，及编著英文年刊。大家鉴于《教育与职业》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理论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
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等于我们现在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每星期开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结果决定办。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你提一个，他提一个，经过相当的讨论后，终于采用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两个字。主笔呢？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
“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
最有趣的是后来办《生活日报》，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这样在距今十四年前简简单单地呱呱堕地了。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这当然不是说毫无凭藉，无中生有，例如创办的时候，虽只有主笔王志莘先生有数十元的薪水，其余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帮忙，但是我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职员，所以也可以说《生活》周刊是揩着职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并没有一定的资金开头，却是事实，所以说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尝完全没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所以他主编了一年，就脱离去做银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所以他走了之后，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这个“弃儿”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
谁想得到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千百万读者欢迎的“生活书店”，它是在这样惨淡的情景中生长起来的！
我应该老实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来，却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将要告诉诸位它是怎样生活起来的。
《生活》周刊
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小，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
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
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
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生产出文章的，那时没有听到什么“资料室”的名词，补救的办法是光杆编辑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
上次所谈的“光杆编辑部”，做文章绝对没有稿费，那是不消说的。
但是穷光蛋的野心却不小，想到颇有敦聘特约撰述的必要，我们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约撰述是毕云程先生。
既是特约撰述，照理应该致送薄酬，藉表谢意，于是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费四毛钱！毕先生热心之至，每次得到“灵感”，写好一篇大作之后，就亲自乘着黄包车送来，来往车费恐怕总是超出全篇稿费，可是他却乐此不倦，一则因为他很敬重我们的苦中乐干的精神，二则因为《生活》周刊的读者群已在扩大，他的卓见有许多人看到。
可怜的“弃儿”已渐露头角了，不到二年，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胆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国内的特约撰述，而且有了国外的特约的通讯，最初两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和在美国的李公朴先生。
徐女士文笔顺洁婉达，简直可以一字不改，李先生写得多而杂，但略经删除润饰，亦斐然可观。他们两位有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得非常的勤，源源不断地来，同时光杆编辑和他们也经常有密切的通信，深深地感谢他们，热烈地鼓励他们。当时国外的通讯稿费是每千字大洋一只，这也算薄得可以了，可是在“光杆编辑部”已是出了满身大汗，不能想象有再高的酬谢了！
越弄越有劲儿，不但由国内四毛钱的特约撰述，发展到国外一只洋的特约通讯，而且还有漫画！
由徐伯昕先生笔名吟秋的“免费”漫画到倪鏝贤先生五毛钱的特约漫画，可算是应有尽有了！
1933年7月韬奋出国时与毕云程等合影（左起：毕云程、邹恩泳、韬奋）
《生活》周刊渐渐“繁荣”之后，最感觉得显著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渐渐地增多。
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
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
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
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此时只是萌芽，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
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东西，买鞋子，买衣料，都在“义不容辞”之列，这当然需要跑腿，选择，包寄，买得不十分对还要包换：麻烦虽是麻烦，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
他们为什么不信托别人而却那样信托我们呢？这是本刊在读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
所代买的东西之中，书报占最大部分，其初我们只是由同事兼带照料，后来愈来愈多，兼带不了，于是才于民国十九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对读者还是纯尽义务，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分的开销。最初主持书报代办部的是严长衍同事。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凭着口说说的，是的确有着它的可宝贵的历史。
“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
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
竭忠尽智的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萌芽，在上次已经谈到。这种服务是随着《生活》周刊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在继续叙述这种服务的发展情形以前，不得不回转来先谈谈《生活》周刊的发展。
《生活》周刊是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办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只是一单张，慢慢儿扩展到一张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扩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个新纪元，在这新纪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间可另成一个时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间从二千余份增加到四万余份，它的声誉，一天天隆盛起来，读者群一天天广大起来。在上海办报，一般的说来，在报纸本身是要赚钱的，全靠广告来弥补。我们的这个小小周刊幸亏非常节省，勉强支持，但是要发展却非另有筹款办法不可，职教社筹措教育经费已经感到焦头烂额，绝对没有余力顾到，唯一办法只有“自力更生”！
由一张加到一张半，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充实内容，推广销路，一方面努力拉广告，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要由一张半加到本子格式，不但要增加篇幅，而且还要加上订工，是个更大的难关，更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更充实内容，更推广销路，一方面更努力拉广告，又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此中甘苦，饶有趣味，趣味何在，请看下回。
《生活》周刊自民国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单张的(由一张加到一张半)，我把这单张时期称为《生活》周刊的第一个时期。
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到十七年的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
黄女士的加入可说是颇为偶然的，因为我向来办事业，策励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亲戚，黄女士与我有内亲的关系，原来是不会加入的。但是当时本社还是由职教社副主任杨卫玉先生主持，用人之权是属于他的，所以是由他请进来的，我事前并未参与。那时经济当然非常困难，她算是起码职员，每月大洋十八元，膳宿自备。当年十一月，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矮胖胖怪结实的小弟弟，名叫陈凤芳，就是现在得力干部之一的陈其襄同事。他的来源颇有趣。《生活》周刊随处都遇着好朋友，他的叔父做邮差，常常为我们送递邮信，是我们的读者，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他说有个侄子很好，约来一见，大家赞成，成了本店练习生的开山鼻祖！
这时，原来的半个人也成为一个人，我们一共有了五位同事。拥挤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号的一个过街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挤挤(不是济济)一堂，怪热闹似的。除五位同事外，还有二个社工，是职教社的社工兼做帮帮忙的。
当时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热心帮助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得力干部之一，那就是当时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陈锡麟，就是现在的陈雪岭同事。当时因为《生活》周刊的销数很大，我们是交通印刷所的一个主要的主顾。雪岭当时还是一个小弟弟，对我们的事业非常热诚，我对排样及校对非常疙瘩，一不对就要亲往印刷所办交涉，他对我们的事情非常热心招呼，诚恳可感，我心里已把他当为我们自己的一位同事看。
我上次同诸位谈及《生活》周刊第一个时期中(自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个时期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扩充到本子的时候。《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可以算是划一新时代。
扩充要有钱，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常谈起的所谓资金。可是当时我们两手空空，怎样扩充起来呢？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改成本子，我们向来是非常重视读者意见的，我和伯昕先生下决心改成本子，但是钱这东西却不是可由我们下一决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盘上打来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们的“决议”是只有自己设法的一条路走(当时“自力更生”这个名词还未时髦)。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
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报上不登“韦廉氏医生”的红色补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补品东西，我们也转着它的念头，想向他们拉一个广告来“补”一下！这是洋人办的卖药公司，因为我懂得几句洋话，于是由我出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里去闯它一下。事情虽然成功，经过却颇费周折，详情如何，又要请诸位且听下回分解。
我上次答应诸位，要继续谈一谈拉洋广告的事情。诸位如有人看过拙著《经历》，也许记得申报经理张竹平先生在我刚从学校出来之后，很有意要把我练成一个英文广告员，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广告，因此他曾经把一些诀窍告诉了我。第一是要不怕难为情，第二是要不怕麻烦，第三……甚至说拉广告时要有不怕被人赶出来的决心！我这次出马往韦廉氏去替《生活》周刊拉广告，虽未准备被人赶出来还赖在那里，但却预先存有不怕难为情，不怕麻烦的态度去。
该行的总经理听我噜噜苏苏说明了一大顿后，他叫一个中国买办来问一下，你想他说什么，我暗中真想打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个报销路虽好，但是一个小报(洋话叫做蚊虫报)！他这样拖一句，几乎破坏了我的好事。他滚出之后，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位洋经理说回来，由他介绍一位洋人经理接下去谈具体条件。商人讲价钱是要不怕麻烦的，我因为得到他们总经理的允登，更大胆地和他们这位洋经理作胶着战，首尾去了二小时，居然把洋合同订好！每期登全页四分之一的“大”广告！
我走出这家洋行的时候，正落着倾盆大雨，大得异乎寻常，但是我边走边对自己发笑：拉到了大广告，真不在乎什么大雨！
我出了大门，跨上了一辆黄包车，不料那辆黄包车的篷布破烂不堪，淋得我满身透湿，从头发淋漓尽致到脚底，可是我跳进我们那个小小过街楼时，笑嘻嘻地告诉徐先生说：“洋广告拉到了！”
我上次谈起拉洋广告的事情，虽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艰苦奋斗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话，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一件事，真正为我们大拉广告的还是伯昕先生。现在有些外人不明白本店历史的——尤其是奋斗史——，往往把寻常的商店必须相当资金才开起来的事实，来对我们作不合理的怀疑，其实我们的发展的确是靠我们的“自力更生”，这当然是靠全体同人的努力，
但在筚路蓝缕，基础更为薄弱的时期，伯昕先生聚精会神，为本店努力开源的艰辛，实在值得我们永久的敬念。
他当时替薄薄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广告，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而且像煞有介事，限制非常的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这样不登，那样不登，但是一方面由于销数的增加，一方面由于伯昕先生的手段高明，广告仍然大大地发达起来，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
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办广告公司，大发其财。我曾在上海几家报馆里做过事，亲见有几个广告界“大亨”，都是这样出身，因为广告的“康蜜花”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而且广告界做生意，往往讲交情(即对拉广告者)，不注重机关，这也是给个人发财的一个鼓励，所以广告做熟了，做得发财了，总是要撇开公家而走上个人藉此发财的道路。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有力的臂助，这在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大拉广告的妙用还不止此，请待下次补充。
拉广告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简单，多拉几家广告，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时期多收入几个钱就完了。其实不然，因为伯昕先生的作风，即在拉广告之中，也替本店广结善缘，替本店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他完全用服务的精神，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我从前已经说过，他是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的，独出心裁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义务设计，做得人家看了心满意足，钦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而且在别处的广告(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也用着同样的底稿，每次总是迫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
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跑一番，便“满载而归”。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
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眼光，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着想，为一个文化机关培植基础，比个人成功一个财主，两相比较，其贡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却无须我们解释而已可瞭然的。
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赚钱，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
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屡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个钱的价格不加。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
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
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
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
，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格，(这在以前已说及)不肯为着老孔(指孔方兄，勿误会！)而有丝毫的迁就。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前辈先生——黄江杨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
，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当时虽已会计独立，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管理的。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经济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们重视这一部分的事业，从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作别用，却听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本身事业上去。
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
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
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
